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尋找一個人。他究竟是誰我無法知道——相貌、年齡、職業，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裡，否則我不可能與他親近起來。我是在半年前發現這個人的，就是說我與他逐步了解、親近已有半年。所以現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誰。在此之前，我得讓你們知道我是誰。
我是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女人，剛拿到藝術學位，這座五十層的公寓樓上沒人認得我。一個佔據最小一隅的、出出進進掛著誰也不惹的微笑的東方女人。我教一點書，時而到餐館打打工，還在美術用品商店干半工售貨員。我的收入五花八門，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錢。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勞與寂寞，抑或還有點獨享的快樂。
此外，我還是個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歲這年，我不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為到美國來這個症不會跟我來。像是凈光一個人來的，跟從娘的產道里爬出來一樣凈光，沒錢、沒履歷，一切好的惡的附屬全被丟在海關狹狹的甬道那邊。到美國的第一覺我睡得熟透，我便以為失眠也被成功地遺棄在海關那頭了。
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臉，看見一大攤黑色在白床單上。我不認識我的頭髮，但我認識我的失眠。就是這個情形，我的無數輾轉驚擾了它們，它們逐漸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們開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樣，它回來了就不會再走。這個回歸，就是晚期。輾轉越來越急促，我得頻繁地扯開漸漸絞緊的黑髮。之後我打開燈，對了，就從那夜，我必須睡在明明白白的燈光里，不想那些漆黑的頭髮再往我頸子上爬。
凌晨三點，我放棄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溫存和耐性，離開了床。床的一步開外是窗子，打開來，捂在我臉上濃稠的冷中有異國的陌生。還有一種我從未體驗過的敏感。我發覺了它——挺遠一座樓上，在與我相仿的高度，有扇窗亮著。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輾轉得瘋狂和疲憊都到極致時，我會突然想：哎，去看看那扇窗，還亮不亮著。它亮著，一夜夜亮下去了。我開始想，這是個不平凡的對稱，一個秘密的與我的對稱。
如果我把它講給任何人聽，講到此，人不會再聽下去。人會躲開一個無聊透頂的女人遠些，包括我曾經的室友們。半年前，我即興給自己找到了這間獨房公寓，在五十層樓頂，月租五百。就那麼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聲、搖滾、國語肥皂劇、煎炸食物的「噝啦噝啦」，以及廚房裡的蟑螂。按亮燈的一剎，我聽得見它們一鬨而散。還有地板上的霉斑，它們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個人都沒意識到自己在翹腳，因為翹腳是在完成功課、看肥皂劇甚至吃飯中進行的。搬家前，我告訴同胞們我睡不著覺。聽說我花五百塊去買覺，我的同胞對此表示出溫和的蔑視。他們來美留學有些年數了，已形成一個階級，我的行為，是種階級背叛。從中國大陸來的人，都懂得它的嚴重。
「現在你睡著覺了？」李海瀾在校門口碰到我問。李海瀾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學藝術，先我入學一年，卻到現在還沒畢業。過去他一直勸我別畢業，一畢業就是失業。獎學金好歹管一口飯。「搬到那麼貴的房子里，該睡得跟屍首一樣了吧？那麼高，什麼還吵得著你？」
我們走進學校咖啡室，他從一隻塑料袋裡掏出一大鋼精鍋冷麵，吃起來，一點也不怕嚇著這些美國學生。有人對他瞪眼，他就將鍋推出去：「來點吧？請！」李海瀾什麼都不怕，在課堂翹著腳發的宏論使他在教授眼裡形象優異，思想也優異，因此拿最高獎學金。
我已經趁他的臉在鋼精鍋上俯仰時，翻著小日曆卡，數那些被紅筆圈住的數字，有二十八個紅圈。「整整二十八天沒睡覺了。」徹底無眠的二十八個晝夜，李海瀾認為稱得上個事件了。他聽說連續五十天無睡眠，人一定會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幾天了。
「你不睡你幹什麼？」李海瀾問我。他要是能夠不睡他一定開卡車去，都說開卡車開得闊。要不他就畫五十元一張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個社會階層都有銷路。「你寫小說？」我搖頭。寫小說跟畫花卉不一樣，不是你拿了筆，鋪上紙它就出得來的。狀態不對。那種狀態下去寫會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寫你幹什麼呢？」
「就那樣……你說我能幹什麼，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瀾說我在冷嘲。我臉虛腫，眼袋低垂，我還能有勁去冷嘲誰。
「你就是太孤獨了！」他把鋼精鍋「噹啷」一聲扔進塑料袋，他的課要開始了。「聽我的，找個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獨了，不然我也不會和聲聲（他女朋友）搬到一塊兒。你到最擁擠的地鐵上看看，每張臉都被孤獨弄得一模一樣！」他站起身：「我們是這樣地緊密相處，卻又彼此孤獨得要死。哪個詩人這樣說的。」他走沒多遠又回來告訴我：「找個男朋友！」
結果李海瀾把事情想得這麼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對他暗示的那扇窗：一個物體一種感覺的存在不會絕對孤立，說不定哪兒就暗暗有個對稱。一個長明的窗對稱另一個長明的窗，一個無眠的夜對稱另一個無眠的夜。
我得去找這個人。
「電話、姓名、郵政編碼都沒有？」廁所里碰到個女警察，漆黑臉蛋，血紅肥厚的嘴唇，真誇張得漂亮極了。她告訴我地址、電話、姓名都沒有，這個人基本上是沒有的。
我坐在馬桶上換下教書的窄裙，套上餐館的長褲、紅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說：「你去看過心理醫生嗎？」
我「嘩」一下拉開馬桶隔間的門，清醒而堅定地說：「有這個人的。」
怎麼會沒這個人呢？一夜，兩夜，三夜，芝加哥那麼多窗滅了燃，燃了滅，它卻始終亮在那兒。亮得並不肯定，像靈性和知覺。
我不想和人再講起它。好比我從不把我最愛的書借給人，人若不懂，書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認真地悄悄地去尋找，首先要緊的是電話號碼。在某個凌晨，我撥通電話，淡說一個：「哈羅。」都會在那一剎感動：原來連孤獨自身都不是孤立的，總有一分對稱、相伴的孤獨。
電話公司一個蒼老的聲音說：沒有郵政編號、姓名，就等於什麼也沒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臉色，步子快樂地下樓去。
我向守門的老爺子問起一幢高度與這座相仿的公寓樓。
「附近？據我所知，這一帶沒有第二幢這樣高的公寓。要麼是辦公樓？」老爺子說。
我肯定它是公寓樓，說完我推開死沉的玻璃門。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爺子在我身後抬杠道。
我朝我認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卻沒見那樓。它是比想像的遠許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綠樹都舊了。茸毛似的雨有點嗆人，我怕走壞這雙好牌子網球鞋，決定乘幾站街車。車上只有七八位乘客，其中一位居然還叫得出我名字。
「不認識我啦？我是虹虹啊，我們在陳老闆店裡一塊做過啊！來，坐啊！」
我記起虹虹來。這個腹上鼓了半隻球的孕婦曾經不這麼丑，一個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廚房夥計說她的美是頭等，任何殘羹他都撈出渣兒攢在一起給她帶回家。後來虹虹開始向他借錢，再後來飯店丟了一大筆錢，我們都被拉去做測謊試驗。終於來了嗚嗚叫的警車，那個年輕的墨西哥老鄉閃手將一勺滾油潑在自己腳上。他被架上警車時，虹虹在廁所里化妝。
「我先生星期日還上班！有掙錢的時間，沒花錢的時間！」虹虹兩手插在胳肢窩下，胳膊擱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萬別抽出手，亮個大鑽石出來，偏偏就是顆大鑽石，隨虹虹手勢，它划來划去像顆流星。我又想，虹虹千萬別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麼價房子，開什麼牌子車。馬上地，虹虹嘆氣說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深山老林。我還想，虹虹千萬別一擲千金請我一頓，我卻果然被拽進一家豪華館子。最後我想，虹虹你饒了我，千萬別提「上你那兒看看」。
「你住哪兒？」虹虹在付賬後問。
「離這兒挺遠。」
「走，我叫輛計程車送你回去，順便上你那兒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銳氣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窮歸窮，並不如她預期的狼狽。電話閑許久了，偶爾鈴響，我撲上去，會先嗆一口灰塵。裡面越來越少傳出我熟悉的聲音：親熱的罵，有關買到一件便宜東西的叨叨。誰也不明白每個人怎麼就變得孤寡了，不易取悅了，儘管一有人主張聚會，仍是翻天覆地的鬧。就像現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開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幹嗎得有個虹虹。我會在我實在睡不著時打個電話找她解悶嗎？我不會。到美國長了，每個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萬別，虹虹的苦楚是對洋菜館的仇恨，若我與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聾子的對話，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這窗外，要是有樹就棒了。」虹虹評論。
我訕訕說，這是五十層，有這麼高的樹嗎？我希望虹虹千萬別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