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一種說法：最可悲的國家是半島國家，因為他們幾乎永遠得不到安寧。看看巴爾幹半島，阿拉伯半島和朝鮮半島的近現代史，就能同意這種說法。
朝鮮，這個位於亞洲東北部從中國東北部朝著東南方從日本還斜著伸向黃海的南北長達兩千兩百華里的半島，一百多年來一直到現在還繼續在扮演著「東亞熱點」的角色。而充滿了戰爭和流血的現代東亞史的原點，就是從朝鮮半島開始的。
2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比相鄰的中國吉林省稍微大一點，大約是黑龍江省的一半左右。差不多80%的面積是不適於農業的山地，土地也不是很肥沃，但就是在這麼一個應該說是並不起眼的半島，在這一百多年裡屢次被戰火燒煉，是世界上爆發戰爭次數最多的地區之一，一直到現在這個世界上軍事力量集中密度最高的地區可能還是朝鮮半島。
這是因為朝鮮的地理位置。
朝鮮和中國，俄國交界，隔著對馬海峽和日本的九州相望。朝鮮半島由於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進入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的19世紀以後，成為大國角逐的競技場就是很當然的了。
對於大清帝國來說，朝鮮只是一個有時候會來朝朝貢，需要賞賜點什麼的屬國。出於「中央帝國」的威嚴和傳統，大清並沒有在朝鮮半島尋找過什麼經濟利益，大清需要的是「擁有屬國」這件事本身給大清帶來的尊嚴；對於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北極圈裡，做夢都想著溫暖的南方樂園的俄國來說，朝鮮則意味著一個能通往南方的不凍港；而對於剛剛明白當時統治著這個世界的叢林準則，完成了明治維新，急著要在這個叢林準則下得到能夠存活的一席之地的日本來說呢？用一句當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話來說，朝鮮是「一把刺向日本腹部的利劍」有人在討論甲午戰爭時喜歡著眼於所謂「東學黨之變」實際上那隻不過是中日兵戎相見最表面的直接原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甲午之戰其實是勢在必然，無可避免。「東學黨之變」不是引起甲午戰爭的原因，只是東亞國際關係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日本官界軍界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經營的結果。
朝鮮自古以來就和日本交流密切，日本的江戶年間只要換了將軍就會有朝鮮通信使前來慶賀，順便互通音信，日本的對馬藩也是鎖國年代的朝鮮除了宗主國大清之外唯一與之有貿易往來的外國。朝鮮從日本進口的主要是銅器，陶器，明礬，紅絹，砂糖，棉花等，日本從朝鮮進口的主要是虎皮，熊皮，豹皮，狗皮等皮貨和人蔘，魚翅及熊膽，牡丹皮，黃芪等中藥材，1876年全年貿易總額在30萬日元，換算成現在的價格大約在三千萬美元左右。
日本明治政府在成立以後就向朝鮮發出了新政府成立的通知，同時提出了通商貿易的要求，被當時執掌朝鮮大權的大院君拒絕。表面理由是明治政府的國書和江戶幕府的國書格式相異，而且明治國書中的「天皇，天朝」等遣詞用字屬於「僭越」——「皇」和「天朝」只能宗主國的大清才能使用。但是這僅僅是表面上的理由，實際上這些字在幕府政權的國書中都用過。真正的理由是一來是還處於鎖國狀態之中的朝鮮不想把貿易活動擴大到對馬藩之外，二來是朝鮮對新成立的明治政權抱有本能的懷疑。朝鮮始終沒有忘記1592年到1598年之間豐臣秀吉的侵略給朝鮮半島帶來的巨大災難，而豐臣秀吉以後的江戶幕府在250多年間沒有向外進行侵略擴張，朝鮮朝廷懷疑推翻了幕府的明治政權也是很正常的。
不幸的是，以後的事態發展表明朝鮮朝廷的懷疑是有道理的。
國書被拒絕這件事在日本引起了一次征韓論的大爭吵，雖然主張征韓的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等急先鋒在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對下下野，征韓沒有徵成，但這次爭吵到後來居然發展成了一場叫做「西南戰爭」的大規模內戰。可見朝鮮半島對日本來說始終是迷人的誘惑。
1875年9月發生的「江華島事件」是整個東亞國家關係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
江華島位於朝鮮半島漢江出海口，是韓國第五大的島。由於其重要的戰略位置，這一百五十年來一直就是緊張的焦點。1866年因為大院君禁止天主教在朝鮮的傳教，法國人出動了800多兵力進攻江華島，在付出了40人以上的傷亡以後，不得不悻悻退走，這就是所謂「丙寅洋擾」1871年，以「科羅拉多號」為首的五艘美國軍艦為了四年前美國武裝商船「謝爾曼將軍號」（General Sherman）被擊沉事件進攻了江華島，在佔領了一個月以後主動撤兵。這是所謂「辛未洋擾」事件。
一個小國，居然能夠兩次擊敗西洋列強，拒絕本來要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不平等條約，實在是很了不起的。然而，這兩次侵略最後都是僅以「洋擾」而結束的根本原因其實是在於無論法國還是美國並沒有真正準備入侵朝鮮半島，因為在朝鮮半島的前面有著更加美味可口的中國大陸和中國大陸市場。
然而日本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紀可能朝鮮半島的經濟價值確實不大。但就像那份真偽不明的《田中奏摺》所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滿蒙，必先征服朝鮮」日本要想前往可口的中國大陸，就必須先通過不那麼可口的朝鮮。朝鮮，是日本走向世界的第一塊跳板。
但是當時無論是朝鮮還是大清都沒有看清這一點。
9月20日由艦長井上良馨少佐指揮的日本軍艦「雲揚號」在去往中國海城牛庄的路上途經江華島，井上良馨乘坐的小艇為要求飲用水補給靠近了江華島，受到江華島上的朝鮮炮台炮擊。小艇立即歸艦，「雲揚號」上的艦炮對江華島炮台進行了報復性還擊，艦上的陸戰隊也登陸，放火燒掉了朝鮮軍三座炮台，這就是所謂「江華島事件」且慢，這只是日本「公刊戰史」的內容。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陸軍卿山縣有朋在事件後的一句話揭開了謎底：這是「預定計畫的實現」日本陸海軍的戰史分為兩類，一類叫「公刊戰史」是給大家看的；還有一類是鎖在參謀本部，軍令部的鐵櫃里，名為《XX年戰史》的機密文件，那才是真正的戰史。《明治八年海軍戰史》裡面有井上良馨在10月1日寫的報告書，裡面清楚寫明日軍的武裝小艇進行的是水道測量，在受到朝鮮方面警告以後反而變本加厲向漢江上游漢城方向前進，這才受到朝鮮的警告炮擊的。
事件以後，日本立即派出了以參議開拓長官黑田清隆陸軍中將和大藏大輔（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井上馨為首的代表團乘著軍艦就到朝鮮興師問罪，這個井上馨不是前面那個井上良馨，那個井上良馨是海軍軍人，後來仕途一帆風順，一直升到海軍大將，名列元帥。這個井上馨是政治家，後來做過日本內相，外相。
經過大兵壓境的談判，日本和朝鮮在1876年2月26日簽訂了《朝日修好條規》通稱《江華島條約》這是朝鮮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也是幾乎整個現代東亞史的起點。江華島條約標誌著朝鮮從閉關鎖國的狀態中走了出來，正式成為了大國角逐的舞台。根據條約，日本在朝鮮得到了類似於「租界」似的居留地，日本產品在朝鮮享受了免徵關稅的待遇。
《江華島條約》的關鍵要害在於其第一款：「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這一款在現在看來貌似公平，很符合「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國際準則，但當時可不能這樣解釋。朝鮮是大清的屬國，日本要動朝鮮的腦筋首先遇到的就是和大清的關係，1876年的日本，還沒有完成和大清進行一場戰爭的準備，它只能想法子在大清和朝鮮之間打進一個碶子，做好法理上的準備以迎接和大清的最後直接攤牌。
大清知不知道這件事？大清知道，朝鮮將這件事知會了清廷，日本新任駐華公使森有禮甚至直接向總理衙門提出了「派員和中國官憲前往朝鮮」的試探，但被總理衙門以「向無此規矩」為由而拒絕。清廷，或者說李鴻章本人並不願意過多地插手這件事。這倒不是大清已經山窮水盡顧不了屬國了，大清雖然輸了鴉片戰爭，向英國割讓了香港，又經過長毛之亂，元氣大傷，可以說是「千瘡百孔」但在外表上還是挺光鮮的，起碼在東亞這一塊，還沒有人敢來起鬨架秧子。
但李鴻章只求自保，不想多事。既想當宗主國，又不想看到日朝之間爆發戰爭，因為李鴻章還記得豐臣秀吉侵略日本，最後使得中日朝三個政權下崗交班的歷史。所以他主張「當由朝鮮自行主持」實際上是想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避免事態的進一步惡化。
李鴻章的思想就是數千年來中央帝國的只求示威嚴於夷狄即可的傳統思想，李鴻章雖然認識到了已經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大清面對著的是「數千年未有之強敵」但是並沒有必要時要用戰鬥甚至是戰爭來解決問題的思想準備，特別是對日本這個在他看來只不過是「葺爾小國」的島國。
這也不能完全怪李鴻章消極自私或者妄自尊大，得到大清的制度里去找原因。
大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