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的這個決策迎合了朝堂上各方勢力的需要。
你要繼續進行統一戰爭以加大對地方的控制權，可以，我滿足你的願望；你要修築直道以發展北疆武力，也可以，我也滿足你的願望；你要開闢西南戰場以圖東山再起，可以，我同樣滿足你的願望。
秦王政滿足了所有貴族們的願望，而唯一受到損害的就是普羅大眾的利益。雖然今日朝堂上的君王和貴族們都知道普羅大眾是大秦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但在激烈的利益爭奪中，普羅大眾非常不幸地成為博弈的工具。
寶鼎試圖勸阻，他穿越而來，知道普羅大眾一旦爆發，其威力足以摧毀帝國，但這個時代的君王和貴族們不知道，在他們所熟知的歷史裡，還沒有哪個王國是被普羅大眾所摧毀，所以，在這個時代的君王和貴族們的眼裡，普羅大眾就是微不足道的草芥蟻螻，在他們所認知的世界裡，唯一威脅到王國生存的是貴族。
商湯滅夏，是貴族所為；武王伐紂，是貴族所為；秦滅周，還是貴族所為。今日大秦吞滅關東五國，誰是決定性力量？依舊是貴族。
寶鼎告訴秦王政：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亦載舟，水亦覆舟。這個道理在後世者看來極其淺顯，垂髫幼兒都知道，但在這個時代，它不過是大賢荀子的一家之言，因為在這之前的歷史沒有給荀子的這個理論提供足夠的證據。
寶鼎苦口婆心地告誡秦王政，普羅大眾的利益必須放在第一位，否則帝國必將因此受到懲罰，甚至有亡國之禍。
秦王政聽不進去，他承認寶鼎的說法有道理，但僅僅也就是有道理而已。在當前局勢下，讓秦王政把普羅大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讓秦王政與整個貴族集團做公開對抗，讓秦王政暫時停止統一戰爭轉而去實行「與民休息」之策，顯然不現實。不是秦王政不想做，而是他做不了，強大的貴族集團會阻止他，即便秦王政強行下令實施穩定戰略，貴族集團也會想方設法讓這一戰略徹底失敗。
寶鼎苦嘆，他窮盡心血改變了歷史，原以為歷史軌跡會在統一前後發生顛覆性的改變，誰知今天聽到秦王政的決策，他才知道歷史竟然奇蹟般地又回到了固有的軌跡上，他的一切努力幾乎全部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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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秦軍在贏得中原決戰後，以摧枯拉朽之勢殺過淮河，攻佔壽春，俘虜楚王負芻。接著項燕和楚國貴族立熊啟為新楚王，與秦軍在淮南再次決戰。這次決戰項燕和熊啟全部戰死，楚國貴族逃亡江東。王翦率軍殺進江東，滅殺楚國。秦滅楚之戰，前後歷時四年，耗費巨大。
然後就是王賁轉戰遼東，滅燕。接著南下直殺山東，齊國投降。再接著就是江南戰場全面打響，屠睢、任囂指揮五十萬大軍分五路殺向南嶺，試圖一戰而定，擊殺六國餘孽，開闢西南。這一仗遭遇重挫，一打就是七八年。
南方遠征大戰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北方開始征伐。秦王政和中樞當然不會狂妄自大到兩線作戰，雖然歷史把北伐歸結為秦王政的窮兵黷武，但稍稍思考一下，不難發現是匈奴人的入侵迫使大秦不得不陷入兩線作戰的窘境。蒙恬在北方戰場上連戰連捷，攻克賀蘭山，取河南之地，又殺到陰山腳下，取雲中之地，然後就是大規模的移民和邊塞屯田。
這時候直道修築已經完成，蒙恬和三十萬大軍出塞作戰，攻佔河南之地，顯然是受益於這條「高速公路」給他們提供的源源不斷的糧草和武器。
在秦王政死去之前，南征、北伐都已完成，而付出的代價就是對中土普羅大眾的瘋狂壓榨，「官府」和「國民」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爆發的邊緣。
本來中土的戰爭總算結束了，大秦總算可以「休養生息」了，如果秦王政再活十年，大秦或許能延續更長時間，但秦王政死了，而國內最激烈的矛盾也就爆發了，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大秦轟然傾覆。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農民為首的普羅大眾推翻了一個強大的帝國，從此中國人相信了荀子的治國理論，歷代君王和貴族們更是把「水亦載舟亦能覆舟」做為警世恆言。
秦王政和貴族統治階級在統一後的大約八年時間裡為了穩定和鞏固新生帝國，完成了歷史上所謂的全部「暴政」，其中南征、北伐、直道修築和靈渠開鑿所耗費的錢財與興建六國宮殿、阿房宮和驪山陵的錢財相比起來，後者就是九牛一毛，根本不值一提。
南征和靈渠開鑿需要耗費多少？北伐和直道修築又要耗費多少？如此龐大的財政支出，剛剛統一的帝國中央財政根本支撐不了，最終逼得秦王政和貴族們不得不瘋狂地壓榨普羅大眾，以「敲骨吸髓」來形容毫不為過。
現在中土距離歷史上的統一時間還有三年，而現在秦王政竟然做出決策，把歷史上本該用十一年時間來完成的事情，在未來幾年裡全部完成，這太瘋狂了，瘋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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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大秦在統一之前，其國內最激烈的矛盾肯定是「集權」和「分封」的矛盾，而統一之後，因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生，「官」與「民」的矛盾迅速成為國內最激烈的矛盾。
歷史只記載結果，而結果背後的原因早已湮滅。寶鼎現在總算知道了在歷史書籍上，大秦為什麼統一之初有分封之議，而其後竟然相隔八年，才有淳于越借「師古」之名重提分封，接著便爆發了「焚書」、「坑儒」兩大重案。這兩大重案實際上就是「集權」和「分封」的矛盾再次爆發。
這八年秦王政在幹什麼？南征，北伐，修直道，修靈渠，最終南征、北伐勝利了，而秦王政則利用南征、北伐順利地轉移了當初國內最激烈的「集權」和「分封」的矛盾，挑起了「官」和「民」的矛盾，由此不但阻礙了功臣們對地方的控制，牢牢地壓制了功臣們對「分封」的追求，而且籍此機會建下顯赫功勛，增強了中央的絕對權威。
南征北伐完成了，分封之議再起，但看看秦王政和中央在「焚書」、「坑儒」兩大重案中的表現，不難發現秦王政和中央已經在八年之後，擁有了絕對的權威，絕對的實力。
「焚書」大案看上去並不複雜，焚書而已，但仔細想一想，秦王政和中央以「私藏禁書」為借口屠戮了多少功臣？誅殺了多少妄圖「分封」，妄圖對抗中央的貴族？
扶蘇在「坑儒」大案爆發後，直言勸諫，難道扶蘇當真是為了阻止秦王政不要誅殺那一幫招搖撞騙的「方士」？其實想一想就知道了，秦王政之所以要殺「方士」，是因為「方士」已經成為秦王政和貴族們博弈的工具，殺「方士」不過是為了掩蓋他誅殺「方士」背後的貴族而已。
歷史上沒有記載秦王政在「焚書」、「坑儒」兩大重案中誅殺了多少功臣和貴族，但從幾年後大秦的轟然傾覆中不難看出，整個大秦的貴族階層尤其宗室、楚系和本土老秦貴族基本上看不到了，除了被歷史所記載的宗室王子公主、關東系的馮氏和蒙氏被誅殺外，其他人呢？在大秦倒塌的那一刻，難道整個大秦朝堂上可堪重用的只有章邯一個大臣？宗室重臣呢？隗氏呢？熊氏呢？郿城孟西白、夏陽司馬氏呢？他們當時都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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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做出推測，大秦在統一之初，雖然秦王政已經壓制了宗室和本土老秦人，打擊了熊氏，但「集權」和「分封」的矛盾還是來勢兇猛，危害了大秦的安危，危及到了統一大業，所以秦王政斷然決策，放棄休養生息之策，發動南征。
南征並不順利，這其中肯定有貴族們的阻擾，於是北伐又開始了，最終中央財政崩潰，大秦不得不壓榨普羅大眾，竭澤而漁。
南征當真迫不及待嗎？北伐當真一定要打嗎？南征一定要開鑿靈渠，讓軍隊越過南嶺開闢西南疆土嗎？北伐一定要修築直道，讓軍隊出塞佔據河南和雲中嗎？
大秦剛剛統一，當務之急是休養生息，是與民休養，是恢複國力，這是基本常識，秦王政和中央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秦王政和中央對此一清二楚，既然南邊的六國餘孽和百越蠻夷並不足以危及到大秦安危，既然北方有長城為阻，入侵的匈奴人暫時還不會危及到咸陽的安全，那麼秦王政和中央為什麼還要急不可耐地發動南征和北伐，非要把中央財政推向崩潰的邊緣，非要把「官」與「民」的矛盾推向爆發的邊緣？
唯一的解釋不是秦王政要「窮兵黷武」，要實施「暴政」，而是當時國內「集權」和「分封」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功臣們控制軍隊和地方勢力，與中央形成對抗，割據稱霸正在形成，分裂和戰亂正在來臨。
於是秦王政發動南征，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陷阱，把功臣所控制的軍隊和地方勢力推進陷阱。功臣們本以為藉助南征可以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實力，最終迫使秦王政和中央分封諸侯，哪料到南征消耗了他們的軍隊，吞噬了他們的地方實力。北伐也是一樣，北伐雖然勝利了，但軍隊的消耗同樣驚人，同時他們還要鎮戍遼闊的邊疆，而更重要的是，北疆軍隊嚴重缺乏糧食。秦王政和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