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一講，提出了「道理」兩字，此一講，則另提「性命」二字作講題。道理是在外面的，性命是屬內部的，這是我們自己身體內之所有。若就西方哲學術語說，道理應屬宇宙論範圍，性命則屬人生論範圍。性命二字，也如道理二字般，已成為全中國人日常普遍使用的一名詞。說到性命二字，有首先值得我們特別注意者，即中國人日常通俗所說的性命，即指人之生命言。如雲拚捨性命，又言性命休矣，性命難逃之類，皆是。但為何不說生命而偏要說性命呢？這裡卻是一大問題，早在兩千年前，中國思想家已經極深刻地辯論過。
與孟子同時有告子，他曾說：「生之謂性。」此一語，若用今通俗語翻譯，即是說生命即性命。生命外，更無所謂性命了。但孟子非之，孟子質問告子說：「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此即說：若單講生命，則犬的生命牛的生命和人的生命都一般，沒有大區別。但犬牛和人，在其生命相同之外，還有其各別的性。犬之性不同於牛之性，牛之性不同於人之性，因此，只有在性上，人和犬牛才見有大區別。若單說生命，則犬牛與人各有生命，人與禽獸的生命，便無法大分別。必須言性命，始見人之異於禽獸，始見人生之尊嚴處。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此性命的「性」，即是人獸相別之幾希處。後代的中國人，大體都接受孟子此意見，故不肯言生命，而都改口說性命。
三國時，諸葛亮《出師表》：「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當知此所謂苟全性命，決不是苟全生命之義。若求苟全生命，則北走魏，東奔吳，在曹操、孫權處求聞達，一樣可以全生命。可見諸葛孔明高卧南陽，苟全性命，實有甚深意義，極大節操，此乃諸葛孔明高出一世之所在。他所用「性命」二字，乃是儒家傳統思想所特別重視的性命，決不僅指幾十年的生命言。
現在我們要問，孟子之所謂性，究竟是什麼意義呢？概括來說，中國人「性」字，涵有兩種意義，一是生之本質，一是生之可能。而古代人用性字，則可能義更重於本質義。今說犬之性異於牛之性，牛之性異於人之性，即是說：人有了這一條生命，他所能做出的許多事，和犬和牛之所能做出者不同。故其生命雖同，而在其各有之生命中之可能表現者不同。何以在同一生命中，會有不同的可能呢？這隻能說是生命本質之不同。既是生命本質不同，即無異於說生命不同。人為要自表示其生命之與其他禽獸草木一切生命之不同，故牽連著說性命。因此，中國人通常俗語用性命二字來代替生命，其實已包涵了極深的思想結晶。這一語中，即包涵著生命之本質與可能，也可說，即包涵著生命之意義與價值。換言之，這己包涵有甚深的哲學情味。此刻若想把我們日常普遍使用的「性命」兩字，切實明了，則又必牽連到全部的中國思想史。
二
現在我們試再問，上面所說的人之性，又是何從而得之的呢？《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中國人大體普遍承認此一語，即謂人之性乃由天命得來。但此處所謂天，又是指的什麼呢？究是指的一位造物主，上帝，抑是指的大自然，如科學家的想法呢？就宗教言，一切萬物皆由上帝創造。就科學言，一切萬物皆是自然演化。但我在上一講里已說過，在中國思想里，科學與宗教，兩者間，並無一條很深的鴻溝，把彼此疆界劃分得清楚。因此在中國人，則不說上帝，不說自然，而混稱之曰「天」。但天與人的問題，是中國思想史上一絕大的問題，我們值得時時注意到。現在則首先提出兩層意義來說。
一、人性既是稟賦於天，因此在人之中即具有天。
二、天既賦此性與人，則在天之外又別有了人。
此如說，政府指派一全權代表出國去，辦理某項交涉，此全權代表接受了政府命令，自可運用他的全權，隨宜應變，代表政府，決定一切了。由此言之，人即是天的全權代表者。惟此所謂全權，自指代表辦理某項交涉言，決不指代表全國之一切政令言。因此，人雖可代表天，而天仍在人之上。人之所得代表天者，即在人之性。而天之所以高出於人之上者，則在天之命。若我們要明白得人類生命之本質與可能，及其意義與價值，則該從此性命兩字中細參。
三
茲再進一步言之，天既把此性給予人，此性為人所有，故我們得稱之為「人性」。但此性稟賦自天，故我們亦得稱之為「天性」。中國思想中所謂「天人相應」，「天人合一」，其主要把柄，即在此一性字上。故《中庸》又說：「率性之謂道。」這是說：率循此性而行者便是道。根據上一講，道有天道、人道之別，而此處所謂率性之道，則即天道，亦即人道。因天命之性是天人合一之性，故率性之道，亦是天人合一之道。此一性，既是人人所有。此一道，亦是人人能行。試問依循著自己的天性來做事，哪一個人不喜歡，又哪一人不能呢？因此，中國古人又稱此道為中庸之道。宋儒程子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所謂不偏，也可說，既不偏在天，也不偏在人。深言之，既不偏在出世，也不偏在入世。既不偏在人之外，也不偏在人之內。此乃一種天人合一之大道，自可讓我們人類永遠遵循，莫之與易了。
率性之道，既是天人在此合一了，因此《易經》說：「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我不必一一探問天的意旨和命令，我只自率己性，照著我性之所欲徑直行去，天自會同意我。何以故，因我性即天所賦予故。這是我們人類最高絕大的自由。我們若明白得我之稟有此性，乃出天心與天意，我們自率己性，即不啻是依循著天心與天意。我們自可明白，此性乃我們所最該遵依，不宜有違抗。因我若違抗了我之性，這不僅是違抗了天，而且是違抗了我。何以故？因我之所以為我，正為我之稟得有此性。因我稟得了此性，遂使我異於其他一切生命，而確然成其為一我。我今率性而行，這是我在後天而奉天時，這又是我們人類最高絕大的規範。人人不該違犯此規範，同時也即是人人獲得了最高絕大的自由。因此天人合一，同時也即是人生規範與人生自由之合一。此即是我上一講所說，道的世界與理的世界之合一。我們由此參人，又可明白得性命與道理之合一了。
四
現在的問題，則在如何教人去率性？《中庸》又接著說：「修道之謂教。」教人如何去率性，即在修明此道。《中庸》又說：「道不離人。」在我未生以前，早有了人，便是早有了道。既是同類的人，人相同則性相同，在我以前的人，如何率性行道，已有榜樣在前。把此榜樣修明，便可教我們當前人如何去率性。
如人賦有雙目，目能視，此能視即是目之性。因此，人賦有了雙目，總想開眼向外看。若強人閉眼，不許他向外看，那他會覺是莫大的苦痛。若讓他張眼看，他也自會看得見。何以人老想張眼看？何以人一張眼，便可看得見？在中國人說，此即是人眼的天性要如此，人眼的天性能如此。
犬牛也有雙目，犬牛之目也想看，也能看，但與人不同。因犬牛目中所見與人有不同，人目所見，既與犬牛所見大不同，這即是人性與犬牛之性不同。此在中國古人，則稱之為「目之明」。明即指其能視。所謂能視，若深言之，則包涵有正視義。正視謂其看得正確。人之雙目因能正視，看得正確，把宇宙間一切道理都看出了。而犬牛之目則僅能看，卻不能正確地看。因此宇宙間一切道理，都在犬牛目中忽略過。犬牛所見，只是一些物，與人所見大不同，則等於沒有看。
人之雙目雖能正視，卻也未必人人能正視。當知天賦人以雙目，賦人之雙目以能視之性，此乃天之道。人既稟得此雙目，稟得此雙目能視之天性，人還須自己盡量發揮此天性，發揮到最高度，即發揮出目能視之最高可能，此之謂「盡性」。盡性則屬人道，非天道。正如政府派出一全權代表到外國去辦交涉，此是政府事。至於此一全權代表，如何克盡厥職，把此項交涉辦妥，那是此全權代表之事，非屬政府事。
在先早有人，他把雙目能視之天性發揮出，他不僅能視，而且能正視，看出天地間許多道理來。後人繼續他，修明此道，跟著他的道路繼續向前跑，於是因於目之能正視，而我們才懂得目該向正處視。因此目能視，該包括有兩義：一是正視，一是視正。所謂視正，亦即非禮勿視義。當知非禮勿視並不是一句消極話，並不重在禁人視，實在是一句積極話，教人如何視，該向何處視。目能視，能正視，能非禮勿視，此始是目之明。若明字，只說是看得見，犬牛之目一樣能看得見，但所看見者有限，斷不能與人比。因此我們說，明是目之性，此乃專指人類之雙目言。若一切生物同有雙目，只能說目之性能視，卻不能說目之性是明。
天賦人以兩耳，耳能聽，而且能正聽，能非禮勿聽，能聽出宇宙間一切有意義，有價值，合道理的聲音來，此之謂耳之聰。聰則是耳之性。
耳目視聽，乃天之所以與我者。我能盡量發揮，用雙目來看出宇宙間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