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戰場尚有二十萬大軍，這二十萬大軍鎮戍代北和燕南數千里的邊疆，以目前的北方局勢來說，也是捉襟見肘。
現在是非常時期，戰爭太多，戰場太大，兵役的徵發已經是常態，像關中、晉中等地的壯勇從河北決戰之後，基本上沒有回過家了，造成的問題不僅僅是國人自身生活的窘迫，更嚴重的是關中和晉中等郡縣無兵可征，無役可調，由此受到影響的不僅僅局限於農耕、賦稅等方面，也影響到了京畿和本土的安全。
兵制不得不改，而兵制的基礎是兵役制度，中土諸侯國基本上都是實行徵兵制，比如大秦的兵役對象就囊括十七歲和六十歲男子，但如今因為實際情況，兵役制度名存實亡，十三四歲的少年和六十多歲的老者在戰場上隨處可見。
現在統一進程加快，常備軍的數量暴漲，隨之而來的就是國防策略的變革，軍權架構的變革，軍隊編製的變革，等等，這些變革無一不牽扯到中樞和軍隊、軍隊和地方、中樞和地方等各方利益，所以博弈激烈，混亂在所難免，而混亂的結果就是功臣們擁兵自重，中央權威遭到削弱，而中央為防止軍隊和地方勢力坐大，又不得不集中軍權，不遺餘力的控制軍隊，於是矛盾層生，由此也就有了中原決戰的失利。
中原決戰的失利是各種矛盾糾纏在一起激烈碰撞的結果，其根本原因是各種利益關係沒有理順，而根源則是對權力和財富的爭奪。若要緩解矛盾，理順關係，那麼就必須在國策變革上形成決議，各方互相妥協，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上達成一致，這樣大秦上下才能朝一個方向前進，才能贏得中原決戰的勝利和統一大業的成功。
然而，大秦的國策變革方向正處在不斷的搖擺之中，武烈侯雖然暫時妥協了，但他絕不會放棄國策變革的主導權，為此他要迅速增強自己的實力。實力決定一切。
武烈侯在穩固了北方戰場後，便把全部精力投到了代北和燕南兩地的穩定上。
穩定的前提不僅僅是邊疆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讓民眾吃飽穿暖，所以發展農耕是第一，兼顧畜牧的同時還要想方設法發展工商業，但無論是發展農耕畜牧還是工商業，都需要高效而忠誠的地方府署和地方官吏。
大秦官吏儲備的嚴重不足就此暴露。雖然寶鼎很早就警告過秦王政和中樞，並獻計獻策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中土太大，需要的官吏太多，僅靠大秦本土力量根本不夠，所以最終寶鼎不得不面對現實，只能從軍隊中抽調軍官去地方郡縣任職，而地方掾吏則基本上從地方徵募。
這種地方官吏的組成所蘊含的隱患之大可想而知，但短期內沒有辦法解決，只能一步步來，一步步改變，就像發展農耕和工商業一樣，需要耗費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走上正軌並有所成效。
北方局勢穩定的基礎是打造一支龐大而精悍的軍隊，尤其在統一前後的幾十年里至關重要。北方因為生產力落後，財賦嚴重不足，如果常備軍數量過於龐大，必將給中央財賦帶來無法承受之重，所以實施在徵兵制基礎上的輪換更戍是保證北方擁有一支龐大軍隊和強悍戰鬥力的唯一辦法。
武烈侯和軍政官長們經過一次次商討，拿出了構建北方防禦體系的一系列方案。在這個方案中，長城是第一道防線，太行山是第二道防線，事實上也就是把當初秦、趙、燕三國的北方防禦體系整合為一體，除了連接三國長城，修繕和加固烽燧要隘堡壘，拓寬和開闢交通要道，加大墾荒屯田的力度外，就是軍隊建設，而軍隊建設中最重要的就是騎軍建設和地方壯勇的訓練。
這一綜合防禦體系牽涉到方方面面，其工程量貌似「宏偉」，其實不然。在過去的近百年時間裡，秦趙燕三國在北方防禦上花費了無數的心血，在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已經非常完備了，武烈侯不過把它們融合到了一起而已，耗費不多，但事務卻非常繁雜，其主要就是協調各邊郡、軍隊和地方、中土人和北虜諸種之間的利益而已，而協調中央和北方邊郡、中央和北方鎮戍軍之間的利益是最為艱難的。
武烈侯一次次上奏，與秦王政和中樞大員們私人之間的書信往來也是異常頻繁。
秦王政和中樞在此事上並沒有設置過多的障礙，一則他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原決戰上，沒有更多時間去關注武烈侯所要構建的這個龐大的北方防禦體系，二則北方鎮戍直接關係到統一大業和中土安全，如果武烈侯和北方三地的軍政官長們能在數年內完成這個防禦體系，其意義就太大了，所以從秦王政到中樞，到中央府署，基本上都採取了支持態度。
年底之前，武烈侯請奏咸陽，懇請把中山的軍政大權暫時授予自己，以便集中代北、燕南和中山三地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完成這個防禦體系的構建。秦王政和中樞不想在中原決戰的關鍵時刻與武烈侯激化矛盾，所以給了一些限制後，也就痛痛快快地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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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武烈侯一邊恭賀新年，一邊請奏，在北方防禦體系中，利用農閑時間訓練壯勇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考慮到現在是非常時期，軍隊的數量和質量都急待提高，所以他希望咸陽授權，在農閑時期以徵調兵役的方式在代北、燕南和中山三地集結壯勇，按照軍隊的編製進行集中訓練。
武烈侯的這個奏議讓咸陽大吃一驚。
訓練壯勇是正常的事，以軍隊編製進行集中訓練也很正常，過去關中藍田大營和晉中太原大營都是以這種方式訓練壯勇，這樣一旦打起仗來，地方軍拉到戰場上就是絕對主力，否則如何保持軍隊的戰鬥力？
這幾年關中和晉中的壯勇全部到了前線，不在北方戰場就在中原戰場，藍田大營和太原大營就是一個空架子，大秦本土尤其京畿的防守力量已經削弱到了極致。當然，這和統一進程的快速發展有關，過去出了函谷關、井陘塞和句注塞就是前線，藍田大營和太原大營的作用至關重要，進可攻退可守。現在不一樣了，現在大秦的疆域迅速擴大，北方邊疆是代北和燕南，東部前線在中原的大梁也就是鴻溝一線，關中和晉中成了本土腹地，藍田大營和太原大營的軍隊當然也就隨之遠離本土腹地了。
這種新形勢導致的結果就是中央空虛。疆域大了，前線遠了，而在外征戰的軍隊卻還是本土的軍隊，短時間內被征服土地上的「新國民」忠誠度非常低，不能使用，即便徵調也是數量有限，所以中央空虛是必然。正是因為如此，武烈侯才提出了「虛內守外」的國防新策略。
新形勢的出現不代表大秦君臣就能隨之改變治國理念，改變統治策略，尤其在這個關係到大秦興衰存亡之刻，頑固的保守思想肯定是主流。從秦王政到中樞大臣，一個個身處歷史洪流之中，一個個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對未來的無知導致他們非常恐懼，每走一步都戰戰兢兢，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堅持固有的治國理念，堅持傳統的統治策略，在此基礎上進行謹慎而微小的調整就成為一種必然。
誰能抓住時代的脈搏大踏步前進？唯有先知先覺的武烈侯而已，唯有那些追隨武烈侯、崇拜武烈侯、盲從武烈侯和與武烈侯的利益緊緊捆綁在一起的人。
咸陽的保守派實際上就是以秦王政為首的堅持「法治」、堅持中央集權制的所謂的激進勢力。這個「激進」實質上是建立在大秦傳承了一百餘年的「法治」基礎上，激進的「法治」理念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權制，而固有的傳統的「法治」治國理念是否還與新時代的發展相適應？
秦王政和部分中樞大臣堅持「守內虛外」的國防策略，也就是說，統一之後，軍權要集中於中央，軍隊要控制在中央手上，屏衛京畿，而邊疆鎮戍則交給封國和邊郡地方軍，一旦有外虜入侵，中央的軍隊則飛速趕赴邊疆戰場。
秦王政要修建咸陽到北疆的「直道」，其目的就是控制邊疆，其根源則是來自於「守內虛外」的國防策略。
武烈侯妥協了，甚至在「直道」的修築上拿出了比秦王政更好的方案，但武烈侯顯然是「以退為進」，說一套做一套。
武烈侯要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構建北方完整的防禦體系，這正常；武烈侯要在北疆墾荒屯田，發展農耕畜牧，發展工商業，這也正常；武烈侯要增強北方鎮戍力量，抓緊時間訓練邊郡壯勇，這同樣正常。但是，把這三件事放到國策變革的爭論上，放到現在的新形勢里，放到統一前後中土局勢的變化中，再仔細看一看，想一想，不禁讓人駭然心驚。
武烈侯這是在抓緊一切時間，抓住一切機會打造自己的獨立王國啊。
代北、燕南和中山三地有多少壯勇？其中又有多少北虜諸種的強悍勇士？以軍隊編製進行訓練，實際上就是建設新軍隊，這個軍隊數量有多少？北方戰場本來就有二十萬鎮戍軍，再加上這支新建的由北方壯勇組成的軍隊，那麼北方鎮戍軍的規模將達到何等恐怖的地步？
武烈侯要穩固北疆，要在代北戰場與匈奴人作戰，還要遠征遼東，還要承擔戍守中土之責，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再加上北疆強悍的武力，足以讓咸陽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