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拉
塔里克說他有個室友，室友的表哥曾經因為畫火烈鳥而遭到公開的鞭打。他——那個表哥——對它們的愛好好像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
「畫了整整一本寫生簿，」塔里克說，「用油彩畫了幾十隻火烈鳥，有的在湖裡散步，有的在沼澤地曬太陽。還畫了一些在落日下飛翔的。」
「火烈鳥。」萊拉說。她望著靠牆而坐的他，他那條完好的腿屈了起來。當早些時候朝他跑過去之後，現在這種衝動又出現了。此時此刻，她在前門有一種想摸摸他的衝動，她很想雙手抱著他的脖子，把頭埋在他胸前哭泣，用低沉而含糊的聲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喚他的名字；但這種念頭讓她覺得很尷尬。她是否表現得太過急切了，她尋思，太過絕望了？也許是這樣吧。但她情難自禁。現在她又想摸摸他了，想再次向自己證明他真的在這裡，他不是夢，不是幽靈。
「真的，」他說，「火烈鳥。」
塔利班見到那些畫的時候，塔里克說，看到那些鳥裸露的長腿，他們很生氣。把那個表哥的雙腳綁起來，用鞭子抽得他腳底出血之後，他們向他提供了一個選擇：要麼把畫毀掉，要麼把火烈鳥畫得雅觀一些。所以表哥拿起了畫筆，給每一隻鳥畫上了褲子。
「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東西：伊斯蘭教的火烈鳥。」塔里克說。
說完他們兩人哈哈大笑，但是萊拉強行抑制住笑聲。她為自己缺了一個門牙的發黃牙齒而感到臉上無光。為自己蒼老的面容和腫脹的嘴唇感到羞愧。她希望剛才她有機會洗臉，哪怕梳理一下頭髮也好。
「但最得意的人是他，那個表哥，」塔里克說，
「他用水彩畫上了那些褲子。塔利班一走，他就把它們洗掉了。」他笑了起來——萊拉發現他自己也缺了一顆牙齒——望著自己的雙手。「真的。」
他戴著氈帽，穿著登山鞋，黑色的羊毛衫塞進卡其褲的褲腰。他微笑著，慢慢點頭。萊拉不記得他從前說話是不是這樣的：「真的」這個詞，若有所思的表情，手指在膝蓋上搭成帳篷，連這點頭的方式也是新的。如此成熟的詞語，如此成熟的動作，她為什麼會覺得吃驚呢？現在他已經是成年人了，塔里克，他是一個動作遲慢、笑容中帶著疲憊的二十五歲的男人了。他很高，留了大鬍子，比她夢到的他要瘦一些，但雙手看上去很強壯，一雙勞動者的手，布滿了彎彎曲曲的血管。他的臉依舊瘦削而英俊，但膚色已經不像從前那麼淺了；他的額頭有風吹雨打的痕迹，和脖子一樣，都被太陽曬得發黑，這是一個終於結束了勞累的漫長征途的旅人的額頭。他的氈帽被推向腦袋後面，她能看出來他已經開始禿頂了。他那雙褐色的眼睛比她記憶中的更加陰鬱，更加蒼白，或者這只是由於受到房間里光線的影響。
萊拉想起了塔里克的母親，想起了她那從容不迫的舉動、機靈的笑容和暗紫色的假髮。也想起了他的父親，想起了他那斜斜的目光和詼諧的個性。剛才在門口，萊拉淚如雨下，聲音顫抖著，跟塔里克說起她還以為他和他的父母都已遇難，塔里克當時搖了搖頭。所以現在她問他，他們——他的父母——過得怎麼樣。但塔里克望著地面，稍微有點心煩意亂地說：「過世了。」這時她後悔說了這句話。
「對不起。」
「嗯。是的。我也對不起你。給你。」他從口袋掏出一個小小的紙袋，把它遞給萊拉。「阿里安娜送給你的禮物。」裡面是一塊用塑料帶包紮的乳酪。
「阿里安娜。這個名字真好聽，」說出這句話的時候，萊拉努力讓自己的聲音別顫抖，「你的妻子啊？」
「我的山羊。」他帶著期待眼神沖她微笑，彷彿在等待她想起什麼事情來。
然後萊拉想起來了。那部蘇聯電影。阿里安娜是船長的女兒，那個和大副談戀愛的女孩。那一天，她、塔里克和哈西娜看著蘇聯的吉普和坦克離開喀布爾，那一天，塔里克戴了一頂搞笑的俄呈斯皮帽。
「我得把它系在插進地面的木樁上，」塔里克說，「還修了一道籬笆。因為有狼。我住在一個山腳的地方，附近有一片樹林，估計有四分之一平方英里吧，主要是松樹，也有一些冷杉和雪杉。那些狼主要生活在樹林里，但一隻喜歡到處亂晃的咩咩叫的山羊會把它們引出來。所以我修了籬笆，打了木樁。」
萊拉問他住在那座山的腳下。
「皮爾潘甲山。在巴基斯坦，」他說，「我住的那個地方叫穆里；那兒是個避暑勝地，距離伊斯蘭堡一個小時的車程。那兒有很多山和植物，有很多樹，海拔很高。所以夏天很涼快。是一個旅遊勝地。「早在維多利亞時期，他說，因為那兒臨近英國軍隊在拉瓦爾品第的司令部，英國人就把它建成避暑用的山區營地。人們還能看到一些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殘跡，塔里克說，茶館啦，鐵皮屋頂的平房啦，那些所謂別墅啦，諸如此類的東西。城市本身很小，但是很宜人。主幹道叫做摩爾街，街上有一個郵局，一個市場，幾家餐廳，還有一些靠出售繪了圖案的玻璃和手工編織的地毯來敲詐遊客的商店。還有一點很奇怪，摩爾街是單行道，一個星期車朝這個方向開，一個星期車朝另外一個方向開。
「當地人說愛爾蘭有很多地方的交通也是這樣的，」塔里克說，「我不知道。不管怎麼說，它是個好地方。生活很平淡，但我喜歡它。我喜歡在秀眺生活。」
「和你的山羊。和阿里安娜。」
萊拉說出這句話，本意倒不是為了開玩笑，而是暗暗希望他會把話頭接下去，說說還有什麼人和他一起擔心山羊會被狼群吃掉。但塔里克只是點點頭。
「我也為你的父母覺得難過。」他說。
「你聽說了。」
「我剛才跟幾個鄰居交談過。」他說。他停頓了一會，萊拉心想還有哪個鄰居會告訴他這些。「我一個人都沒認出來。原來那些熟人，我是說。」
「他們全都走了。你認識的人沒有一個留下來的。」
「我認不出喀布爾。」「我也認不出，」萊拉說，「我從來沒有離開過。」
「媽媽交了一個新朋友。」察爾邁伊在那天晚上說。塔里克已經離開，他們剛吃過晚飯。「一個男人。」
拉希德抬起頭。「真的嗎？」
塔里克問他能否吸煙。
他們在臨近白沙瓦的納西爾·巴格赫難民營住了一陣，塔里克一邊說，一邊把煙灰敲進碟子。他和他的父母到達時，已經有六萬名阿富汗人生活在那兒。
「和其他一些難民營比起來，比如說連真主都唾棄的扎洛扎伊難民營，它不算太糟糕，」他說，「我猜它曾經是某種模範難民營，早在冷戰年代就建起來的，這是一個西方國家可以指著向全世界證明他們向阿富汗輸送的不僅僅是武器的地方。」
但那是蘇聯戰爭時期的光景，塔里克說，當時聖戰組織抗擊蘇聯，全世界對此都很關注，瑪格麗特·撒切爾的來訪也帶來了大量的捐助。
「後來的情況你都知道的，萊拉。戰爭結束之後，蘇聯四分五裂，西方繼續發展。阿富汗再也不值得他們下血本了，錢很快用完。現在納西爾-巴格赫難民營到處是帳篷、灰塵和敞開的下水道。我們到那邊之後，他們交給我們一根木棍和一張帆布，要我們自己搭帳篷。」
塔里克說他們在納西爾·巴格赫待了一年，印象最深的是那兒的顏色：褐色。「褐色的帳篷。褐色的人。褐色的狗。褐色的粥。」
他每天爬上一棵沒有葉子的樹，坐在樹枝上，看著那些難民躺在陽光之下，傷口和殘肢一目了然。他望著一些瘦小的男孩用汽油罐輸送清水，收集狗屎用於生火，用鈍刀雕刻木頭的玩具衝鋒槍，搬運一袋袋麵粉，那些麵粉已經結成硬塊，誰都無法用它來做麵包。風一吹過，整個難民營的所有帳篷就會噼啪作響。風兒還吹彎了隨處可見的叢生雜草，吹起了在各處泥屋屋頂之上飄揚的風箏。
「很多孩子死掉了。痢疾，肺結核，飢餓——各種各樣的原因。大多數死於該死的痢疾。真主在上，萊拉，我真的看到很多小孩被埋葬。一個人不可能看到比這個更糟糕的景象。」
他雙腿架在一起。他們兩人沉默了好一會。
「我父親沒有熬過第一個冬天，」他說，「他在睡覺的時候去世了。我想他走得很安詳。」
就在那年冬天，他說，他母親得了肺炎，差點死掉。難民營有一個由旅行車改裝而成的流動診所，幸好遇上流動診所中的醫生，否則他母親就死定了。她整晚睡不著，發燒，不停地咳嗽，吐出鐵鏽色的濃痰。排隊看那個醫生的人很多，塔里克說。每個排隊的人都在不停地發抖、呻吟、咳嗽，有的還大小便失禁，屎尿順著大腿流下來，其他一些人則因為太累或者太餓而說不出話來。
「但他是個很好的人，那個醫生。他給我母親看病，給她一些藥丸，在那個冬天救了她一命。」
也是在那年冬天，塔里克堵住了一個孩子。
「十二歲，也可能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