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軍都督府會場出現了十分鮮明的兩派，爭論之間，激烈的幾乎動全武行。
以三千北伐粵軍將領姚雨平、出征臨淮總司令林述慶、準備在去關外舉義被預備推舉為關外都督的藍天蔚、鎮軍第一師師長柏文慰等為首的主戰派認為：事態不容樂觀，除訴諸武力外別無對策。只有增強革命軍在湖北的兵力，根據情況，不失時機給予一擊才能收拾局面，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
但是，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江蘇議會議長清末狀元實業家張騫、江蘇省議會副議長江南名下士蔣炳章、還有庄蘊寬、陸榮廷、孫道仁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地方大紳士等人組成的求和派則認為：當前只有一心完成「臨時政府」建設，及對袁世凱和議，方能謀求共和。而此時向北洋伸手，造成支離破碎、兩敗俱傷之勢實在不妥。基於此，他們的意思是以不擴大為方針，以和議為根本。
張謇、湯壽潛、程德全原來都是立憲派或比較「開明」的滿清舊官僚，現在又看到要求實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轉到了獨立省一邊。如果清室能夠退位，實行民主共和的政體，又有素來受到他們信任的袁世凱掌握最高權力，這正是他們求之已久的。
他們在江南負有聲望，尤其是張謇以清廷狀元實業界領袖為社會各界所推重。張騫是清末的狀元，全國著名的提倡實業救國的新人物，可說是當之無愧的立憲會領袖人物。
其實在武昌舉義之後六天，即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江蘇巡撫程德全等電奏，請現任親貴內閣解職，釀亂禍首處分，要求袁世凱出山組閣，提前宣布憲法，清廷最後留中不發。
程德全等奏云：「竊自川亂未平，鄂難繼作，將士攜貳，官吏逃亡，鶴唳風聲，警聞四播，沿江各省，處處戒嚴。朝廷分飭蔭昌、薩鎮冰，統率軍隊，水陸並進，並召用袁世凱、岑春煊總督川鄂，剿撫兼施，其煩聖明南顧之憂者亦至矣。而民之訛言，日甚一日，或謂某處兵變，或謂某處匪作，其故由於沿江梟盜本多，加之本年水災，橫連數省，失所之民，窮而思亂，止無可止，防不勝防，沸羹之勢將成，曲突之謀已晚。論者僉謂緩急之圖，必須標本兼治。治標之法，曰剿曰撫；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惡，實行憲政。臣亦曾以是概要，上陳明聽。顧臣等今日廣徵輿論，體察情形，標本之治，無事分途，但得治本有方，即治標可以一貫。臣等受國厚恩，忝膺疆寄，國危至此，無可諱飾，謹更披瀝為我皇上陳之：自內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國恥日深，於是海內人士，愁憤之氣，雷動霧結，而政治革命之論出。一聞先皇帝頒布立憲之詔，和平者固企踵而望治理，激烈者亦降心而待化成。雖有時因外侮之侵陵，不無憂危之陳請，然其原本忠愛，別無貳心，已為朝廷所矜諒。惟是籌備憲政以來，立法施令，名實既不盡符，而內閣成立以後，行政用人，舉措尤多失當，在當局或亦有操縱為用之思，在人民但見有權利不平之跡。志士由此灰心，奸鄰從而煽動，於是政治革命之說，一變而為種族革命之狂，而蓄禍乃烈矣。積此惡感，騰為謬說，愚民易惑，和者日多。今若行治標之法，必先用剿，然安徽、廣東之事，既再見三見，前仆後起，愍不畏死。此次武昌之變，督臣瑞澂夙抱公忠，其事前防範，何嘗不密，臨時之戒備，何嘗不嚴，而皆變生倉卒，潰若決川，恃將而將有異心，恃兵而兵不用命，即使大兵雲集，聚黨而殲，而已見之患易除，方來之患仍伏，有形之法可按，無形之法難施，以朝廷而屢用威於人民，則威褻，用威而萬一有損，則威尤褻，是剿有時而窮。繼剿而撫，惟有寬典好言，寬典則啟其玩，好言則近於虛，縱可安反側於一時，終難導人心於大順。況自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事，失信於人民者，已非一端，今欲對積疑懷貳之徒，而矢以皎日丹青之信，則信已褻，不信而有違言，則信尤褻，是撫亦有時而窮。故臣等之愚，必先加意於治本。蓋治病必察其脈，導水必溯其源。種族革命之謬說，既由政治革命而變成，必能饜其希望政治之心，乃能泯其歧視種族之見，然苟無事實之施行，仍不足昭渙號之大信。今輿論所集，如親貴不宜組織內閣，如閣臣應負完全責任，既已萬口一聲。即此次釀亂之人，亦為天下人民所共指目，擬請宸衷獨斷，上紹祖宗之成法，旁師列國之良規，先將現任親貴內閣解職，特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庶永保皇族之尊嚴，不至當政鋒之衝突，其釀亂首禍之人，並請明降諭旨，予以處分，以謝天下。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布憲法，與天下更始。庶簧鼓如流之說，借口無資，潢池盜弄之兵，回心而釋，用剿易散，用撫易安。否則伏莽消息其機牙，強敵徘徊於堂奧，民氣囂而不能遽靖，人心渙而不能遽收，眉睫之禍，勢已燎原，膏肓之疾，醫將束手，雖以袁世凱、岑春煊之威望夙著，恐亦窮於措施，微論臣等。臣等亦知急迫之言，非朝廷所樂聞，然區區血忱，實念國步艱難之甚，民情趨向所歸，既無名譽可沽，惟有顛阝齊是懼，是以甘冒斧鉞，不遑顧忌，如尚不蒙聖明垂察，則罪戾滋重，惟有懇恩立予罷斥，敬避賢路，免誤國家，臣等不勝激切屏營待罪之至。」
此次程德全等電奏，留中不發，原奏當時未見，後吳縣楊廷棟於民國四年將底稿裝成捲軸，知是南通州張謇手筆。可見當時，張騫的影響力，還有全國立憲會人物一開始就期盼袁世凱掌權！
吳縣楊廷棟捲軸題跋云：「辛卯八月十九日，武昌舉義，漢口、漢陽同時歸附。雲陽程公德全方撫蘇，睹時局至此，思為清廷盡最後之忠告，囑廷棟偕華亭雷君奮，邀通州張公謇蒞蘇熟議。張公適乘滬寧車由寧赴滬，乃與雷君迎至錫站，謁張公於車中，具白所以，即同往蘇撫署聚談。晚復同寓蘇站西偏數十步之惟盈旅館。乃篝燈屬電奏稿，初，張公自起草。繼，張公口授，而雷君與廷棟更番筆述之，稿成已三鼓。翌晨，清稿送署，張公即去滬。程公得稿，先通電各省將軍督撫，徵求同意聯銜入告。廷棟復私電金君還，轉請趙公爾巽領銜，時八月二十二日也。越兩日，熟河都統溥廷頁、山東巡撫孫寶琦複電贊成列名，鐵路大臣端方、兩廣總督張鳴歧複電云：『時機尚未至』，四川總督岑春煊表示贊成之意，而不允列名，其餘皆置不答。時贛已宣告獨立，皖又岌岌不保。程公以事益迫，再緩即入告無益，因於二十五日，以溥公為領銜，並孫公三人，具名電京，而溥公又來電云：『趙公爾巽不以此舉為然，特請取消前允具名之事』，並徑電內閣聲明，時趙公方總督東三省也。張公鳴歧又來電云：『此奏不可不發，願附名』，其實電已前發，取消贊成，均無及矣」云云。
在八月二十七日，滿清內閣閣丞華世奎告余：「江蘇程雪帥（德全）電奏，時局危迫，揭破政治革命，種族革命，向來疆吏不敢據以上聞者，可謂有膽。其電奏大要：『請罷免現任親貴內閣，另簡賢能，並懲辦釀亂首禍之人，提前宣布憲法』。」
這「另簡賢能」的「賢能」是誰，天下人皆知是指袁世凱！
但是隨著南方革命風潮越來越洶湧，感到大時代變化的張騫等人於十月初五日，拍電載灃共贊共和，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於十月日，由美國使館轉上海張騫等電：「攝政王殿下，川鄂事起，罪已之詔甫頒，殺人之禍愈烈，以致旬日之內，望風離異者十有餘省。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國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識者，持論亦無異致，是君主立憲政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為皇上殿下計，正宜以堯舜自待，為天下得人，儻能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不特以安全滿旗而已。否則戰禍蔓延，積毒彌甚，北軍既慘無人理，大位又豈能獨存。廷芳等不忍坐觀，敢為最後之忠告，聲嘶淚竭，他無可言。張謇、伍廷芳、唐文治、溫宗堯叩。」
這個轉變，使張騫等人搖身一變，成為革命事業立了大功。革命事業，他們是贊成而且傾盡全力的。但他們的革命，完全是革命風潮壓迫過急一種被逼無奈的選擇。他們骨子裡還是反感革命黨人，最希望的還是袁世凱執政，自然歡迎南北和議。
所以，在接到湖北京漢鐵路事變第一份戰報後，張騫深深感到在湖北挑起事端的可怕後果，他從掌握作戰全局的立場出發，對各方面表示了見解，竭力打消激進革命黨人冒險的衝動。
他說道：「現在可以動員的民軍，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北洋方面，所以，不可能進行全面戰爭。但是，如果事態繼續發展，全面戰爭的可能性極大，這樣，其結果很可能和太平天國在北伐的作戰一樣，陷入無底的深淵之中。為此，我認為目前應該斷然命令湖北部隊一舉撤退至安陸的革命根據地，停止無謂的挑釁，然後由黃君克強派親信抵北京，與袁世凱促膝暢談解決當前存在的根本問題，即使以民國大總統一職交換也不惜。」
張騫的確是清末的一代奇才，在革命問題上更是顯出了他目光的毒辣，一眼看穿革命黨人的弱點，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