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庸聽到這裡已經明白了，武烈侯與熊氏、隗氏、王氏組成了一個秘密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由宗室、楚系和老秦人三大勢力構成。這是一股多麼龐大的力量，熊庸都不敢想像這三大勢力如果公開聯手，將給咸陽宮以怎樣的衝擊，但每個勢力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勢力與勢力之間也有激烈的利益衝突，目前這四大家族能夠坐在一起，當然是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結果，公開結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只有在特殊時期特殊利益的驅動下，四大家族才會合作，他們所代表的三大勢力才會聯手操控政局。
今日，三大勢力就在商議如何操控朝政，讓政局向有利於三大勢力的方向發展。
熊庸此刻才知道自己在武烈侯心目中的地位。雖然當初在蓼園的時侯，武烈侯說過，希望他承擔起重建熊氏的重任，但那時候熊庸對政局了解有限，以年輕人特有的狂熱心態看來，他要在熊氏的廢墟中干一番事業，現在他總算意識到自己的淺薄和無知。脫離了龐大的熊氏，他什麼都不是，他也沒有能力重建熊氏的輝煌，他必須繼承熊氏，然後利用熊氏的力量再一次崛起。
這一代的熊氏將隨著老太后的去世而凋落，這是大勢所趨，誰也無力挽回。現在熊氏要做的就是為未來的復出做準備，他是熊氏下一代的中堅人物，他的使命就是重建熊氏的輝煌。
熊庸的心情非常複雜，既有對熊氏凋落的悲哀，也有對未來的期待。今天四大家族三大勢力坐在一起商談的內容就是未來，而設計未來的就是武烈侯。望著坐在上席從容淡定侃侃而談的武烈侯，熊庸難以想像大秦和大秦各方勢力的命運竟然操控在這樣一位年輕君侯的手上，匪夷所思地事情，如非親眼所見，他根本想像不到武烈侯竟然有如此顛覆乾坤的本事。
熊庸靜靜地聽著武烈侯與熊熾、王賁和隗藏的密談，用心分析著每句話背後的意思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力變化。不久的將來，他將代替熊熾，成為熊氏家族的代表，參加這種控制天下命運的權力博弈中。想到整個天下都操控在自己手中，那種感覺實在是令人激動萬分。
當前最為迫切的就是重新制定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方案，而這種方案的制定需要國策和軍政財各方面具體政策的全方位配合，國策和具體政策的制定則需要三大勢力控制朝政。
現在控制朝政的就是楚系外戚，但制定國策的卻是君王和他的內廷大臣。
大秦中樞實際上就是內廷，內廷制定國策，外廷則主要負責執行。三公九卿都是中樞大員，參與國策的制定，但在實際運作中，君王和他的近侍大臣們牢牢控制著國策的制定權。
依照武烈侯的謀劃，基本國策要修改，在「法治」的基礎上輔以「禮治」，但「禮」、「法」之爭延續幾百年了，事實證明「以法治國」在爭霸兼并中明顯佔據了上風，大秦的崛起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然而，今日「以法治國」的思想與早年的法家學術思想已經有很大區別了。
「禮治」不適應時代需要了，而「法治」又嚴重損害了貴族利益，不被貴族所接受，於是這兩種學術思想自然開始了取長補短的過程，子夏和他的西河學派應運而生。子夏是「儒學禮治」思想過渡到「法家政術」思想的一位承上啟下的人物。正是因為有了西河學派的理論基礎，魏國的變法才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魏人公孫鞅更是在秦國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法家學術思想也在進步，從公孫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到韓非的「法術勢」之大成，而韓非的大成則得益於從師荀子，從中汲取了大量的「禮治」思想，從而把「法治」思想推到了巔峰之境。
子夏的「變法經世」讓儒學得以適應時代並發展，而荀子的「禮治」則融合了「法治」，就此把儒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孟子的核心思想是「義」，而荀子的核心思想則是「禮」。荀子的「禮治」思想就是以禮義為主體，兼重於法，以「仁義」和「王道」來實現天下的統一。
寶鼎認為他不可能改變大秦延續了一百多年的「法治」國策，但秦王政在統一之後，把「法治」的「君權至上、中央集權」發揮到了巔峰，導致「法治」嚴重偏離了正常軌道，最終導致了帝國的崩潰，所以他唯一要做的就是遏制「君權至上、中央集權」，而辦法就是在國策中強行加入「禮治」中的某些可以被秦王政和中樞所能接受的思想，另外諸如墨家、道家、黃老之學等有利於大秦穩定和發展的思想也儘可能拿出來，去影響和干涉國策。
要實現以上目標，首先就要把具有這些不同治國理念的士人送進朝堂，或者讓朝堂上三大勢力中的官僚接受這些不同的治國理念。
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學術文化上的百家爭鳴，依託中原厚實的文化學術底蘊和西河、鬼谷等學派打造中土文化學術聖地，引導儒法合流，禮法統一，以此思想來影響和改造一批舊官僚，培育一批新官僚，二是官僚的選拔制度，必須堅持「以賢取才」，讓更多具備「儒法合流、禮法統一」思想的士人進入官僚階層，甚至成為新的貴族。
所以，對寶鼎這個利益集團來說，在中原創建大學府，進一步改革學府制度和完善選拔制度，才是整個謀劃中的關鍵所在，是重中之重。
這個關鍵所在指向的目標就是「法治」與「禮治」合流統一，最終實現「外儒內法」，而在具體國策上的體現就是「君權至上」基礎上的郡縣制和分封制並存。郡縣制體現了「法治」所追求的「中央集權」，而分封制則延續了「禮治」所追求的宗法等級制度和貴族世襲特權。
寶鼎知道歷史發展的軌跡，「外儒內法」的「禮治」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央集權」是大勢所趨，大秦若想避免崩潰的命運，就必須走這條路，但這條路任重而道遠，它有階段性，中央集權不可能一蹴而就，從歷史經驗來看，必須要以郡縣制和分封制並存來過度。當然，這個過度過程中避免不了內戰，然而，它終究算是一種平穩過度，不至於像原有歷史一樣一個龐大帝國突然間轟然傾覆。
寶鼎有遠大目標，而他所在的既得利益集團沒有這種遠見卓識，三大勢力追求的是權力和利益，是分封制，是貴族世襲特權。從這一點出發，三大勢力毫無例外地絕對支持寶鼎的謀劃，並決心將其進行到底。
整個謀劃中最重要的策略定下來了，那麼軍事上和財賦上的變革就順理成章了。
軍事上，寶鼎要推動中樞制定國防大策略，要制定以積極防禦為核心的「守外虛內」之策，這個策略的關鍵是「守外」，秦軍主力大兵團都在四方戍守邊境和拓展疆土，那麼兵團統率將擁有相當大的軍權。當前老秦人控制著軍隊，寶鼎與老秦利益一致，命運更是休戚相關。此策一旦成功實施，將幫助本利益集團在未來政局中獲得極大優勢。
財賦上的變革牽扯的利益最為直接，也是博弈最激烈的地方。
呂不韋主政的時侯主張「以商富國」，但呂不韋尤其重視農耕的發展，畢竟糧食才是國之根本。呂不韋下台後，法家大臣推翻了「以商富國」的國策，主張「重農抑商」。呂不韋本來就「重農」，中樞要做的其實就是「抑商」，但現實擺在這裡，中土諸侯並列，斷絕商貿事實上就是自絕財路，所以「抑商」的目標隨即指向了被鉅賈富賈所控制的一些命脈行業，比如鹽鐵，牧馬苑，大兵作坊等等，中樞試圖以「官營」來代替「私營」，把財富儘可能集中於王室金庫，以充國資。
秦軍拿下韓魏，佔據中原，中樞馬上決定打擊中原鉅賈富賈，其目的很簡單，就是「抑商」。本土鉅賈富賈牽扯的利益太大，動不了，那必然要從本土以外的鉅賈富賈開始動手。
中樞打擊中原鉅賈富賈的理由其實非常充分，誰敢保證這些人不在暗中幫助韓魏叛逆舉兵謀反？但此策危及到了寶鼎這個利益集團的謀劃。
寶鼎要在中原打造文化學術聖地，他必然要贏得中原人的支持，但中原的王族和公卿貴族肯定要給無情鎮壓下去，能夠給寶鼎以支持的只有中低層士人和鉅賈富賈，而鉅賈富賈和中原貴族又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留下這些鉅賈富賈，把他們的利益和蓼園的利益緊緊捆到一起，寶鼎認為自己必然能夠在最短時間內贏得中原人的支持。
寶鼎所提出來的這些基本國策和具體政策，與中樞所持的治國理念有直接衝突，雙方必然有一場爭鬥。
但寶鼎這個利益集團掌握著「終極武器」，那就是老太后。
老太后還活著，她說話還有作用，她依舊可以干涉朝政，不過她的時間不多了，在她活著的有限時間內，寶鼎和本利益集團必須調整一系列的人事安排，以確保在她死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本利益集團依舊可以影響和控制朝政。
楚系外戚公開跳出來支持武烈侯，秦王和中樞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楚系外戚和武烈侯做了交易，楚系外戚以國策上的支持來換取武烈侯對王統的支持。秦王必然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