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題目。對有許多人，可以肯定說我們知道得很少；對另有許多人，可以肯定說我們知道得很多；但是對於蘇格拉底，就無從肯定我們知道得究竟是很少還是很多了。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出身於雅典中產之家的公民，在辯論之中度過了一生，並向青年們教授哲學，但不是象智者那樣為了錢。他確實是受過審判，被判死刑，並於公元前399年就刑，年約七十歲。他無疑地是雅典的一個著名人物，因為亞里斯多芬尼在《雲》的劇本里描寫過他。但是除此而外，我們便完全糾纏於眾說紛紜之中了。他的兩位弟子色諾芬和柏拉圖，都給他寫過卷帙浩繁的記述；但兩人所敘述的卻大為不同。而且即令兩人的說法一致時，伯奈特已經提示過，那也是色諾芬抄襲柏拉圖的。對兩人的說法不一致處，有人是相信色諾芬，也有人相信柏拉圖；還有人是兩種說法都不相信。在這樣一場危險的爭論里，我並不冒險來擁護某一方，但我將簡明地提出各種不同的觀點。
我們先談色諾芬；色諾芬是個軍人，頭腦不大開明，他的觀點大體上是因襲保守的。色諾芬感到痛苦的是，蘇格拉底竟然被控為不虔敬和敗壞青年；和這些人相反，他竭力主張蘇格拉底是非常虔敬的，而且對於受過他影響的人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他的思想看來決不是顛復性的，反而是頗為沉悶而平凡。這種辯護未免太過火了，因為它並沒有說明人們為什麼仇視蘇格拉底。伯奈特說：（《從泰勒斯到柏拉圖》第149頁）「色諾芬給蘇格拉底做的辯護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蘇格拉底真是那樣，他是決不會被處死刑的。」
曾有一種傾向，認為色諾芬所說的一切都一定是真實可信的，因為他缺少可以想像任何不真實的事物的那種聰明。這是很靠不住的一種論證方法。一個蠢人複述一個聰明人所說的話時，總是不會精確的，因為他會無意中把他聽到的話翻譯成他所能理解的語言。我就寧願意讓一個是我自己的死敵的哲學家來複述我的話，而不願意讓一個不懂哲學的好朋友來複述我的話。因此，色諾芬說的話若是在哲學上包含有任何困難之點，或者若是其目的只在於證明蘇格拉底的受刑是不公正的這一論點，我們便不能接受色諾芬的話了。
然而，色諾芬的某些回憶卻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他敘說過（柏拉圖也敘說過）蘇格拉底是怎樣不斷地在研究使有才能的人能夠當權的問題。蘇格拉底會問這樣的問題：「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誰呢？」對這個問題，一些坦率的青年就回答說：「去找鞋匠啊，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又會提到木匠、銅匠等等，於是最後便問到這樣的問題：「誰應該來修理國家這隻船呢？」當他與三十僭主發生衝突的時候，三十僭主的領袖，那個曾向他求過學並熟知他的方法的克利提斯，便禁止他繼續教導青年們，而且還對他說：「不用再講你那套鞋匠、木匠和銅匠了。由於你反覆不休地提他們，現在他們已經被你講爛了」（色諾芬《回憶錄》，卷1，第2章）。這件事發生於伯羅奔尼蘇戰爭結束之後，斯巴達人建立了短期的寡頭政府的時候。但是雅典在大部分的時期都是民主制，民主到連將軍也要經過選舉或抽籤的地步。蘇格拉底就遇到過一個青年想作將軍，蘇格拉底勸他最好學一些戰爭的技術。這個青年於是就出去學了些簡單的戰術學課程。他回來以後，蘇格拉底帶諷刺地誇讚了他幾句，就又打發他去繼續學習（同書，卷3，第1章）。蘇格拉底又送另一個青年去學習理財之道。他對許多人，包括國防部長在內，都採取這種辦法；但是人們終於認定用鴆死他的辦法來使他沉默，要比彌補他所指責的種種罪惡還要更容易些。
至於柏拉圖有關蘇格拉底的敘述，則貧困難就與色諾芬的情形全然不同了；那就是，我們很難判斷柏拉圖究竟有意想描繪歷史上的蘇格拉底到什麼程度，而他想把他的對話錄中的那個叫蘇格拉底的人僅僅當作他自己意見的傳聲筒又到什麼程度。柏拉圖除了是哲學家而外，還是一個具有偉大天才與魅力而又富於想像的作家。沒有一個人會設想，就連柏拉圖本人也並不認真地認為，他的《對話錄》里的那些談話是真象他所記錄的那樣子進行的。但無論如何，在早期的對話里，談話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人物也是十分令人信服的。正是由於作為小說家的柏拉圖的優異性，才使人要懷疑作為歷史學家的柏拉圖。他筆下的蘇格拉底是一個始終一貫而又極其有趣的人物，是一個遠非大多數人所能創作出來的人物；但是我以為柏拉圖卻是能.夠.創作出他來的。至於他究竟是否創作了蘇格拉底，那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通常認為具有歷史真實性的一片對話便是《申辯篇》。這一片據說是蘇格拉底受審時為自己所做的辯護詞——當然，並不是一片速記記錄，而是若干年後柏拉圖在記憶里所保存下來的東西，被他彙集起來並經過了文藝的加工。審判時柏拉圖是在場的，並且似乎很顯然，他所記錄下來的東西就是他記得蘇格拉底所說的那.種.東西，而且大體上他的意圖也是要力求符合歷史的。這片對話，儘管有著各種局限性，卻足以給蘇格拉底的性格刻划出一幅相當確切的形象。
蘇格拉底受審的主要事實是無容置疑的。判決所根據的罪狀是：「蘇格拉底是一個作惡者，是一個怪異的人，他窺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壞的說成是好的，並且以這一切去教導別人。」對他仇視的真正理由——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說——乃是人們認為他和貴族派有勾結；他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屬於貴族派的，而且其中當權的幾個已經證明是極有危害性的。然而，由於大赦的緣故，這種理由便不能公開提出來了。法庭大多數都判決他有罪，這時按照雅典的法律，他可以要求某種較死刑為輕的處罰。法官們如果認為被告有罪的話，他們就必須在判決的定讞和被告方面所要求的懲罰兩者之間作出選擇。因此，若能提出一種法庭認為適宜而可以加以接受的相當重的處罰的話，那是會對蘇格拉底有利的。然而他提出來的卻是處以三十個米尼的罰金，這筆罰金，他的幾個朋友（包括柏拉圖在內）都願意為他擔保。這種處分是太輕了，以至於法庭大為惱怒，於是便以比判決他有罪時更大的多數判決他死刑。他無疑地是預見到了這種結局的。顯然他也並不想以看來是承認自己有罪的讓步，來避免死刑。檢查官有安尼圖斯，一個民主派的政治家；有美立都，一個悲劇詩人「年青而不著名，有著細長的頭髮，稀疏的鬍鬚，和一個鷹鉤鼻」；還有李康，一個沒沒無聞的修詞家（見伯奈特《從泰勒斯到柏拉圖》，第180頁）。他們堅持說，蘇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國家所奉的神並宣傳其他的新神，而且還以此教導青年、敗壞青年。
我們無須再在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對於真實的蘇格拉底騙人的關係這個不可解決的問題上自尋煩惱，讓我們來看柏拉圖是怎樣使蘇格拉底答覆這次控訴的吧。蘇格拉底一開始就控訴他的檢查官是逞辯，並且反駁別人指責他自己的逞辯。他說他所具有的唯一辯才，就是真理的辯才。而且如果他是以他所習慣的態度講話，而不是以「一套雕詞琢句的演說詞」來講話，他們也不必對他發怒。他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而且從來不曾到法庭上來過；因此，他們必須原諒他的不合法庭方式的講話。
他繼續說，除了正式的起訴者而外，他還有一大堆非正式的起訴者，那些人從這些法官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起，就到處「宣揚著有一個蘇格拉底，他是個有智慧的人，他思考著天上並探究到地下的事，而且把壞的東西說成是好的。」他說，人們以為這樣的人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公共輿論提出的這種老一套的指責要比正式的判決更危險得多，尤其危險的是除了亞里斯多芬尼以外，他並不知道這些話是從什麼人那裡來的。在答覆這種老一套仇視他的種種根據時，他指出他自己並不是一個科學家——「我與物理學的探討毫無緣分」——而且他不是一個教師，他並不以教學掙錢。他接著嘲笑了智者們，不承認智者們具有他們所自詡的知識。然則，「我之所以被人稱為有智慧並且背著這種惡名的理由是什麼呢？」
事情是有一次有人向德爾斐神壇求問，有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德爾斐神壇答稱再沒有別人了。蘇格拉底承認他自己是完全困惑住了，因為他自己一無所知，而神又不能撒謊。因此，他就到處訪問以智慧出名的人，看看他是否能指證神是犯了錯誤。首先他去請教一位政治家，這位政治家「被許多人認為是有智慧的，可是他卻自認為還更有智慧。」蘇格拉底很快就發見這個人是沒有智慧的，並且和藹地而堅定地向他說明了這一點；「然而結果是他恨上了我」。隨後蘇格拉底又去請教詩人，請他們講解他們作其中的各個篇章，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力這樣做。「於是我便知道詩人寫詩並不是憑智慧，而是憑一種天才與靈感」。於是他就去請教工匠，但是發見他們也一樣地使人失望。他說，他在這段過程中結下了許多死敵。最後他結論說：「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答覆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