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太子扶蘇回京，東巡結束。
太子扶蘇在廷議上向始皇帝和中樞大臣們詳細稟奏了東巡經過，述說了關東局勢以及關東士人對大秦國策所提出來的變革意見，具體闡述了「仁政」理念和學術上「百家爭鳴」的諸多關係到中土文化統一和由此延伸出來的相關利益等一攬子建議。
「仁政」的本質是「法治」和「禮治」的衝突，是「以法治國」和「以禮治國」這兩種治國理念的衝突，表面上它牽涉到大秦「嚴刑峻法」這一基本國策的變革，但實際上它直接關係到了社會各階層對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最終還要歸結到「集權」和「分封」這一本源矛盾上。
諸子百家要「百花齊放」，但中土文化又必須統一，而百家爭鳴的學術發展策略顯然與中土文化統一是相矛盾的，所以這一學術發展策略實質上是中土兩種治國理念的激烈衝突的延伸。
「禮」、「法」之間的融合是表像，代表這兩種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貴族集團肯定要有一番殊死搏鬥，互相妥協互相融合的條件目前並不具備。關東士人提出來的這一學術發展策略的目的實際上是想藉助「文化統一」這桿「大旗」來包圍和吞噬法家的學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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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保持沉默。
中樞大臣們也保持沉默。
接下來政局如何變化，國策如何變革，誰也看不清。
太子在東巡過程中親眼目睹到關東局勢所面臨的危機，親耳聆聽到關東人對這一危機的分析和建議，所以他的治國策略發生某些改變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些改變無一不觸及到了帝國國策的根本，由此導致始皇帝和太子之間必然會發生矛盾和衝突，而矛盾和衝突會導致政局動蕩，這對帝國的穩定和發展非常不利。
淳于越、伏生、叔孫通等關東博士卻不甘沉默，他們聯合上奏，旗幟鮮明地支持太子的奏議，懇請始皇帝和中樞加快變革的步伐，以便推動中土的穩定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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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始皇帝下詔，印製《韓非子》，把大秦的「法治」、「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的政治理念傳播於天下。
左丞相李斯主持此事，奉常、少府協助。
按照始皇帝的要求，《韓非子》一書要普及到所有的郡縣鄉亭，凡大小學府一律研習《韓非子》，凡中土士子入仕必須精通法家學術，以《韓非子》做為最基本的考核內容。
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浩大工程，集政治理念、學術思想、文化統一、文字統一、新技術等等於一身，對帝國的未來將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因為造紙和活字印刷技術的不成熟，趙高和大秦的能工巧匠們雖然使出了渾身解數，但第一批印製出來的書籍還是遠遠達不到傳播的要求，不過做為一種新生事務，它還是在咸陽引起了轟動。文武百官們對這種完全顛覆了他們認知的制書方式充滿了好奇，興趣非常濃厚，反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韓非子》這部書本身所蘊涵的重大意義。
始皇帝當然不會僅僅滿足於《韓非子》在京城的傳播，所以他在徵詢了李斯、趙高等大臣的意見後，斷然決定放棄印刷紙制書籍，轉而把已經印刷出來的《韓非子》送達天下郡國，由這些郡國組織人力日夜刻制竹簡，然後送達所屬諸縣，再由諸縣刻制竹簡送達鄉亭。
與此同時，始皇帝下詔，向天下郡縣派出御史，全程監督，凡在規定期限內未能完成任務者，就地革職，如有故意拖延或抗令者，嚴懲不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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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的態度非常明確，堅持「法治」，堅持「大一統」基礎上的「中央集權」。
始皇帝下詔推廣的不過是一本代表法家學術思想的著作而已，但它的影響力太大了。
法家學術做為官學得到了天下士人的承認，但它現在竟然成了天下士人入仕的基本條件，那就等於嚴重打擊了私學，打擊了除法家學術之外的其他諸子學術，斷絕了研習其他諸子學術的士人主要是關東地區士人的「飯碗」，更嚴重的是，它將斷絕其他諸子學術的傳承。
關東士人的入仕之路沒有了，他們世代傳承的學術要衰敗乃至滅絕，他們必然要反抗。
始皇帝的這一策略也可以說是統一中土文化的一種辦法，這種辦法簡單快捷，雖然是以滅絕其他諸子學術做為代價，但相比用保存和融合其他諸子學術的辦法來逐步實現文化的統一，它具有時間上的優勢。
此策實際上也是對「分封」貴族集團的一種打擊，如果此策得以順利實施並取得成功的話，「分封」貴族集團也就失去了「分封諸侯」的學術思想上的支持。可以想像，隨著時間的流逝，等到中土官僚集團都是法家子弟，帝國的整個官僚集團都信奉「大一統」和「中央集權」，那「分封」貴族集團還能實現自己「裂土封侯」的夢想嗎？
「分封」貴族集團首先是大秦的官僚集團。從這個集團的利益出發，他們當然反對關東士人加入到帝國權力和財富的分配之中。但「分封」貴族集團又妄圖分封諸侯，妄圖在帝國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獲得最大的一塊利益，所以他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們逐漸把自己從大秦的以堅持「法治」思想為主的官僚集團中分裂了出來，他們試圖藉助關東博士集團和關東本土地方勢力來抗衡中央。
從有利於推進「分封」的目的出發，以右丞相隗狀為首的在京豪門權貴和以吳王公子高、齊王公子驤為首的地方勢力紛紛上奏，他們雖然沒有明確支持太子，支持關東博士集團，但也建議始皇帝和中樞考慮到當前的局勢和關東地區的實際情況，行「仁義」之舉修改嚴酷刑律，拓寬選才渠道以保全私學，延續除法家之外的諸子學術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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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三十一年深秋，大秦迎來了實施休養生息之策的第二個豐收年。
「上計」開始，各郡國使者趕赴咸陽。經過初步統計，因為全國連續兩年大豐收，而北疆鎮戍今年的支出大幅削減，中央財政以最快的速度「觸底反彈」。樂觀估計的話，只要下一年度風調雨順再獲豐收，中央財政就能擺脫危機，迅速增長。
風調雨順固然重要，而國內外局勢的穩定則更是至關重要。
始皇帝書告武烈王公子寶鼎，授權他與匈奴人展開進一步的議和談判。雖然雙方結盟的阻力太大，但始皇帝認為，寶鼎可以在其職權範圍內，以北軍統率部的名義，與匈奴人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官方貿易，一方面贏得更長久的邊境和平，一方面儘快挑起匈奴人和大月氏、東胡之間的戰爭，另外也可以利用這種貿易獲得更多的戰馬，增強北軍遠征的能力，為幾年後的北伐做好準備。
因為中央財政狀況得到改善，未來一年的預期也非常樂觀，所以中樞不少大臣建議重新開始直道的修築，同時考慮到咸陽宮太小，更多的大臣建議在渭南上林苑中修建一座宏偉的新皇宮。還有就是始皇帝的驪山寢陵已經停修數年，也應該繼續修築了。
始皇帝有所心動，徵詢寶鼎的意見。
寶鼎毫不猶豫，斷然阻諫，而且言辭非常犀利。
直道的主要工程量集中在子午嶺和白于山，削山填谷，耗費驚人。前期在子午嶺段的修築之所以緩慢，就是因為其工程量超過了原先的估算。新皇宮和驪山陵也是龐大工程，保守估計僅僅所需徵發的民夫就多達百萬以上。百萬人的建設大軍，需要耗費多少財政？
現階段帝國的國策就是「與民休養、輕賦薄徭」，就是要集中力量恢複國力，任何損耗國力的土木工程，不管是不是急需或者必要，一律禁止。凡違令者，等同於謀反叛國，殺無赦。
中央財政擺脫危機，持續增長，並形成良性循環，是確保帝國穩定和中央權威的基礎。沒有充足的財政，中央拿什麼戍邊？拿什麼供養軍隊？沒有軍隊，中央拿什麼保證帝國的穩定，保證老嬴家對中土的統治？
寶鼎隨後再上一道奏章，他在奏章中嚴厲警告文武百官，北疆鎮戍關係到中土的存亡，南北戰爭迫在眉睫，中央財政在改善之後都要投到這場戰爭之中，誰敢打中央財政的主意，誰敢置北疆危機於不顧，那他就是大秦的敵人，十惡不赦，人人得而誅之。
此奏一出，咸陽震驚，所有關於大興土木的呼聲瞬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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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冬來臨。
寶鼎看到咸陽政局平穩，隨即決定西巡，與大月氏王紫蘇會晤。
就在這個時候，關東出事了。
《韓非子》在全國郡縣刻制，凡帝國官僚都要研習，各級學府都要教授，但現實情況是，大秦本土郡縣基本上能嚴格執行，而在關東地區卻遭遇到了巨大困難和阻力。
秦人官僚畢竟有限，即便以武將領文職，也一樣嚴重不足。治理一個郡縣需要真本事，僅靠認識幾個大字遠遠不夠，再加上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實際情況，所以關東地區尤其是邊遠地區的各級府署中，大量徵募關東士人充任掾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