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理查·福茨打了個電話，是他辦公室的留言機接的。我口氣簡短有力，只說我需要立即見他。
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師夫婦都沒睡。我剛把鑰匙插進鑰匙孔，門鎖就從裡面擰開，然後我看見了牧師太太驚慌失措的面孔。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擺出微笑的形狀，眼睛卻白熱地瞪著。
我問：「你好嗎？」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賬了。
「很好。」她馬上回過頭去看牧師，禮貌順著慣性從嘴裡出來：「你呢？」
我說很好。這時我發現牧師已邁著長腿攆上了他妻子，此刻站在離她兩步遠的地方。倆人就這樣一前一後一高一矮站著看我解下圍脖，摘掉帽子，脫掉靴子。我和他們仍在進行禮貌廢話。比如說：天氣真可怕，交通堵得要命。
然後我穿著又冷又濕的棉襪，跟他們夫妻倆面面相對站在門廳里。雙方都客套得累壞了。我想說：「這個月的房租我下禮拜保證交。」想想算了。我信用卡上的赤字比什麼保證都說明問題。我還想說：「出什麼事了嗎？」他們會想這人看上去挺謙謙君子，其實是個潑皮無賴——白住房白用水電，在房東和房客之間還能出比這更壞的事？
牧師太太又急速看牧師一眼，那意思是：「你不說我可不客氣了。」
牧師終於開了口：「你最近在跟FBI接觸？」
「怎麼了，他們找你們麻煩了？」
「不是。是這樣，今天下午一點鐘，我妻子在留言機上聽到一段很可疑的聲音。你來聽聽就知道了。」
我被他們領到起居室。牧師伸出修長多毛的手指，摁在留言機的倒帶鍵上。倆人以一模一樣的表情聽著機器沙沙沙響起來，不久出來一個喉音極重的男低音，說：「聽到沒有？聽到沒有……」然後是個年輕些的男聲說：「有了有了，恨不得花了半輩子的時間才找到。你聽我怎麼樣？」男低音說：「還行。你聽我呢？」年輕男聲說：「不怎麼樣……」機器「咔噠」一聲停住。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眼睛瞪得跟他們一模一樣。
牧師太太說：「大概在它發生二十分鐘以後，我接到一個電話，開門見山就告訴我他是FBI的，叫理查·福茨。他問我你的作息時間，夜裡一般是不是都住在這裡。」
牧師說：「他還問你有沒有把朋友和熟人帶到這所房子里來過……」
我告訴他我們的房客跟我們一向有契約的，都不會違背契約帶人回來。牧師太太顯然對這場莫名其妙的事有些不高興。很可能她在我進門前正發我的牢騷，連同我的拖欠房租，支票跳票，有一次開了爐子沒關，把爐子上面橡木吊櫃的底子都烤得發了黃。小半輩子沒講過人壞話的年輕牧師太太把所有的惡聲惡氣攢足，全用在我這兒。
我說：「那這留言機上的對話是怎麼回事呢？」
夫婦倆一模一樣地聳聳肩。
牧師說：「從上下文看，很可能是他們正在調試竊聽器。就是說，他們已經聽了我們家的許多私人對話。他們已經侵犯了我們這樣安分守己的公民的權益。」
牧師脾氣很溫和，憤怒都是和風細雨的。
可是歸根到底，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名堂。牧師太太手指指留言機，如同指一攤穢物。
「我聽起來，像是兩個拿報話器的人在通話。像兩個警察。」我說。心裡咬牙切齒：便衣福茨實在萬惡，他折騰到最後可能是將我攆到冰天雪地的大馬路上去。
「也有可能。」牧師微皺著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緩緩地一扇一扇。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東西灌輸到人們腦子裡和行為中，他的灌輸失敗，才會輪到FBI們去忙。他現在輕微感覺到失敗。
牧師太太最大的不適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壞了。她的安全感是因她上幾代人離罪惡的遙遠而建立的。她不能確定我是否和罪惡有關，但她更無法確定我和罪惡無關。她突然覺得我離她的認識極其遙遠，她曾自信地在我行為氣質上讀出的謙和多禮原來是錯誤，它們都是神秘內向的東方所給予我的偽裝，而絕不能給她證據證實我的無辜。而壞就壞在我的內向和神秘。她覺得過去跟我的相處全不能作數，而未來都要在長期的一無所知中相處下去。或許東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個逃犯，像我這樣斯文的一個逃犯。
她聽我解釋這其實是怎麼回事：美國在五十年代為外交官員建立的法規，讓我和安德烈·戴維斯的正式羅曼史受到兩個國家、兩種政體的影響。因為我的國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國家所列的敵人名單上。我對牧師太太解釋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麼也沒聽進去。我接著跟他們夫婦二人講到我的從軍歷史，尤其我當戰士記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軍隊宣傳骨幹，抑或情報人員。對於他們這樣給我重視，我是怎樣也講不清的。因為他們拿美國軍隊各行各業來套中國軍隊。我給牧師夫婦舉例說：「有一次我跟幾位台灣朋友談到中國軍隊的歌舞團，他們馬上說：『噢，康樂隊呀，我們軍隊里也有。』我說那和『康樂隊』不同。他們說：『差不多啦，就是讓士兵開心嘛！』他們和美國人都把中國軍隊的歌舞團員想成電影《現代啟示錄》中朝性饑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麼也說服不了他們，我們的歌舞團是關照意識形態的，而不是去安撫他們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饑荒的。台灣朋友說：『有軍營的地方就有性饑荒，這點你得承認吧？』我說：『可能是的。』他們立刻得勝地大聲說：『那就對了！你給他們意識形態，他們接受的是性救濟！』我說：『那就不是前者的問題了。如果一個人賣出去的是飯鍋，結果給買去的人當成了尿盆，你不能說前者就是賣尿盆的……』」
我見牧師夫婦眼睛和面孔隨我的手勢上下左右地動，但他們已在我舉的這個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們想，她在胡扯什麼呢？三個月住下來，他們頭一次發現我原來是個挺能胡扯的人。並在講到尿盆這類詞時語言毫無梗阻，同講到飯鍋一樣坦然。他們還想：這個貌似文雅的人原來是個標準三八。
我想，壞了，他們越來越覺得不認識我。我怎麼在這種時候舉出個幫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沒聽見任何聲響從牧師夫婦的卧室傳出來。他們平穩的日常活動也給我攪了，給便衣福茨攪了。因而我一見理查就說：「FBI得負責給我找房——我肯定會給房東踢出來的！」
理查很驚訝：「怎麼？你給踢出來了？」
「遲早的事！」
「你跟他們應該簽了租約的，租約上又沒說不準FBI打電話。」他年紀輕輕，已經有了老特務的痞勁。他兩手一攤，又說：「如果他們真要攆你走，我家倒有間地下室空著。」他明擺著是跟我瞎逗，臉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們真要攆你，可沒我什麼事。
「我正失業，再去租另一處房，連押金都拿不出來。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東都要看你有沒有固定收入，沒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兩到三個月的房租做押金。就這樣的話，能租到房已經算走運……」
「我當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別去煩我的房東？」
「我也不想煩他們。這是調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辦公樓大廳里說話。我不願穿過那個安檢通道，讓兩個面無表情的人翻看我書包里是否裝有炸藥。理查只穿了件襯衣，扎一條非常花哨的領帶。他下巴左側被刮鬍刀拉了條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襯衫領子。總之我這案子讓他連安安生生刮鬍子的時間也沒了。他做個手勢要我跟他去。
他領著我走到大廳一邊的咖啡鋪。我不領情地說我沒喝咖啡的胃口。
他說他有胃口。他連早飯都沒顧得上吃。那個「陽光燦爛」在去上託兒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開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濕透。只好又開車回去，替她換上乾淨衣服。理查說著打了個長哈欠，這讓我看見了他嘴裡的所有牙齒，有三顆牙被補過。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國人牙齒，人為地整齊潔白。他為他的哈欠說了兩聲「對不住」。哈欠打完，他臉上出現一種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麼了，活得顧頭不顧尾，跟他女朋友的爭執也越來越頻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們生活里添了個「陽光燦爛」和我。這兩個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給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麼多亂，要他額外操那麼多心，這一點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過意不去，我們不可能不向你的房東了解你的情況。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話給他腰裡揣的呼機打斷了。他皺起眉，把呼機拿出來，看一眼上面的號。「是『陽光燦爛』的託兒所打來的。」他告訴我，好像他給我權利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樂趣和苦惱似的。
「你要是急著去回電話，我可以現在就走。我就是專程來告訴你，你們不要竊聽我房東的電話。」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說，不竊聽他們的話我們打哪兒下手竊聽你呀？
「並沒有竊聽他們啊！」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