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四、上帝的晨光

教會在早期是很簡單的組織。人們一旦明白世界的末日並不是迫在眉睫,最後審判日也不會在耶穌遇難以後接踵而至,基督教還要在淚谷里掙扎很長時間,便開始感到需要建立一定形式的統治體系。

基督徒最初(由於全是猶太人)都在猶太教堂里聚會。由於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產生摩擦,非猶太人就到別人家的空屋子開會,如果找不到能容納所有虔誠(和好奇)的信徒的房子,就乾脆在露天或廢石場召集會議。

起先會議都在星期六舉行 。但隨著猶太基督徒與非猶太基督徒之間的感情日趨惡化,非猶太基督徒便廢棄了星期六安息日,把聚會改在死者復活的星期日。

這些莊嚴的儀式完全體現了公眾的特點和感情特點。沒有固定的講演和說教,沒有教士,所有男女只要感到內心被聖火激勵,都可以站起來剖白內心的信仰。按照保羅的描述,這些虔誠的弟兄們「以雄辯的口才」,使這位偉大的聖徒心裡充滿了對前途的展望。他們當中大多人是平民百姓,沒受過什麼教育。他們即席良言的真誠當然是無可懷疑的,但他們常常過於激動,象瘋子一樣大喊大叫。教會雖然頂得住迫害,卻受不了人們的冷嘲熱諷。於是,保羅、彼得以及他們的繼承人不得不花費力氣維持秩序,平息人們因急於表達精神世界和神聖熱情而引起的紛亂。

開始時,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為規章制度與基督教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不過人們最後還是從實際出發,同意集會按照固定的儀式進行。

集會以一首讚美詩開始(用以安撫可能在場的猶太基督徒)。然後,全體教徒就高唱新近為羅馬和希臘崇拜者譜寫的歌曲。

唯一預先擬好的演說是傾注了耶穌一生哲學思想的著名禱文。然而在數世紀中,佈道都是自發的,只有感到心裡有話說的人才能登台說教。

但是,隨著集會次數的增加,總是對秘密團體懷有戒心的警察開始干涉了,因此必須推選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與外界打交道。保羅曾高度評價了領導的才能。他把他在亞洲和希臘走訪的小團體比做驚濤駭浪中的小舟,要闖過怒濤洶湧的大海,就必須有聰明絕頂的舵手。

於是虔誠的信徒們又湊在一起,選出男女執事。他們是整個團體的「僕人」,要照顧好病人和窮人(這是早期基督徒關心的事情),管理好集體財產,還要料理所有日常瑣事。

到了後來,教會的成員有增無已,事務性管理變得複雜不堪,非有專職的執事不可,於是幾位「老者」被推舉擔當此任。他們的希臘稱呼是「長老」,按我們說法就是「神父」。

過了些年,每個村莊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又有必要提出大家都要執行的共同政策。人們選出了「總監」

(即主教)來監督整個教區,並代表教區與羅馬政府打交道。

很快,帝國的各個主要城市裡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 、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羅馬、亞歷山大和雅典,這些聞名的當權人物。

在開始階段,主教掌管著耶穌當年曾經生活、受難、死去並廣受尊敬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自從耶路撒冷被摧毀、期待世界末日和天國成功的一代人從地球上消失以後,可憐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宮殿里被剝奪了原有的威望。

虔誠的信徒首領的位置很自然地被那個「總監」頂替了。「總監」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衛著西方大聖徒保羅和彼得當年殉教獻身的地方——他就是羅馬大主教。

這個主教與其它主教一樣,也被稱做「神父」或「聖父」,這是對聖職人員的一般稱呼,表示熱愛和尊敬。然而在以後的數世紀里,「聖父」這個頭銜在人們心目中只與主教管區的首領相聯繫。每當人們提到「聖父」,所指的只是羅馬的大主教——教皇,絕不會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這是個自然貼切的發展過程。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總統」一詞時,絕無需再加上「美國」一詞做限定,因為我們知道這裡指的是政府首腦,不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局長、哈佛大學校長或國聯主席 。

「教皇」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正式公文里是二五八年。那時羅馬還是強盛帝國的首都,主教的勢力完全被皇帝所吞沒。但是在以後的三百年中,凱撒的後裔時常受到外侵內亂的威脅,便開始尋找更為安全的新巢穴。他們在國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名叫拜占庭。它是根據一個傳說中的英雄拜扎斯而得名的,據說特洛伊戰爭結束不久,拜扎斯曾經在這裡登岸。它座落在幾條割開歐亞大陸的海峽之畔,虎視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業要道,控制幾家獨一無二的工商業中心,在商業上享有重要地位,斯巴達人和雅典人為了爭奪這個富足的要塞,曾經拼殺得你死我活。

然而拜占庭在亞歷山大時代以前一直是獨立自主的。它落入馬其頓之手沒多久,便納入了羅馬帝國的版圖。

現在經過十個世紀的財富積累,被稱為「金號角」的海港里擠滿了來自上百個國家的船隻,它被選中作為帝國的中心。

羅馬的居民被撇下聽任哥德人、范達爾 人、天知道還有哪些野蠻人的虐待宰割。他們看到皇宮一連好幾年空空如也,看到政府部門接二連三地搬遷到博斯普魯斯海峽之濱,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照千里之外製定的法律行事,都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經來臨了。

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任何事情都是此失彼得。皇帝走了,留下的主教就成為市鎮中地位最顯赫的人物,他們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皇冠榮耀的繼承人。

他們不遺餘力地抓住這個無束無縛的大好時機。教會的聲望和影響吸引了義大利所有才博學廣之輩,這使主教們又變成了精明強幹的政治家。他們感到自己儼然是某些永恆信念的代表,因此大可不必著急,而是採取潛移默化的方法,看準時機出奇制勝。他們不像許多人因為迫於操之過急造成的壓力,倉忙決斷,最後亂中出錯,導致失敗。

不過重要的是,主教們只抱有一個目的,只向一個目標堅韌不拔地前進。他們所做所說所想的一切都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為了使在凡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會更為強大有力。

以後十個世紀的歷史表明,他們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當時野蠻部落橫掃歐洲大陸,在風捲殘雲的衝擊下,玉石俱焚,帝國的圍牆一面面倒坍了,上千個像巴比倫平原那樣古老的體制象垃圾一樣七零八落,只有教堂堅如磐石,在各個時代中,尤其在中世紀,猶如砥柱中流。

勝利雖然最後到手了,但是代價卻很可觀。

基督教雖然起源於馬廄,卻可以被允許在宮殿里壽終正寢。它本是以抗議政府起家的,然而後來自命能溝通人與神聯繫的神父卻堅持讓每一個凡世庸人做到無條件地服從。基督教本來帶有變革色彩,但日後不斷發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竟形成了新的神權政治集團。古老的猶太國家與之相比,倒成了幸福無慮的臣民居住的溫和自由的聯邦。

然而這一切又合乎邏輯,不可避免。我下面要進一步說明。

大多數遊覽羅馬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飽經風沙的圍牆裡,人們可以看到一塊凹地,數千名基督徒曾經在這裡倒下,成為羅馬專制的犧牲品。

不過儘管確有幾次對新信仰倡導者的迫害,卻都與宗教的專橫無關。

迫害全是出於政治原因。

基督教做為一個宗教派別,享有最廣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開宣布自己由於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甚至當國家受到外國侵略時還大吹大擂什麼和平主義,而且不分場合公開詆毀土地法律。這些教徒作為國家的敵人,被處決了。

基督徒是按照頭腦中的神聖信條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這個,基督徒極力解釋自己的道德本質,可是長官大人卻迷惑不解,一竅不通。

羅馬的警方法官畢竟是凡人。他突然發現,他應召而來進行審判,可是犯人陳述的道理在他看來卻不過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他簡直不知所措。長期經驗告訴他對神學中爭論的問題應採取超脫態度。他還記得許多皇帝敕令中曾經告誡公職人員,對付新教派要圓滑老練。於是他甩開解數,企圖說理。可是當全部爭論集中到一個原則問題的時候,一切邏輯方法又都徒勞無功了。

最後,行政長官面臨了這樣的抉擇,是放棄法律的尊嚴,還是堅持國家最高權力的並不夠格的絕對懲治職能。不過,那些教徒堅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後才會開始,還熱烈歡呼能離開這個邪惡世界去享受天國快樂,就連監獄和折磨也奈何他們不得。

於是,當局和基督臣民之間痛苦而漫長的游擊戰爭爆發了。我們沒有全部死亡人數的官方資料。三世紀的著名神父奧利金的一些親戚在亞歷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殺死了,按照他的說法,「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數目還是可以統計出來的。」

我們只要仔細研究一下早期聖人的生平,就會發現許多鮮血淋淋的故事;我們不禁奇怪,一個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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