關東博士集團遭到致命打擊。
淳于越鬱憤而死。伏生、羊子等博士慘遭禁錮。還有一些博士既不願意供職於朝堂，又無法離開關中，無奈之下只好出走咸陽隱居山林，比如崔廣、唐秉、吳實、周術等四位博士就帶著一些弟子隱居於商山，後被人稱為商山四皓。
短短時間內，大秦七十博士存者寥寥，始皇帝用來融合中土文化的博士參政制度名存實亡。
大秦本土研習的是法家學術，各級學府遵從的是「以吏為師」的教育制度，所以《焚書》令對大秦本土影響甚小，但在關東郡國卻掀起了血雨腥風。
在激烈對決過程中，做為弱者一方的關東士人在生死存亡之刻也出現了分裂。
信奉變通之術者或者居心叵測者，馬上向秦人「繳械投降」，先保住性命再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性命保住，一切均有可為，而關東郡國的秦人當然不會趕盡殺絕，他們還需要這些關東士人的幫助以穩定地方和發展地方勢力。
還有一部分關東士人則誓死抗爭到底，不但不遵令焚書，還繼續聚眾叛亂。關東郡國的官長們當然不允許這些人與自己作對，損害到自己的利益，所以痛下殺手，堅決鎮壓。
中原、河北、山東、兩淮和江東等地都出現了坑殺叛逆的血腥事件，尤其兩淮的楚王公子昌和江東的吳王公子高，下令坑殺的叛逆都在萬人以上，而受到連累的無辜民眾多達幾十萬，其中就包括了不少名士大賢和他們的弟子門生。
按照始皇帝的要求，這些關東叛逆或被發配到北疆，或被流放至嶺南，絕不允許繼續留在關東為禍。
這場風暴一直延續到第二年的春天才逐漸平息，始皇帝和「集權」貴族集團以極其強硬的手段摧毀了傳承數百年的儒家、道家等諸子學術，獨尊法學，捍衛了「法治」，《韓非子》一書更是做為法家學術思想得到廣泛傳播，為大秦繼續行進在「法治」軌道上夯實了基礎。
※※※
這一年的冬天，北部疆域無戰事，匈奴人也沒有攻擊河西大月氏，而是忙於平定內部的叛亂。
攘外必先安內，匈奴人也不例外，這給了秦人實施「以夷制夷」策略的時間。秦人在西北疆暗中幫助大月氏加強防禦實力，在東北疆則議和安撫東胡諸族，慫恿他們反擊匈奴，而在代北等地，秦人藉助邊市回易，藉助雙方商貿的往來，以重利誘惑依附匈奴的樓煩、林胡、澹林等諸種部落，或暗中策反，或激化其內部矛盾以挑起爭鬥。
邊塞戰事的停息給北疆贏得了寶貴的休養生息時間，各邊郡在有限的中央財政支持和蓼園一系的巨賈們的持續投入下，開始從恢複期緩慢轉向發展期。
大秦本土郡縣自實施「輕賦薄徭」之策兩年多後，因為風調雨順和局勢穩定，再加上中央政策對本土國民的傾斜，導致本土國力的恢複速度大大加快。
太子扶蘇和右丞相隗狀在春耕之後返回咸陽，把巴蜀、荊宛和江南等地的糧食連獲豐收，國民正在擺脫苦難的消息奏報於始皇帝，始皇帝欣慰萬分。
關東地區的國力恢複速度不盡人意，一方面這和關東地區頻繁動蕩的局勢有關，另一方面則和統一前後秦人對關東地區的瘋狂掠奪有關，如今中央為了統一中土文化和穩定關東局勢，又給了地方郡國更大的權力，而地方勢力為了加快自身發展速度，果斷加大了對關東民眾的盤剝，這導致關東國力恢複的速度越來越慢。
同樣是「與民休養、輕賦薄徭」的政策，但在不同的地區由不同的官員去執行，其結果卻是截然不同。
※※※
始皇帝三十二年夏，天下郡縣奏報，大秦本土形勢一片大好，關東地區的形勢正在好轉，帝國似乎已經走上了平穩發展的道路。
然而，始皇帝和「集權」貴族集團卻看到更大的危機正撲面而至。
關東郡國如願以償地擴大了自身的權力，佔據了更多的財賦，而這些權力和財賦在幫助他們增加鎮戍力量以保證地方穩定的同時，也增加了他們自身的實力。按照這樣的局面發展下去，要不了幾年，關東郡國的力量就強大了，如果他們聯手，足以抗衡中央。
遏制和打擊關東郡國力量發展的辦法不是沒有，但任何一個損害到他們利益的政策都會遭到強有力的抵制，這種對抗直接危及到了關東地區的穩定，危害到了帝國和平統一的局面，也影響和阻礙到了帝國國力的恢複，所以咸陽現在不能主動出擊，只能維持目前的政策，先把大秦本土穩固起來，把中央權威建立起來，等到中央財政危機解決了，咸陽有了充足的財賦，再出手鎮制。
這裡面還有個前提，那就是北疆局勢要始終保持穩定。
北疆的穩定與否直接關係到大秦本土的安危。如果匈奴人在南北戰爭中取得了優勢，頻繁入侵，那麼中央必然要投入巨大財力進行南北戰爭。這個消耗非常龐大，僅僅依靠大秦本土的財力肯定不夠，必須傾盡整個中土的財力，但關東郡國力量假如不予配合甚至與中央公開對抗，那咸陽就非常被動。
始皇帝和寶鼎在這段時間就這一問題反覆商討。
始皇帝認為，要想方設法拖延匈奴人入侵的步伐，給中央贏得足夠的時間來解決「集權」和「分封」的矛盾，爭取在南北戰爭完全爆發之前，完成「集權」和「分封」之間的過渡，實現高度的中央集權。
寶鼎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大秦若想贏得南北戰爭，就必須中央集權，唯有中央集權，才能調動整個帝國的國力。目前形勢下，中央和地方始終存在激烈矛盾，根本不可能齊心協力一致對外。
說句不好聽的話，現在地方勢力巴不得匈奴人入侵，利用匈奴人來削弱中央，最終迫使中央放棄集權，分封諸侯。指望他們擱置爭執，傾儘力量支持中央進行南北戰爭，那根本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始皇帝或許是因為年紀越來越大、精力和體力都越來越差的原因，他很焦慮，很著急，總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權，所以他對中央權威過份樂觀了，而對關東地區的地方勢力卻嚴重低估。
李斯、周青臣、甘羅和趙高等「集權」貴族現在都站在始皇帝這一邊，他們看到國內形勢好轉，馬上就開始謀劃新的策略試圖遏制關東地方勢力的發展。
寶鼎一邊牽掛著北疆局勢，一邊又擔心國內局勢，而咸陽政局更需要他，為此他也是日理萬機，殫精竭慮，竟然在京城不知不覺地待了一年時間。
寶鼎想去北疆看看，但始皇帝和李斯等人一門心思要加快「集權」步伐，如果他離開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必然要發生變化，甚至會產生新的危機，再度引起局勢的動蕩，這導致寶鼎左右為難，猶豫不決。
轉眼到了秋天，這時候從代北傳來一個噩耗，安平侯司馬尚病危。
寶鼎再不猶豫，辭別始皇帝，日夜兼程趕赴北疆。
※※※
臨行前，寶鼎把帝國的兩位財政大臣和帝國的兩位主掌工程建設的大臣請到了太傅府。
治粟內史卿甘羅、少府卿趙高、將作大匠公子庄和司空陳祿四位中樞大臣同時受邀，理所當然和北疆建設有關，由此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寶鼎此次去北疆，可能要重開北伐之議，國策在未來兩年可能要做出重大調整。
「未來三年如果風調雨順、局勢穩定的話，中央財政能否擺脫危機？」寶鼎開門見山，直奔主題。
甘羅和趙高給予了肯定的答覆。
「依照我們的預測，未來三年中央財政的增幅會急劇增長，保守估計，明年中央財政就可以恢複到統一前的水平。」甘羅說道，「新農具和一些新的耕作技術在關中、巴蜀、荊宛和江南推廣至今，已經對糧食產量的增加產生了明顯的推動作用。關東的農耕發展也非常快，這得益於土地私有化。關東土地私有化的速度遠遠超過了大秦本土，再加上這三年『輕賦薄徭』，關東人正迅速擺脫饑寒困苦，不出意外的話，兩三年後關東人就可以過上好日子。」
甘羅說到這裡望著凝神傾聽的寶鼎，欲言又止。
關東土地私有化的速度快，是因為秦人的掠奪，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地方官僚和大小貴族手中，也就是說，關東地方勢力越來越大，而土生土長的關東人卻不得不忍受帝國中央和地方勢力的雙重剝奪，雖然生活不像過去那樣困苦，但相比大秦本土國民的安居生活，差距還是非常大，這導致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衝突也越來越激烈。
這是嚴重隱患。關東局勢持續動蕩，與關東地方勢力持續掠奪地方財富有直接關係。中央實施「與民休養、輕賦薄徭」之策，目的是讓關東人改善生活，擺脫困苦，穩定民心，而不是讓地方勢力藉此機會發展壯大對抗中央，所以始皇帝和李斯等大臣已經在商量對策了。
最佳對策當然是通過調整賦稅政策來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對財賦的佔有比例。地方郡國能夠支配的錢財少了，那麼其他權力當然相應削減，但這一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