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進系裡的會客廳，一個男人上來，自我介紹說：「我是美國國務院安全部的。」
我瞄了一眼他塞到我手裡的名片。上面的職位、姓名同他這個人一樣平淡，我肯定在一小時後會把他和它們全忘乾淨。唯一使我踏實的是他的平直刻板；他沒有便衣福茨那樣明眸皓齒的笑容，也沒有大臉蛋的熱絡，因此我斷定我眼前不討人喜歡的臉，是相對真實的。他不信賴我，也不需要我信賴他，這一點讓我舒服。我和他握手，完成了起碼的開場白。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樣不得已，一樣的滿是倦怠。
「請你協助我在一小時之內把這份表格填完。」
「什麼表格？」我看著他從公文包里抽出幾張紙，鋪在茶几上。
「有關你基本情況的表格。」他掏出筆，又說，「我問，你答，我把你的回答填進去。這樣我們有希望在一小時之內辦完這樁事。」
我肯定他真正想說的是「這樁鳥事」。
「這表格跟FBI的，有什麼不同嗎？」
他一下抬起臉，問：「什麼FBI？」
「美國不就一個FBI嗎？」
「FBI怎麼了？」
我看著這張缺乏特色的臉，看上去不像裝蒜。我說：「你們跟FBI不是一回事？」
「我已經跟你說過：我是國務院安全部的；我們怎麼可能跟FBI一回事呢？！」他用筆的屁股把眼鏡往上挑挑。他的嘴唇在吐出「FBI」三個字時，微微向下撇，像是咀嚼到某種不妙的味道，倒他胃口。
「噢，我懂了。」
他再次抬頭看我一眼。他對我缺乏興趣。他說：「你懂了？那麼剛才你沒懂的是什麼？」
「我原來以為FBI讓我填了那麼多表格，我就用不著填你這份了。」
「FBI為什麼讓你填表格？」
「為了調查我和安德烈·戴維斯的關係啊。」這不明擺著？
他原本坐在沙發上，低頭俯向茶几，打算往那表格的欄目里填內容，此刻卻漸漸還原成正常坐姿。
「外交官員的安全審查，是國務院安全部的事。跟FBI有什麼相干？」
他想說「狗屁相干」，但他缺乏說髒字的激情。這類在各方面都缺乏激情的人非常適合為任何官僚機構工作，「你的意思是：FBI跟你打過交道？」
「正在打交道。」
「不可能吧？」
我怎麼看他的懵懂都像真實的。我笑了笑，眼看這個缺乏激情、缺乏表情的人被激怒了。
他說：「FBI沒有權力插手到這件事里來！」
我告訴他我跟那兩位便衣打的交道已相當長，以鐘點計算的話已長達四十小時。
「我已經告訴了你：他們沒有權力過問我們國務院外交官員的事！」
他的憤怒也不像做戲。我想說那兩個便衣的確很討厭，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這位也是便衣。當著這位便衣的面講其他便衣的壞話，可能對我不利。
「四十小時的訊問？！」
「加上電話上的談話，有五十來個小時了。」我說。我盡量不讓他感覺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擺得平平的，絕不要他認為我有看熱鬧的意思，看他跟FBI火併的熱鬧。他若真跟FBI火併，大概也沒多大看頭。
「不像話！」他說。
我不知他指什麼。我說：「嗯？」
「他們逾越了許可權。」他說，「你有權利拒絕。」
「是嗎？」我有沒有權利拒絕你呢？
「當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著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摻和到我們許可權範圍來了，我早就對他們說：喂，等等，你們在幹什麼？！你們掙誰的錢？難道全美國納稅人付給你們的工資你們就這麼胡糟蹋？傑夫瑞·達莫爾那樣的大案有的是，美國平均每十七分鐘就有一個孩子失蹤，他們拿著納稅人的錢，把五十多個小時瞎耽誤在你這樣的人身上……你為什麼不拒絕他們？！他們就是美國政府透支的原因！你為什麼不對他們說：見你的鬼去——你們有什麼權力審訊我？！」
他真的向著我似的。
「這件事如果我的上司知道，會很不高興。因為安德烈·戴維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應該在外交這行里有很大作為。他應該會晉陞很快。他應該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問他一再用「應該」這個推斷式語態是什麼意思，他卻沒回答我，鉛灰地瞥了我一眼，鉛灰地嘆息一下。我想問是否由於我和安德烈的這場「正式羅曼史」，安德烈本該有的良好仕途，現在都靠不住了。
「聽說你們過了個盛大的聖誕？」
我說的確很盛大。我想這人在例行的訊問中突然插進這句沒頭沒腦的話是怎麼回事。我問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說他們管著兩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問題，怎麼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維斯的母親是俄裔。」
「哦。」
「你們的聖誕過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書過得比我更好。每個人過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勞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勞她的駕、求她陪伴去買訂婚鑽戒這樁事，我就及時爆發一陣大笑，或大聲胡謅一句對某人某物的恭維，或瞎編一段我父母的問候，總之立刻掐斷勞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親都有那種烈性大笑，一觸即發，任何一個人的笑都會觸發她們的。老祖母一條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聲聲叫我「甜品」。她指著從禮品盒裡取出的一隻小陶罐對我說它多麼珍貴，裡面的蜂蜜是一群隱士釀的；因為隱士們心靈潔凈，又隱居在深山老林，他們釀的蜂蜜滋味異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樣打著響鼻地嗅了兩下。勞拉正巧又把話題扯到了鑽戒上，阿書偏偏要人來瘋，跳著腳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將那罐隱士蜂蜜一把摟進懷裡，再學著美國女人接受禮物時的眉飛色舞、長吁短嘆、受寵若驚：「哦，太棒了！從來沒聞過這麼香的蜂蜜！」老祖母急著搶白我：「這個盛蜜的陶罐也是隱士們自己燒制的！每個罐子都不重樣，每件都是藝術品！」我說：「真的？！」老祖母說：「我搜集了不少這樣的陶罐，從來沒見過重複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電影中的女演員——每當她們見到崇拜的偶像時的樣子。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親贈的。我立刻起身給了母親一個重大擁抱，說：「謝謝……這麼甜蜜的禮物！」阿書這時賣弄了一句「莎士比亞」：「把甜蜜的給甜美的。」我突然發現安德烈的母親和父親交換了一個古怪的眼神，同時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這才看見已到我身邊的老頭——安德烈的繼祖父。老頭兒伸出布滿老年斑的手，從我手裡奪過那罐蜂蜜。他有一雙渾濁的童稚眼睛，還有兩歲左右的孩子對所有權的認真神態。他說：「這是送給我的。」我剛剛完成感謝的擁抱，姿勢尚未收攏。他又說：「你沒看卡片上受禮者的名字嗎？」他微微一笑，完全是個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虧或受冷落時的克己微笑。他說：「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臉紅了，也知道在此刻臉紅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來越紅的臉一點辦法也沒有。沒有一個人出來打圓場，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個人都困頓在一個僵局裡，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著繼祖父兩手捧著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兩件禮物，另一件是個計步器，給得過偏癱的老人練習走路用的。我剛才險些讓他可憐的禮物又損失一半。
「過節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來的人說。他已將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確累人。」
「你指填表格還是過節？」
我笑笑說：「都累。活著就累。」
「沒錯。」他笑起來，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這話不該你說。該我這個歲數、這個職業的人說。你正在做我們美國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說累，不大合適。你看，你們定在六個月之後舉行婚禮。婚禮之後，你才真正開始體味什麼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麼乏味。我發現自己又朝那張名片上看一眼。這回看得不那麼馬虎了，看見了他的名字。他叫約翰。芸芸眾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約翰。
「你抽煙嗎？」
「不抽。」
「喝酒嗎？」
「不喜歡喝。不過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說『是』或『否』。」
「這些也要填到表格里？」
「這些是必要提問。如果你吸大麻，國務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過嗎？『是』還是『否』？」
「否。」
「有沒有欠賬——欠信用卡公司、電話公司的賬？」
「也算正式提問？」
「是的。」
「如果我欠賬，能說明什麼問題呢？」我做出純粹與我無關的好奇模樣。
約翰停下了填寫。「你欠誰的賬？」不等我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