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絕大多數美國人感到，他們的確生活在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等級制度當中，他們甚至懷疑，正是對社會地位的種種顧慮，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們的言談舉止。然而迄今，社會等級這個話題依然顯得曖昧可疑，並且經常是過於敏感的。時至今日，哪怕只是稍稍提及社會等級這個話題，也能大大地激怒別人。這情形就仿如一個世紀以前，當坐在紳士們的社交沙龍中飲茶時，一旦有誰過於公開地談及性問題，舉座頓時會變得鴉雀無聲。
最近有人間我正在寫些什麼，我回答道：「一本關於美國社會等級的書。」這時，人們總是會先緊一緊自己的領帶，然後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兒磨損的程度。幾分鐘之後，他們便會悄悄站起身走開。這不僅僅是由於他們懷疑我是個社會等級暗探，而是彷彿我剛才的話說的是：「我正在寫一本書，想鼓勵人們用幼海豹的屍體痛打幼鯨，直到它們斷氣」。自動手寫這本書以前，我已經數次體驗了R·H·托尼洞察到的一個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書里寫道：「『等級』這個詞暗示著種種令人不快的聯想。所以，只要在這個話題上稍作逗留，就會被理解成是精神變態、嫉恨和充滿偏見的癥狀。」
尤其在美國，等級這個觀念相當令人尷尬。社會學家保羅·布盧姆伯格在他的作品《衰落時代的不平等》（1980）中，乾脆把社會等級稱作「在美國遭禁的思想。」此話可是不假。通常，哪怕這個話題剛被觸及，人們就開始變得煩躁不安。當兩名採訪人問一位婦女，她是否認為這個國家存在不同的社會等級時，她回答道：「這是我所聽到過的最最骯髒的字眼！」當另一位男士被問及同一個問題時，他變得很有些憤懣，「社會等級應該被徹底消滅！」這句話衝口而出。
實際上，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人們恰恰暴露了對社會等級的敏感：越是感到煩惱和憤怒，越說明等級存在的真實和嚴酷。如果誰容易變得非常焦慮，這種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產階級，你非常擔心自己會下滑一個或兩個等級梯級。另一方面，上層階級熱衷於談論這個話題，因為他們在這種事上投入的關注愈多，就愈顯得地位優越。貧民階層通常並不介意討論這個話題，因為他們清楚，自己幾乎無力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所以，對他們而言，整個的等級問題幾乎就是一個笑話——上層階級空洞的貴族式的自命不凡不過是一種愚頑和妄自尊大；而中產階級的焦慮不安和附庸風雅則令人生厭。
事實上，對社會等級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產階級，有時候他們甚至會被這個問題嚇得要命。在某圖書館裡一冊由拉塞爾·林斯所著的《時尚先鋒》（1954）中，一位中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記。此書有一節以屈尊俯就的態度論及中產階級那不可靠的裝飾品味，然後冷嘲熱諷地將他們和另一些階層更為高級和精緻的藝術行為作了一番比較。在這段文字旁邊，這位怒火中燒的讀者用大寫批道：「狗屎！」就我的經驗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無可救藥的中產階級男士（說不定是位女士？）。
正像你在等級問題上的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階級身份一樣，解釋這件令你生氣的事物的方式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底層的人們樂於相信，等級是由一個人擁有的財富多少來作為標準的。生活在中層的人們承認金錢與等級差別有關，但一個人所受的教育和從事的工作類型同樣重要。接近上層的人們認為品味、價值觀、生活格調和行為方式是判斷等級身份不可或缺的標準，而對金錢、職業或受教育程度則未加考慮。
斯塔茲·塔克爾曾為寫作《美國：分離街》（1967）採訪過一位女士。她不但對等級這一問題表示出驚慌不安，而且出乎本能地將職業視為劃分等級的主要標準，這類反應清楚無誤地提示了她的中產階級身份。「就在這條街上，住著幾乎各種等級的人們，」她說，「可我不該提等級這個字，」她接著說，「因為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有等級差別的國家裡。」接著，職業標準就來了。「但在這條街上，既有看門人，也住著醫生，還住著商人和會計師。」社會學家們司空見慣的是，受訪人總會屢屢聲明他們居住的地區並不存在社會等級差別。《美國生活中的等級》（1959）一書的作者列昂納德·羅埃斯門寫道：「幾乎無一例外地，調查者記錄下的第一句話總是：『我們這個城市沒有等級差別』。一旦這句話脫口而出，也就道出了這個地區存在的等級差別，因為隨之而來的是同一社區的好公民們令人驚異地眾口一辭表示附合。」小說家約翰·奧哈拉曾經不遺餘力地探索過這一極度敏感的主題。他對此問題的敏感簡直讓人吃驚。還在孩提時代，他就開始留心觀察他出生和成長的賓夕法尼亞州某小鎮。「年長的人對待其他人可不是平等的。」
美國的等級差別是如此複雜和微妙，以至於國外的訪客常常會忽略那些細微的差異，或者有時甚至意識不到等級結構的存在。就像弗朗西絲·陶勒普在1932年遊歷美國時描繪的那樣，「平等的神話真是威力無邊。」政府面對這個問題時相當尷尬——成百上千的劃分級別的手段從政府機構出爐，而官方卻不承認存在社會等級——所以，國外訪客稍不留意就會忽視等級體系在這個國家的運轉方式。英國小說家和文學批評家瓦爾特·愛倫的經歷就是很好的例證。五十年代，在他來美國一所大學教書之前，他曾想像：「美國幾乎不存在等級，就算有，也許不過是為了在不同種族群或者源源不斷的移民潮當中作一些區分吧。」可是，在麻州格蘭德拉皮茲城住了一段時間後，他終於清醒了。在那裡，他見識了新英格蘭的勢利力量，以及當地人長期以來對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與文化權威所表現的順從。
一些美國人滿懷快意地看待七十年代電視連續劇《燈塔山》的失敗。這是一部有關上流社會的作品，以英國戲劇《樓上，樓下》為原型。觀眾堅信並籍此安慰自己，這部作品之所以會以悲慘的失敗告終，是因為美國並不存在等級制度，也就是說，根本不可能有人對這類題材的藝術性感興趣。其實他們錯了。《燈塔山》未能吸引美國觀眾的原因是因為，它關注的也許是本地人最不感興趣的部分——准貴族上層階級。如果故事發生在一個人人都會關注的衝突點上，比如說：要麼是上層階級與中產階級衝突。並抵制後者向上侵入的企圖；要麼是中產階級同仇敵汽地對付低於自己的階級，那麼這種戲劇化表現的效果就會好得多。
如果說外國人經常對美國政府關於社會平等的宣傳信以為真的話，本地的公民倒是樂於了解個究竟，哪怕他們談論這個問題時多少會感到不安。一位敏銳的南方黑人這樣斷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喬依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級論等的。」這話讓我們覺得，現實確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說，「我討厭說生活中存在著等級差別，只不過，人們跟與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
他這種用「相似背景」區分某類人等級的方式，儘管科學他說並不確切，但與其他任何試圖把一個等級與另一個等級區別開的方式幾乎毫無二致。不論你與另一個人是在討論公羊隊還是四九年人隊（以1849年涌往加州淘金的人命名的橄欖球隊。一譯者注），也無論是討論休閑旅行汽車。大屋（即牛津大學的基督教堂）、萊奧尼斯大媽、紐約證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園、還是瓷器，如果你不覺得有必要對你話中的暗示詳加說明，或者根本無意解釋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與一位與你等級身份相同的人談話。這一點千真萬確。
本書中，我的理論將主要針對社會等級問題中那些可視的和可見的符號，但我會主要集中在反映了一個人的行為選擇的符號上，這意味著，我不會考慮種族因素，甚至，除非偶爾論及，也不會考慮宗教或政治因素。種族的區別顯而易見，卻由不得自己選擇。宗教和政治觀點通常由人選擇，但人們的表現除了偶爾限於前院的聖龕或汽車保險桿上的小標貼，一般並不外露。面對一個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羅馬天主教徒」還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繪的領帶」或者「蹩腳的滌綸襯衫」，你聽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論」。
為了弄清楚諸如此類五花八門的信號，我一直依靠感覺和直觀判斷，而非任何可以稱為「合乎科學標準的」方法。正如《高層：形象與現實》（1980）的作者阿瑟。馬維克所說的一樣，我深信，「等級……，正因為這是一個大過嚴肅的話題，所以不能留給社會科學家們來處理。」
等級尤其應該成為一個嚴肅的美國話題。因為在這裡，我們並沒有一個世襲的頭銜，地位和榮譽的體制可以從容展開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級體系。這個社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會都要變化得更快。並且，幾乎是獨一無二地，美國人會因為在這個社會立足何處的問題而困惑不安。三十年代賦予人們等級身份的種種事物——打高爾夫球穿的白色亞麻布綁腿燈籠褲，鍍鉻的雞尾酒搖晃器，白色滾邊馬甲——說得婉轉些，已是昨日黃花，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