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典出莫里哀喜劇《非做不可的醫生》。史迦那蘭冒充醫生，至病家診病，知主人不懂拉丁文，乃信口胡謅，首四字純出杜撰；後數字則從初級拉丁課本上隨意拾綴而來，根本不成句，無意義可言。見原劇第二幕第四場。此典在法國已為家喻戶曉之成語。"你懂拉丁文嗎？"一語，常為訛詐外行之意。
一朝遇到了一個"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謹慎的躲到美學中去了。在那個不可侵犯的盾牌後面，他把不這樁公案以內的貝多芬，瓦格納，和所有的古典音樂都攻擊得體無完膚（在法國，要恭維一個音樂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樂家盡行打倒，做他的犧牲不可）。他宣稱新藝術已經誕生，過去的成規都被踩在腳下了。他提到一種音樂語言，說是巴黎音樂界的哥侖布發見的；這新語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語言取消了，因為一比之下，古典音樂已經成為死語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對這個革命派音樂家暫時取保留的態度，預備看過了作品再說；一方面也對大家把全部音樂作犧牲而奉為音樂之神的傢伙大為懷疑。他聽見別人用褻瀆不敬的語氣談論昔日的大師，非常憤慨，可忘了自己從前在德國說過多少這一類的話。他在本鄉自命為藝術叛徒，為了判斷的大膽與直言無諱而激怒群眾的，一到法國，一聽最初幾句話，就發覺自己頭腦冬烘了。他很想討論，但討論的方式很不高雅，因為他不能象一般紳士那樣只提出論證的大綱而不加說明，卻要以專家的立場探討確切的事實，拿這些來跟人麻煩。他不憚進一步的作技術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說愈高的聲音只能教上流社會聽了頭痛，提出的論據與支持論據的熱情也顯得可笑。那位批評家趕緊插一句所謂俏皮話，結束了冗長可厭的辯論，克利斯朵夫駭然發覺原來批評家對所談的問題根本外行。可是大家對這個德國人已經有了定論，認為他頭腦冬烘，思想落伍；不必領教，他的音樂已經被斷定是可厭的了。但二三十個眼神含譏帶諷的，最會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時又都回頭來注意這個怪人，看他揮著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許多笨拙而急劇的動作，睜著一雙憤怒的眼睛，尖聲尖氣的嚷著。原來西爾伐·高恩特意要教朋友們看看滑稽戲。
談話離開了文學，轉移到女人身上去了。其實那是同一題材的兩面：因為他們的文學總脫不了女人，而他們所說的女人也老是跟文學或文人糾纏不清。
大家正談著一位在巴黎交際場中很出名的，貞潔的太太，最近把女兒配給自己的情夫，藉此羈縻他的故事。克利斯朵夫在椅子上扭來扭去，疾首蹙額的表示不勝厭惡。高恩發覺了，用肘子撞撞鄰座的人，說這個話題似乎把德國人激動了，大概他很想認識那位太太罷。克利斯朵夫紅著臉，嘟囔了一陣，終於憤憤的說這等婦女簡直該打。這句話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卻裝著甜美的聲音，抗議說女人是絕對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他在巴黎是個風流豪俠的護花使者。）——克利斯朵夫回答說，這種女子不多不少是條母狗，而對付那些下賤的狗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拿鞭子抽一頓。眾人聽了又大叫起來。克利斯朵夫說他們向女人獻殷勤是假的，往往最會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聲聲尊敬女人；他對於他們所講的醜史表示深惡痛絕。他們回答說那無所謂醜史，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還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個極有風韻的女子，並且是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國人可又嚷起來了。高恩便狡獪的問，照他的理想，"女人"應該是怎麼樣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對方在逗他上當；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強，照舊中了人家的計。他對那些輕薄的巴黎人宣說他對於愛情的觀念。他有了意思沒有字，好不為難的找著，終於在記憶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辭，說了很多笑話教大家樂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嚴肅，那種滿不在乎，不怕別人取笑的態度，也著實了不得：因為說他沒看見人家沒皮沒臉的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後，他在一句話中愣住了，怎麼也說不出下文，便把拳頭往桌上一擊，不作聲了。
人家還想逗他辯論；他卻擰著眉毛，把肘子撐在桌上，又羞又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終席，他一聲不出，只顧著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國人完全不同。鄰座的人不懷好意的勸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滿滿的，他都毫不遲疑，一飲而盡。雖然他不慣於飽餐豪飲，尤其在幾星期來常常挨餓的情形之下，他卻還支持得住，不至於象別人所希望的那樣當場出彩。他只坐著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為他醉了。其實他除了留神法語的對話太費勁以外，只聽見談著文學也覺得厭倦：——什麼演員，作家，出版家，後台新聞，文壇秘史，彷彿世界上就只有這些事！看著那些陌生的臉，聽著談話的聲音，他心裡竟沒留下一個人或一縷思想的印象。近視的眼睛，茫茫然老是象出神的模樣，慢慢的望桌子上掃過去，瞅著那些人面又似乎沒看見。其實他比誰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覺得罷了。他的目光，不象巴黎人或猶太人的那樣一瞥之間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極小極小的片段，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長時間的，好比海綿一樣，吸收著各種人物的印象，把它們帶走。他似乎什麼都沒瞧見，什麼都想不起。過了很久，——幾小時，往往是好幾天以後，——他獨自一人觀照自己的當口，才發覺原來把一切都抓來了。
當時他的神氣不過是個蠢笨的德國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聽見同桌的人互相呼喚名字以外，他什麼也沒聽到，只象醉鬼一樣固執的私忖著，怎麼有這樣多的法國人姓著外國姓：又是法蘭德的，又是德國的，又是猶太的，又是近東各國的，又是英國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國姓……
他沒發覺大家已經離席，獨自坐在那裡，想著萊茵河畔的山崗，大樹林，耕種的田，水邊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幾個還站在飯桌那一頭談著話，大半的人已經走了。終於他也決心站起，對誰都不瞧一眼，徑自去拿掛在門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畢，他正想不別而行的時候，忽然從半開的門裡瞧見隔壁屋裡擺著一件誘惑他的東西：鋼琴。他已經有好幾星期沒碰過一件樂器了，便走進去，象看到親人似的把鍵子撫弄了一會，竟自坐下，戴著帽子，披著外套，彈起來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兒，也沒注意到有兩個人悄悄的溜進來聽：一個是西爾伐·高恩，極愛好音樂的，——天知道為什麼，因為他完全不懂，好的壞的，一律喜歡；另外一個是音樂批評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較簡單，對音樂既不懂也不愛，可是很得勁的談著音樂。原來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東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為這樣說也好，那樣說也好，他們都無所謂。
丹沃斐·古耶是個胖子，腰背厚實，肌肉發達，黑鬍子，一簇很濃的頭髮捲兒掛在腦門上，腦門鋪有些粗大的皺痕，卻毫無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臉彷彿在木頭上極粗糙的雕出來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象個木商或是當挑夫的奧弗涅人。他舉動粗俗，出言不遜。他的投身音樂界完全是為了政治關係；而在當時的法國，政治是唯一的進身之階。他發見跟一個當部長的某同鄉有點兒遠親，便投靠在他門下。但部長不會永久是部長的。看到他的那個部長快下台的時候，丹沃斐·古耶趕緊溜了，當然，凡是能撈到的都已經撈飽，特別是國家的勳章，因為他愛榮譽。最近他為了後台老板的劣跡，也為了他自己的劣跡，受到相當猛烈的攻擊，使他對政治厭倦了，想找個位置躲躲暴風雨；他要的是能跟別人找麻煩而自己不受麻煩的行業。在這種條件之下，批評這一行是再好沒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報紙的音樂批評的職位出了缺。前任是個頗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為非要對作品和作家說他的老實話而被辭掉的。古耶從來沒弄過音樂，全盤外行：報館卻毫不躊躇的選中了他。人們不願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對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費心的：他決不會那麼可笑，把自己的見解看做了不起；他永遠會聽上面的指揮，要他罵就罵，要他捧就捧。至於他不是一個音樂家，倒是次要的問題。音樂，法國每個人都相當懂的。古耶很快就學會了必不可少的訣竅。方法挺簡單：在音樂會裡，只要坐在一個高明的音樂家旁邊，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他說出對於作品的意見。這樣的學習幾個月，技術就精通了：小鵝不是也會飛嗎？當然，這種飛決不能象老鷹一樣。古耶大模大樣的在報紙上寫的那些胡話，簡直是天曉得！不管是聽人家的話，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的纏夾，什麼都在他蠢笨的頭腦里攪成一團糟，同時還要傲慢的教訓別人。他把文章寫得自命不凡，夾著許多雙關語和盛氣凌人的學究氣；他的性格完全象學校里的舍監。有時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駁，便啞口無言，裝假死。他頗有些小聰明，同時也是鄙俗的傖夫，忽而目中無人，忽而卑鄙無恥，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節的諂媚那班"親愛的大師"，因為他們有地位，或是因為他們享有國家的榮譽（他認為估量一個音樂家的價值，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餘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