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士和諾頓趕在大隊人馬之前先行前往印度，他們兩人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八日到達德里。當時的印度總司令，已故的勞林森大人，給予他們各種協助和鼓勵。他的先父曾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主席，所以他對於探險具有熱切的興趣。他設法讓喬佛瑞．布魯士上尉順利加入探險團，並派了四名服役中的廓爾喀士官入團，供布魯士將軍差遣。
三月一日，探險團的核心在大吉嶺形成——布魯士將軍、諾頓、喬佛瑞．布魯士以及印度森林部的雪畢爾。雪畢爾是新人，「他具有工作不知厭倦的狂熱；對他而言，舒適與否毫不在考慮範圍內」，布魯士說。他將擔任運輸官，而在他的援助下，準備工作遂加速進行。前次探險七位挑伕的死難絲毫沒有造成障礙。眾多的山民，包括雪巴人、不丹人及其他族人，熙熙攘攘而來，迫不及待地想被錄用。有許多人是第三次前來。共來了三百人，獲僱用的有七十人。卡爾馬．保羅與他的助理嘉奧仁（Gyaljen）再度被採用為通譯。居住在錫金的害羞、溫馴的雷普恰（Lepchas）族很擅長於採集標本，因此他們當中有一位被指定專供博物學家興斯頓差遣。
不久，探險團其他成員便開始前來集合——索默威爾來自南印度，歐岱爾來自波斯，興斯頓來自巴格達，最後馬洛禮、厄文、比譚和哈熱德也從英國趕過來了。這些人全聚集了，一起接受布魯士將軍快活明朗的領導；再一次，他在他的山民團團圍繞之下，面向崇高的喜馬拉雅山巔，如魚得水般自在。此時，諾爾則為了順利替探險行動拍下詳盡的紀錄片而進行各種安排。
三月二十五日，他們離開大吉嶺，意圖在五月一日就抵達聖母峰下方的基地營，以便能將整個五月分及一大部分六月用來往上攀登，在不受季節雨影響的情況下登上東絨布冰河，並進行最後的攻堅。
通常行經錫金時，很難得有機會看見那俯視錫金全境的美妙高峰。干城章嘉常常被較近的山脈遮住，或者，當登山者爬上一道可以看見它的山脊時，它卻又隱入迷霧中。但在這種情況下，布魯士仍經歷了難能可貴的一瞥。從卡瀑普隘道（Kapup Pass），他看見了整個干城章嘉峰。那山並非以冰冷尖銳的狀貌大剌剌瞪視著他，而是浸潤在那地區典型的神祕靄霧中——一種深紫羅蘭色的煙霞，使那硬繃繃的山有了靈氣。較低的坡段全被一抹藍色吞沒了，而積雪線以上部分似乎與任何塵世的基座斷了聯繫，倒像是浮在半空中般，布魯士說。
就是像這樣的景色，使得登山家甘受旅途的骯髒、不適與艱辛。一個身處群山之間，曾與它們激烈角力的人，比起那些僅在長距離外望著它們的人，更能欣賞它們的空靈之美。
在預計的時程內，探險團到達了帕里。就在這西藏高原的邊緣上，他們做著通行高原的準備。所有帳篷都被架起來檢查，補給品都被整理分類，探險團的成員都順從地由熱心人士興斯頓施予生理狀況檢查。布魯士則為了地方官「宗本」①收費過高而與他進行著一場大鬥法。就像大部分的西藏政府官員，這位宗本彬彬有禮，但他很軟弱，又貪得無厭，還不折不扣蒙受手下人掌控。以布魯士的話說，他手下那些人是一群殘酷野蠻並以此為樂的流氓；他們顯然是利用職位不擇手段大肆牟利。
注①宗本Dzongpen：一個地區（宗）的總督，以前稱宗堆。——審注
但帕里可以和拉薩進行電報通訊，而目前通訊情形良好，並非處於斷訊狀況。布魯士得知拉薩給了宗本一封電報，命令他給予探險團各種協助，乃草擬了一封電報稿，對所受待遇多所抱怨，之後，他以此為武器，遂能在極正式的情況下與對方簽下一份合約。
於是探險團興致沖沖離開了帕里。但是，不久就遇上了很不幸的事。根據在帕里所做的生理狀況測驗，布魯士已經比他離開倫敦時好得多了，但行經隘道進入西藏本土時，探險團經歷了貫穿隘道的厲風，第二天一早，布魯士便因嚴重的瘧疾而病倒——嚴重到必須被送回錫金，只能無奈將探險團的指揮棒交給諾頓。
這對於布魯士而言是個重大的打擊，他多年來的最大心願就是攀登聖母峰，如果以他的年紀不能擔任實際登山者，那麼他至少能在基地營規畫攻堅的工作，並為那些鬥士加油打氣。如今，就在他將發揮極大用處時，卻被迫丟下他們不管。這對他來說的確非常難堪，而對探險團而言也是件嚴重的事情。組織的工作沒有他也可以做，而且也由別人做好了，與他能做到的不相上下。但沒有人能夠像布魯士那麼懂得鼓舞別人。布魯士是一座不停爆發出好興致的仁慈火山；他那鎮壓不住的好玩心性，再怎麼大的不幸都不能將它澆熄。這樣的特質在英國人之間就夠可貴了，若還包括當地土著，就更是十倍可貴。他能從基地營汩汩冒出歡樂氣氛，影響整個探險團。在這種探險行動當中，這樣的能力是極端有用的。
因此，諾頓從布魯士手中接過了指揮棒。從某方面說，這是有利之點，因為諾頓先前曾實際登過聖母峰，而這次可能將再度擔任登山者。這是布魯士沒有的優點。諾頓對於此地土著以及喜馬拉雅山區不若布魯士瞭解，但他還年輕，可以擔當登山的重任。
此外，諾頓和布魯士一樣，具有一種就探險團團員（特別是探險團領導人而言）無價的特質，那就是如同「國家第一」、「船先於個人」這種詞彙所彰顯的那種特質；以眼前的情況而言，或許可說成「峰頂第一」。諾頓可能曾以一位偉大極區探險家的立場——而非一個英國人的立場——與自己辯論；他可能曾這麼說：「探險團的重擔與責任都在我身上，因此，對我而言，這榮耀使我有權要求他人自我犧牲，讓我有較佳機會爬上峰頂。」這樣的主張裡，有某種公道與合理性存在。探險團的領導人的確肩扛重責大任。他將因探險的失敗承擔責難，也會為其成功接受讚揚。但諾頓所採的觀點是，讓探險團攀上峰頂是首要考量，至於誰登上去、誰享有那份榮耀則屬次要。他準備參與實際攀登行動，但他是否適宜參加最後衝刺，他將讓兩位最有能力的登山者，馬洛禮與索默威爾，為他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斷。
這種大公至正的精神給了探險團極大鼓舞。如果他反其道而行，要求團員為他的成就犧牲，他們無疑也會照做，但那麼一來，他們便很難像從事自己選擇想做的事那樣，保有極高度的熱誠。而馬洛禮，這位曾連續三次參與探險行動、發現登上峰頂路徑、與探險團關係最深的人，如何看待此事呢？幸而有紀錄留存下來。在一封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九日致聖母峰委員會某位委員的書信中，他寫道：
「我必須將諾頓在公文上不能說的話告訴你，那就是：他——我們這位團長很了不起。他知道整部『組織』（bandobast ，譯按：印英語詞彙），從A到Z ，他的眼睛看到一切，每個人都能接受他；他讓全團的人都覺得愉快；他總是充滿興致；在平易近人中，有其威嚴。他也是一位驚人的探險家——他極想跟不用氧那隊來一番衝刺；他告訴我（而我當作機密告訴你，因為我確定他不會去廣播）：當衝刺的時機到來，他一定會讓我和索默威爾商量，然後決定他是否適於擔任那項工作。應該帶上聖母峰的，不正是這種精神嗎？」
來自馬洛禮的這番證辭特別有價值，因為馬洛禮有可能對諾頓的領導起反感。馬洛禮是聲望更高的登山家，並且自從這系列探險行動開始以來便一直參與其事。如果他認為現在擔任團長的人應該是他，不應是諾頓，那也是人之常情。此外，我們也必須對諾頓這項自我謙抑的行為加以注意，因為當他那麼做的時候，探險團團員都還相當確定他們可以一舉攀頂成功；馬洛禮本人在同一封信中也說，他相信絕不用再來一次。他確信聖母峰將降伏在他們的首度出擊之下。因此，榮耀將落在第一組成員身上；很自然地大家都希望編在第一組。
現在，他們開始嚴肅考慮攻堅的計畫。他們在崗巴宗耽擱了四天，等待運送工具，於是利用這空檔將整個問題研究個鉅細靡遺。或許它看似相當簡單，但除了天氣多變外還有兩項因素讓它變得很複雜。第一個因素是，必須為用氧登山者與不用氧登山者各做一番安排；第二個因素是，在雇有挑伕的攻堅區段上，登山人員中必須有會說興都斯坦語或尼泊爾語者。
早在聖誕節，諾頓就擬妥了一份計畫，在團員之間傳閱以便進一步討論。馬洛禮對其中某些方面未予同意。在大吉嶺和帕里，諾頓、馬洛禮、索默威爾和喬佛瑞．布魯士曾舉行過多次討論，但甚至如今到了崗巴宗，協議仍未達成。直到四月十七日，他們抵達亭吉宗（Tinki Dzong）之後，才有一份受到所有成員認可的計畫被構思出來。原始提案人馬洛禮將它敘述如下：
Ⅰ、A和B帶著大約十五名挑伕從北坳上的第四營出發，在海拔大約二萬五千五百呎處建立第五營，然後下山。
Ⅱ、不用氧登峰者C和D帶著另十五名挑伕上行到第五營，其中七名背綑包。這七名挑伕將綑包放下後即下山，其他八名則在第五營過夜。
Ⅲ、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