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大廳中漸漸湧入人潮，有許多法國昆蟲學家，也有幾位外國的，其中有一位六十來歲的捷克人，聽說是新體制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許是一位部長或是科學院院長，或至少是院士。反正，就純然好奇的觀點，他是與會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他代表共產主義黑暗時代結束後一個歷史新時代）；然而，在聊天的人群中，他站得直挺挺，高大笨拙，孤零零的。剛才好一陣子，大家搶著來和他握手，問他幾個問題，但談話總是比他們預期的停頓得早，交換了幾句寒暄之後，他們便不知該和他說什麼了。因為他們之間沒有共通的話題。法國人總三句不離他們自己的問題，他試著注意聆聽，偶爾加上一句"相反地，在在我們國家"，隨即他明白沒有人對他的"相反地，我們國家"感興趣，他走離人群，臉上罩著一層既非苦澀亦非愁苦，卻是清晰甚至高傲的悲傷。
當其他人熙攘地擠滿附設有吧台的大廳時，他走進空蕩蕩的會場，會場中四張長桌擺成正方形，等待研討會開幕。門旁有張小桌子擺著與會名單，以及一位看起來像他一樣孤單的小姐。他傾身向她報了姓名。她要求他重複了兩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亂地在名單上找與她聽到的發音相近的名字。
充滿父執輩感情地，捷克學者彎下腰在名單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著：CECHORIPSKY。
"啊！是謝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說。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喔，好難念！"
"此外，也寫錯了，"學者說。他拿起桌上的筆，在C和R兩個字母上加了像長音符號顛倒過來的符號。
秘書看這些符號，看看學者後嘆了口氣說："真複雜。"
"正好相反，非常簡單。"
"簡單？"
"你知道強·禹斯（Jean Hus）嗎？"
秘書快速地將眼光投向與會名單，捷克學者急著解釋："誠如你所知，他是位十四世紀教會的改革家。路德教派的先驅。同時也是夏爾勒（Charles）大學的教授，此大學，如你所知，是聖羅馬帝國時代第一所成立的大學。你所不知的，是強·禹斯同時也是字彙拼寫的改革者。他成功地將字彙拼法簡化至完美。你念的契（tch）這個音，必須用三個字母拼出，t，C，ho德文還需四個字母：t，S，C，h。但拜強·禹斯之賜，我們只需一個字母，C，加上頭一個小小的符號。"
學者又傾身在秘書桌上名單空白處，寫下一個大大的C，
V加上長音符顛倒過來的符號：C然後他看著她的眼睛，清楚明白地發音："契(Tch）！"
秘書也望著他的眼睛。跟著念："契（Tch）。"
"對了，非常好！"
"真的非常方便。好可惜路德的改革沒在我們國家流傳。"
"強·禹斯的改革……"學者假裝沒聽到秘書犯的錯，繼續說："……並非全然被漠視。在另一個國家也被使用……你知道的，不是嗎？"
"不知道。"
"在立陶宛！"
"在立陶宛，"秘書一邊重複，一邊試圖想出這個國家到底在世界的哪個角落。
"在拉脫維亞也是。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我們捷克人如此為這個字上的小符號自豪了吧。（帶著微笑地說：）我們可以背叛一切。但為了捍衛這個小符號，我們不惜流干最後一滴血。"
他向秘書點頭示意後，朝向排成方形的桌子走去。每張椅子前面都有一張寫了名字的卡片。他找到他的名字，看了許久，隨後拿起來，帶著悲傷但諒解的微笑，拿去給秘書小姐看。
此時另外一位昆蟲學家，正站在入口處的桌前，等著秘書小姐在他的名字旁作個小記號。她看見捷克學者，便對他說："清等一下，西比基（Chipiqui）先生！"
他做了個寬容的手勢表示：別擔心，小姐，我不急。耐心地，並帶著感人的謙虛，他在桌旁等著，（又有兩位昆蟲學家到來），當秘書終於鬧下來時，他把小卡片遞給她看："你看，真好笑，不是嗎？"
她並沒看出個所以然："謝尼比塞（ipiqui）先生，你要的符號標在上面了啊！"
"是的，可是那是尋常的長音符號！他們忘了將它顛倒過來!再看看符號標在哪裡！在E和O兩個字母上！變成了
謝休西比斯基（Cechoripsky）！"
"喔，對，你說得對！"秘書也憤慨起來。
"我覺得奇怪，"愈來愈悲傷的捷克學者說，"為什麼人們總會忘記這些符號。它們如此詩意，這些倒過來的長音符號！你不覺得嗎？像只飛翔的小鳥！像伸展羽翅的白鴿！（柔聲地：）或者，如果你願意，像蝴蝶。"
他又傾身拿起桌上的筆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拼法。他動作如此謙遜，像在道歉似的，之後，他沒說一句話地走開了。
秘書注視著他離開，高大且怪異地畸形，她心中一下子充滿了母性的情愫。想像顛倒的長音符號，換化成一隻蝴蝶，在學者身畔飛舞，最後落在白髮上。
走向座位時，捷克學者轉頭看見秘書感動的微笑，便也回了一個微笑，抵達座位的途中，他又回頭對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傷卻又驕傲的微笑。一種悲傷的驕傲：我們不妨如此定義這位捷克學者。
15
他因為看見名字上擺錯位置的符號而悲傷，大家都能了解。然而他的驕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軍入侵後的一年，他被趕出昆蟲研究院，被迫從事建築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軍佔領結束，前後約二十年。
然而，數百數千，在美國、法國、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們為此受苦卻一點也不感到驕傲。為什麼捷克學者感到驕傲而那些人卻不呢？
因為他被趕離工作崗位，不是因為經濟之因，而是政治。
就算如此吧。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必須解釋的是為什麼因經濟因素引起的不幸便比較不嚴重，比較不值得敬佩呢？一個因不討上司歡心的職員被辭退就該覺得丟臉，而因政治理念丟掉工作的人卻有權利以此為傲？為什麼？
因為因經濟原因而遭解僱，被解僱的人是被動的，在他的行為中，並沒有任何值得讚賞的勇氣。
這狀似明顯，事實不然。因為一九六八年後被解僱的這位捷克學者，當俄軍在他的國家成立極其令人厭惡的政體之時，他也並沒有完成任何勇敢的行動。他是研究院中一小組的主任，專門研究蒼蠅。有一日，突如其來地，十多個眾所周知的反動派湧進他的辦公室，要求他撥一個研究室讓他們舉辦半地下化的集會。他們以道德柔道的規則行事：突然地到來，組成一群觀察者。這出其不意的對質使捷克學者非常困窘。說個"好"字會立即招來不幸的危險：他將會丟掉工作，三個小孩將來也無法人大學。但要對這群嘲笑他膽小的人說個"不"字，他沒有足夠的勇氣。他最後答應了，並開始鄙視自己，因他的膽怯，他的脆弱，他不得不任人擺布的無能。因此，正確說來，是因為他的懦弱，才使他後來丟了工作，小孩也被學校開除。
若是如此，他又有什麼可覺得驕傲的呢？
隨著時光，他逐漸淡忘他對反動派原存的憎惡，愈來愈習慣將自己答的"好"字視為一種自願、自由的表示，視為他個人對令人厭惡的政權的反叛。因此他相信自己屬於登上歷史大舞台的一份子，自這種確信之中，他汲取了他的驕傲。
但是，長久以來，數不清的人扯進數不清的政治衝突之中，他們也都能因晉陞歷史大舞台而覺得自豪嗎？
我必須表明我的論點：捷克學者的驕傲來自於他並非在隨便一個時候登上歷史舞台，而是正好在舞台上燈光亮起的那一刻。歷史舞檯燈光亮起的那一刻，稱為全球歷史性的時刻。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燈的照射及攝影機的注視之下，是全球歷史性時刻最體現的一刻，捷克學者至今還自豪彼時的幸寵。
然而，某個重要的商務協商正在舉行，全球各國首腦人物聚集一堂，這也是件重要的時事，也被重視、拍攝、評論；為什麼那些主角並沒有同樣被激起驕傲的感人情愫呢？
我立刻表明最後一點：捷克學者所拜的並非隨便一次全球歷史性時刻之賜，而是人們稱之為崇高的那"次。那個時刻之所以崇高，是因為舞台前的人在受苦，舞台後方回蕩著機關槍掃射的聲音，舞台上方且飄蕩著死亡天使。
因此最終的程式如下：捷克學者因參與崇高的全球歷史性時刻而感驕傲。他深知這使他不同於廳中所有那些挪威。丹麥、法國、英國的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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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所在的桌上有一個空位，供發言者輪流上台發表；他根本沒在聽。他等著輪到他，不時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