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蕭玉，今年十四歲半。照地方風俗，人們說他十五歲。十五歲還是個孩子，只是，他發育較早，已經是一米六的身個。不過，身體卻很消瘦，臉蛋也有些兒貧血似的，加上衣著襤褸，看上去，他是個地道的農村既貧又弱的男孩。蕭玉本來不是農村男孩，他生在城裡，長在城裡，父親是城裡的幹部，一家人吃著城鎮口糧。
一場「文化大革命」，父親成了「反革命」，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快要過完的時候，他們全家被遣送回原籍。那時候，蕭玉才九歲。在原籍安家之後，爸爸把一家人——蕭玉的媽媽、蕭玉，還有一個比蕭玉小兩歲的妹妹——叫到面前說：「家境變了，雖然自信是冤案，可是，前途難測。一家人必須準備過艱難的歲月，所以，人人都要謹慎，慎言慎行，不可生事。」爸爸轉過臉，對蕭玉說：「小玉，尤其是你。這幾年，家遭不幸，我知道你心裡不平，有怨氣，想發作。不行!家庭問題不是孩子可以解決了的，只盼你別給家裡添亂!」「爸爸，」蕭玉認真地說：「你的話我記住了，我只好好讀書。以後不讀書了，就好好勞動。」
轉眼，幾年過去了，蕭玉都是按照爸爸「慎言慎行」的教導生活的，到也平安無事。不想，在蕭玉初中畢業，因為家庭株連無法再上學讀書的時候，他竟闖了一場大禍，以致連累了家庭，連累了爸爸——蕭玉，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鍛煉……仲春，傍晚的彩霞本來是最美麗最美麗的。那色彩，先是嫣紅，後是桔紅，從西天邊向東撒去，把重重疊疊的雲彩染上濃濃淡淡的顏色，整個天空變成了一幅無邊無際、絢麗壯觀的水彩圖畫!柔軟的東風撫摸著梟梟低垂的柳絲，淡淡的炊煙，輕紗樣的掛在樹林的枝頭，天地間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可是卻不。「文化大革命」開展七八年來，天還是那片天，地還是那片地，彩霞、村莊、樹木都沒變，人們卻總覺得再也看不到仲春傍晚昔日的美麗了!
你瞧，我們東葛庄，除了偶爾幾聲鳥啼，里里外外，都格外寧靜，寧靜得就像寒冬臘月大雪封門一樣，真使人氣悶!
東葛庄，座落在黃河故道的沙灘上，河道常年不見水，沙塵隨風起波浪，是一片連荒草也不旺盛的地方。庄稼人大多窮得糠菜半年糧。「文化大革命」動亂之後，這裡的人不僅盼飽暖，更盼平安。所以，村子總是死氣沉沉。
今兒有點意外，太陽壓著西山頭的時候，村中忽然出現了喧鬧聲——原來村頭上出現了一輛大板車，大板車上送來了一台嶄新的柴油機!柴油機很大，幾乎佔滿了大半車箱。拉板車的是三個小夥子，身強力壯，一個個累得滿頭大汗。
柴油機進村的時候，大多數社員還沒有從田裡回來，被招引來的都是些愛看熱鬧的孩子。他們有的是剛剛放了晚學，肩上還背著書包，有的是剛剛放下草籃，身上還沾滿著泥土。大家像一群猴子似的，向拖運柴油機的板車湧來。
「柴油機來啦!是個大傢伙，快來看呀!」孩子們跑著、喊著，轉眼間把個大板車圍得里三層外三層，腿腳慢的小學生隔在最外一層，翹著腳尖也看不到，小臉蛋兒都急紅了。年齡大的學生見過世面，他們指手劃腳地議論，這個說：「這不是柴油機，柴油機比它小。」那個說：「這是大號的。」……
孩子們正在擁擁擠擠地吵嚷著的時候，生產隊長宋小良大搖大擺地過來了。
宋小良兩隻手插在褲兜里，在一個高高的土墩子上站穩腳，從衣袋裡摸出大半截子香煙，又摸出一個蠟燭頭那麼大的圓形打火機，「咔嚓，咔嚓」打出火來，點上煙，把煙叨在嘴上，吸了一口，然後神氣地開了腔：「閃開閃開!有什麼好看的?往後新東西多著哩，夠你們看的。」
宋小良這麼一喊，孩子們不再擁擠了，有的抬起頭來，張望著那張白凈凈的臉，猜測著他想幹什麼；有的用警惕地眼色瞅著他那「三滴水」的衣襟，好像那裡面會突然跳出一隻三條腿的蛤蟆；也有的專門看他那油光油亮的分絲頭上是不是有蒼蠅，因為聽大人說過，「蒼蠅落在宋小良的頭上也得滑倒。」
宋小良高高的個兒，白白的麵皮，寬額頭，尖下巴，臉模子像只新出窩的雞蛋。不足之處是眉毛過於疏淡，眼睛過於細眯，但大致上說還是滿漂亮的。再加上他很愛打扮，那就更漂亮了。就拿他身上穿的衣服來說，裡邊貼身的是一件大紅運動衫，外邊是一件玉白府綢褂，最外一層是咖啡色的學生裝；這三層衣服從裡到外，下擺一件比一件長。所以三種顏色的衣擺都露了出來。這種打扮稱為「三滴水」。社員們只要遠遠看見他，就互相遞著眼色說：「注意，『三滴水』來了。」這樣，「三滴水」就成了宋小良的外號。衣服「三滴水」，衣領也有講究，總是別著一圈回形針，太陽光一照，放光放光的。帽子也總是坎在後腦勺上，抹了生髮油的分絲頭，也就跟著放光。宋小良還不到三十歲，年青人講究一點穿戴，本來也是應該的。不過，宋小良這個生產隊長從來就是只講穿戴不幹活，又加上整天指手劃腳教訓別人，這就使大家不高興了。以前，大家對他印象倒也不壞，說他當了幾年兵，回村的那一陣子雖然不幹重活，輕活還是肯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