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那時候的學生可真是自由，喜歡的課可以隨便去聽，不喜歡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張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兩門課我沒有選，不參加考試，也不算學分，可我都從頭到尾聽下來，非常受啟發，乃至於現在我的專業也變成思想史了。張先生喜歡用英文，經常是雜著英文講，他有一個發音我現在都記得，hu應該發[hju:]的音，他是陝西人，老說成[xju:]，比如human讓他念就成了「休曼」，不過我們都習慣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從古希臘講到十八世紀的盧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來應該介紹整個十九世紀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張先生並不全講，只談他特別注重的幾家。上學期只講了黑格爾、馬克思兩個人，下學期講T.H.Green、F.H.Bradley和Bosa，三個人都屬新黑格爾派。其實這三個人不足以包括現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們僅僅是十九世紀末英國唯心論的一派，可張先生就這麼講。好在當時有這個自由，教師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發揮。
和其他一些老師的課一樣，張先生也經常在課堂里扯閑話，比如講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動物過的是「mere life」（單純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還應該有「noble life」（高貴的生活），接著張先生又說：「現在米都賣到五千塊錢一擔了，mere life都維持不了，還講什麼noble life？！」張先生有時候發的牢騷挺有意思，最記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現在已經是民國了，為什麼還老喊『萬歲』？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蔣委員長萬歲」）還有一次他提到馮友蘭的《新理學》，說：「現在有人講『新理學』，我看了看，也沒有什麼『新』。」他沒有點馮先生的名字，我們當然都知道說的是馮友蘭，因為1941年《新理學》在教育部得了一等獎。其實上課扯扯閑話挺好，你可以從他的自由發揮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這是書本里學不來的。另外還有吳之椿先生，那時候總有五十多歲了，比一般的老師都老，也是講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實主要就是講十九世紀後半葉英國達爾文主義的社會思潮。吳先生的課講得非常深刻，談到斯賓塞以降的英國政治思潮，真是如數家珍。不過他和張奚若先生一樣，都沒寫過大文章，要按現在的標準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時候人們都知道他們是大學者，學問非常好。吳之椿先生偶爾寫文章，也不是純學術性的，我倒是對他的文章很欣賞，有一段我現在都記得，他說：人類的關係有一種是權威的關係，一種是聖潔的關係。比如政治上是權威的關係，你是我的下屬，你就得服從，可是夫妻間就是純粹的聖潔的關係，夫妻雙方是平等的，並不是說一方命令你什麼你就得聽他的。吳先生說：「可惜中國人的事情權威的成分多，而聖潔的觀念少。」這段話給我印象很深。
聯大實行學分制，文學院要求四年一共修一百三十二個學分才能畢業，工學院是一百四十四個學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課，是一定要通過的，比如一年級的英文是必修的，六個學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語，或者第三外語，就是選修了。我上歷史系的時候，按規定，中國史必須學兩個斷代，至於哪兩個斷代，比如先秦史、秦漢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隨你選。因為我那時候對中國古代史沒興趣，選的兩個斷代都是近代的，一個是姚從吾先生的宋史，一個是鄭天挺先生的明史。姚從吾先生那時候是北大歷史系主任，可是我們當年都覺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講得不能令人滿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課。姚先生還教一門史學方法，也是歷史系的必修課，我就聽過兩堂，總覺得還不如自己借本書，一個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學都不上他的課，姚先生也從來不點名，到了學期末，我們把同學的筆記借來看看，應付考試。可是後來姚先生到了台灣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灣後來的一批中年骨幹歷史學家都是他培養出來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見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鄭天挺先生原來是北大的秘書長，教我們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鄭先生講得非常之系統，一二三四、ABCD，從頭講起，什麼政府組織、經濟來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學系統的課程提高了一個檔次，只不過講得更細緻。這種講法在聯大里很少見，當然這樣也有優點，對於我們尚未入門的人可以有個系統的認識。可是非常奇怪，因為明史是歷史系的專業課，如果你不是學歷史的，並沒有必要學明史。理學院的不必說了，即使文法學院其他專業的，比如經濟系的，你學明史幹什麼？除非你是專門研究明代經濟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課，不然的話，比如你是學國際貿易的，學明史有什麼用？要按專業課的選擇標準，這門課頂多十來個人上，可是鄭先生的課非常奇怪，經常有上百人來聽，還得準備一間大教室。怎麼會多出這麼多人呢？因為鄭先生的課最容易pass，凡是選了課的，考試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麼物理系的、化學系的都來選，叫作「湊學分」，這在當時也是一種風氣。不過鄭先生講課的確非常有趣味，我記得講到朱元璋時專門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徵博引，某某書怎麼怎麼記載，某某書又如何如何說，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嶽朝天」，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讓人覺得恐懼，就這樣整整講了一節課。
鄭先生是專門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調整的時候調他去南開，他很不想走，因為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條件是最好的，無論是材料、實物，甚至於人，比如說貴族的後代，這些條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時候都得服從領導，領導調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後來我聽到一種說法，不知是真是假，說北大院系調整的時候，把胡派（胡適派）都給調出去。鄭天挺先生抗戰以前是北大的秘書長，我做學生的時候他是總務長，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鬍適跟他的關係都非常密切，所以他出去了，後來做了南開副校長。
其他名人的課，因為好奇，我也偶爾聽聽，比如外文系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史。我記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學都調去做美軍翻譯官了，所以班上七八個都是女同學，男生一共兩個，還都是去旁聽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楊振寧。陳先生是美國檀香山的華僑，清華外語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還好，但他的課只從十七世紀《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開始講起，按現在的教學方案來說挺沒章法的，不過這在當時沒人過問。而且陳先生對戰局非常關注，後來還主持辦翻譯官的訓練班，所以他上課不是先講狄更斯、巴爾扎克的小說，而是一上來就把新加坡失守之類的戰局情況分析一遍，內容也挺豐富。
再如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那個課人數很少，大概只有六七個人聽，我旁聽過幾堂，並沒有上全。沈先生講課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覺得他真是一位文學家，不像我們說話東一句西一句的連不上，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非常有邏輯性，如果把他的課記錄下來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現在印象還很深刻。《金瓶梅》過去被當作淫書，不是正經的小說，一直到民國以後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賞這本書，認為對人情世態描寫得非常之深刻，《紅樓夢》很多地方都繼承了《金瓶梅》的傳統。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沒有任何學歷，當過兵，後來到大學裡教書，還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學院派的白眼，從劉文典先生到錢鍾書先生都是這樣。記得有個同學跟我講，劉文典先生在課堂上公開說：「沈從文居然也評教授了……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可惜我們現在看過去的人總是帶著諒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沒有看到他們彼此之間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沒有能把人與人之間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示出來。
我聽說劉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會的，和孫中山一起在日本搞過革命，非常老資格，而且完全是舊文人放浪形骸的習氣，一身破長衫上油跡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樣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時候劉文典是安徽大學校長，蔣介石到了安徽請當地的名流見面。蔣介石是很注重儀錶的一個人，可是劉文典挺乾癟的一個老頭，還戴著副眼鏡，蔣介石看他其貌不揚，就問：「你就是劉文典嗎？」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蔣介石嗎？」一下把蔣介石給惹惱了。西南聯大的時候劉先生大概是年紀最大的，而且派頭大，幾乎大部分時間都不來上課。比如有一年教溫李詩，講晚唐詩人溫庭筠、李商隱，是門很偏僻的課，可是他十堂課總有七八堂都不來。偶爾高興了來上一堂，講的時候隨便罵人，然後下次課他又不來了。按說這是不應該的，當時像他這樣的再找不出第二個，可他就這個作風。後來因為出了點事，據說是接受了什麼人贈的煙土，學校把他給解聘了，他就去了雲南大學。抗戰勝利以後，其他人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