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沒人確切地知道，「等級」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麼。有一些人，例如萬斯·帕卡德，曾嘗試援用更客觀的術語，也談論過「社會地位體系」。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後繼者們，傾向於在談到一個人擁有多少財富以及它的利益槓桿作用時才談論「等級」。他們談的「地位」是指一個人擁有多少觀眾的社會聲望，而他們說到「黨」時，則是在衡量一個人的政治勢力多大，也即是說，你究竟擁有多少內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騷擾和麻煩，不受別人的擺布。我說的「等級」包括以上三個方面，不過也許對「地位」尤其強調。我真誠希望「等級」（caste，尤指印度的世襲等級制度。一譯者注）這個詞已經美國化了，因為它能很好地表達這個國家實際上非常嚴格的等級界線，以及一個人想從養育了他的地位向上或向下移動的困難程度。
我們不僅要問：美國社會裡一共存在多少社會階層，最簡單的回答是：兩種——富人和窮人，僱主和僱員，地主和佃農，資產階級和貧民階層。或者，不考慮經濟和政治因素，而只考慮風度和生活格調，則有紳士和無賴。當一組社會學家向一位調查對象詢問「社會等級」一詞包含了什麼意思時，他回答：「看你有沒有教養」。而按「社會化」的標準來考察，則把那些「享受」世襲財產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慮這件事的人區別開來。保羅·布盧姆伯格注意到，今天還存在一種「基本的社會等級差別」，這就是買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買不起房子的人之間的差別，如果按這一思路再降一級，這種區別就變成了買得起車的人和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等公共汽車的人。英國幽默作家吉麗·庫柏在她的《等級》（1981）一書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會圖景：「有負疚感的」人和「被欺騙的」人。她寫道：
「一邊是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儘管他們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階級掙得多，卻總是心懷歉疚，滿腦子都是社會關懷。另一邊則是各種勞動階級，他們已經被電視和報刊雜誌中關於美好生活的種種想像徹底洗了腦，於是因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塊大小而覺得受了欺騙。」
世界上只存在兩個等級——這種觀點也被二戰期間英國駐北非第八步兵團的一名士兵意識到了，他曾雄辯地描繪了這種區分：
「長官，這就是一個倒霉蛋打發自己倒霉的一輩子的好辦法，不是嗎？您聽說過等級差別這回事嗎，長官？讓我來告訴您這是什麼意思。它是說，維克斯·阿姆斯特朗掙了錢卻裝成輸了的樣子，邱吉爾又點燃了一支雪前，《泰晤士報》在解釋「自由」和「民主」，而我，屁股坐在利比亞的戰壕里，用鋼盔朝一個昏迷的傢伙劈頭蓋臉地澆涼水。只要你能呆在一個好等級里——這一點非常重要——這等級制就錯不了，長官；因為一個等級得到蜜糖，而另一個等級只有狗屎。」
對這名士兵的結論可以另外有一種我們的表達，那就是，每一個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為兩類：安全的和危險的。每年有十萬名工人因為與工作相關的事故或疾病死亡，四十萬人因工傷致殘，六百萬人在工作時健康受到損害。在《勞動階層的大多數》（1974）一書中，安德魯·李維遜寫道，「所有那些認為過去的等級差別已經消失的陳同濫調和讓人樂觀的說法，都會因為下面這個不爭的事實而變得毫無意義——美國的工人必須將重傷甚至死亡視為他價：每天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中產階級則不需要。」他接著說：
「想像一下，如果每年總有那麼幾個公司總部像礦井一樣坍塌下來，砸死六十到七十名管理人員，全球會爆發多少抗議的呼聲？或者假設所有的銀行都長期瀰漫一種可以令經理。職員、出納員們生癌的看不見的毒塵，情況會怎樣，最後，試著想像一下，如果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名大學教授在他們工作時失聰，斷指、失去手或者有時是眼睛，請想像一下那種恐怖……
說到死亡和受傷，也許是美國最可怕的等級分界線。正是這條分界線，把聽任自己的孩子在越南被殺害或遭受殘暴而無能為力的父母們，與那些逃脫了這場惡夢的富有的父母們（這主要得力於臭名昭著的S－2大學生緩期服役計畫）區別了開來。這一次等級分界，已經深深切進了美國社會的心臟地帶，它帶來的創痛將持續毒害好幾代人。誰若對這個國家的等級意識仍將信將疑的話，就應該去聽聽一位失去兒子的勞動階層父親的直白：
「我心裡很苦，真的。敢用你那該死的美元打賭，我心裡很苦。正是像我們這樣的人，為這個國家捐出了自己的孩子。那些商人，他們經營這個國家，並從裡頭大把地掙鈔票。那些上過大學的人，那些大學教授，他們去華盛頓告訴政府該怎麼怎麼做？但他們的兒子，他們並沒有在沼澤里死掉，我說在越南。先生，他們沒有。」
一位母親補充說：「我們始終沒辦法弄明白，當我的孩子不得不動身上路時，所有那些富人家的孩子，那些住在郊區的高級住宅里的孩子，是怎麼逃開這一切的。」
二分法的確能簡易而又有效地強調不公和表達痛苦。但一種三分法也同樣被很多人採用，這很可能是因為，「三」這個數字代表著勝利、希望、智慧。它總能奇特地預示徵兆，令人聯想到民間傳說，甚至還頗有神秘的魔力。至少從上個世紀起，當馬修·阿諾德（19世紀英國詩人，曾在死前遊歷美國。一譯者注）將他的鄰人和朋友劃分為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種，或者像他那令人難以忘懷的三個命名一樣：野蠻人（注意，指上等），菲利士人（中等）和平民（下等），英國人早已普遍接受了三個等級的劃分。中等階層的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從這個三層觀念出發來思考等級制度，這不僅因為這個觀念為他們提供了道德和社會安全感，同時，這種劃分恰到好處地使中層能夠等距離地遠離那個高於他們的階層（也遠離那些屬於上層特有的種種罪惡，諸如驕傲、勢利，揮霍、漠不關心），和那些低於他們的等級及其各種特徵（諸如骯髒、拘束、羞慚、屈辱）。儘管稱呼「下層階級」的英式婉語「勞動階層」大有取前者而代之的勢頭，上層、中層、下層仍是稱呼這三類人的習慣性用語。
如果說，在等級劃分上，普遍為人接受的數字是三層，社會學家們則更傾向於「五」層：
上層
中上層
中層
中下層
下層
要將等級的數目一一數清，有些人可能會自動放棄，因為他們會像寫作《美國的炫耀》（1981）一書的約翰·布魯克斯發現的一樣：「在新的美國結構當中，各種各樣的等級彷彿無窮無盡。」或者，他們會像一位被問及波士頓等級狀況的當地人一樣回答：「要我去數清楚或者叫出名來的等級大多了……見鬼，大概有十五到三十個吧。」(就像一個良好的美國公民，他會馬上補充一句：「不過，這事兒跟我可他媽毫無關係。」）
我的研究結果使我確信，這個國家的等級最好分為如下九類：
有一點最開始就要弄明白：區分這些等級的決非只有財富一項標準。「不可能只根據金錢，」一位工人說得尤為正確，「因為誰也不會確切知道你這方面的情況。」與金錢同樣重要的因素還有風範、品味和意識。喬治·奧威爾說過：「從經濟上說，毫無疑問只有兩種等級，富人和窮人。但從社會角度看，有一整個由各種階層組成的等級制度。每一個等級的成員從各自的童年時代習得的風範和傳統不但大相徑庭——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且，他們終其一生都很難改變這些東西。要從一個人出生的等級逃離，從文化意義上講，非常困難。」當約翰·肯尼迪在電視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時，一臉吃驚地回頭沖他的朋友說：「這傢伙一點沒檔次。」當然他指的並非金錢。
想像巨額財產和高薪就能賦予一個人高等身份的人們，或許能從一本名叫《與一位百萬富翁共同生活的一年》的小書中獲得些許安慰。該書的作者是科尼里斯·文德比爾特·惠特尼，他於1981年聖誕節將此書（免費）送給他的朋友們。不用多說，這位作者的平庸、愚蠢，自滿和毫無智慧，只能讓讀者聯想到《拉德納響鈴》中的角色。或者像辛克萊·劉易斯的《認識柯勒惠芝的人》一類的諷刺喜劇里的人物。「他們很有大城市人的氣派，」惠特尼在描述一次聚會上遇到的人們對說，「來自全國各個地方。」他說得越多，讀者就越容易覺察，除了他的錢以外，惠特尼骨子裡壓根兒就是一個中產階級傢伙，他不自覺他說著他那個社會階層的種種陳詞濫調。
對於再往下的階層，這條原則同樣適用：金錢並非那麼說明問題。約翰·布魯克斯援用兩家在郊區毗鄰而住的居民為例，很好他說明了這一點，一位先生是汽車修理廠的機修工，典型的「藍領」；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僱員，「白領」。他們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別卻大極了。「藍先生」購置了一座乾淨漂亮的「牧場小屋」，「白先生」買下了一座破爛的舊屋，並且自己動手重新裝修了一番。藍夫人在當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