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萬塊錢寄給賀蒙。他去年已在軍校畢業，目前，正在一個部隊中見習。他回信來了，他已知道了賀大哥被捕的事，他說他即將見習期滿，已經決定參加遠征軍到印緬殺敵，替賀大哥報仇；錢，他只留下兩千，八千元退還回來，他說他在軍中一切都由國家供給，而我還有一年大學要讀，所以錢還是留給我用。
我給賀蒙的信上，沒有提到表姊已經訂婚，我不願賀大哥的不幸音訊之外，再多給他增加惆悵——我想，他會對表姊一直念念不忘的。
不久，賀蒙便到了重慶。我們曾有一整天的歡聚。翌日，他便隨部隊開赴昆明，轉赴印緬。
賀蒙出國遠征以後，我感到寂寞極了，空虛極了。在重慶，在四川，在整個的大後方，我再沒有一個比他更親的人了。
這時節，我覺出了最低領袖與鄭美莊給予我的友情，異常珍貴。
我用姑父給我劃撥來的錢；買了一些襯衣、背心、襪子，給自己用，另外買了兩套尺碼不同的中山服，兩雙皮鞋，和最低領袖分用，他雖然不是戰區學生，可是家境貧寒，一向和我的「生活水準」差不多。我也給鄭美莊買了禮品，她不需要衣物，我送給她的是許多本有價值的書籍。
我又自動地，拿出一部分錢借給幾個非常窘迫的戰區同學。
賀大哥被捕的事，一直使我精神沮喪，我時常想到：友誼至高無上，錢算得了什麼？在能力所及，我應該幫助一些清寒同學。
可是，沒想到，我這麼一點點心意，竟觸惹起陰謀家擬定了一個惡狠的攻擊我的計劃。
一開始，我只是聽到有人講我發了財，或是講鄭美莊送給了我一大堆錢，再不就是說學校當局與政府當局因為我上次制壓學潮有功，按月送我一筆津貼……
三年來我一直窮慣了，突然換了新「行頭」，並且還替同學換了新「行頭」，甚而還向外「放賬」，難怪會有多事的人花費無聊的心思去猜想我的「經濟來源」了。我沒有興致去和這批人一一解說：「這是我姑父的血汗錢，千辛萬苦劃撥來的！」我不屑和這些人打交道，我知道自從上次學潮事件平息以後，同學中增加了許多對我友好的人，也增加了不少對我嫉恨的人。後一批人在大宿舍裏就曾經冷諷熱嘲地說過：
「喂，老兄，咱們可沒有資格談戀愛呀，咱們的肩膀裏開不出子彈來呀！」
「對呀，格老子泡女人我也沒得份呀，我的屁股是完整的呀，不像人家曾經被槍子兒穿過兩個洞呀！」
每次我都裝著沒聽見，我覺得我應該容忍下來。幾位喜歡打抱不平的同學，幾次為此要和那批人動武；可是，我反而加以勸阻。我已再三想過，我總不能做一個自前線退伍下來，卻在後方把拳頭在自己同胞身上亂揮的人。
可是，陰謀家會把別人的容忍視為怯弱。他們終於向我放射更毒的冷箭。
學校裏，一連發生了許多竊案：同學們的鋼筆、字典、書籍、毛衣、西裝、手錶、手電、太陽鏡、皮鞋、被單……一再被偷，偷的人技術高超，做案累累，迄未被人查獲。突然一天午飯以後，軍訓教官宣佈要突擊檢查宿舍搜尋贓物，同學們都大表歡迎，於是各宿舍大門一律關閉，開始搜查。
我實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我卻看得很清楚：教官和幾位同學在我的床墊下搜出來一件毛衣，和兩張當票——一張當的手錶，一張當的西裝，而清清楚楚當票上還寫著「張醒亞」三個字！那毛衣、手錶、西裝都正是三個同學不久以前被竊的東西！
我當然立刻勃然大怒，痛斥這是一種最卑鄙、最無恥的栽贓與陷害！可是消息不脛而走，剎那間便傳遍了全校。一些人更乘機而起，大放謠言，說他們早就看到過我深夜攜物外；又說因為我一直被大家公認是好學生，所以起初還不大肯相信，如今人贓俱在，並且軍訓教官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當然誰也無話可講；更說怪不得我近來突然「致富」，原來內幕如此。
學校派人往那當鋪調查，當鋪老闆已不記得原典當人的面孔，只承認「張醒亞」三個字是他所寫，因為他當時問過那個典當人尊姓大名，那個人便告訴了他，是「張醒亞」。
我理直氣壯地抗辯：
「果真是我所為，為什麼當時不用一個化名？」
卻有人理直氣壯地反駁我：
「果真是別人所為，又何必非在上面寫張醒亞？好漢做事，好漢當呀！」
接著，有人提議：要全校每位失竊過的同學一律到訓導處登記失物及價值，追不回原物時，須由竊盜人照價賠償。
失竊單公佈了，總價是一萬二千元。
我憤恨極了。我幾乎再不能忍耐地想要殺人。可是，我沒有對象。並沒有一個人肯站出來指明我是竊犯，然而有一大堆人天天在暗中給我製造罪名。奇怪的是：「笑面外交」這一次始終沒有講過一句話。
最低領袖、維他命Ｇ一大批同學，仍然全心全力為我闢謠辯護；他們被罵得更慘，他們被指稱為：偷盜司令的軍師和副官！
鄭美莊來宿舍看我兩次。我痛苦極了，我不願跟她講話。她約我到江邊散散步散散心，它怕我這樣呆在宿舍裏連氣帶悶會害起病來。我不肯去，我變成一個暴躁乖僻的人。
真是禍不單行，就在這緊要關頭，我突然病倒了。一開始是腹疼，校醫恰巧不在，一位藥劑生做主給了我兩包瀉鹽，吞服後不但不瀉，肚子反而更疼得劇烈，接著發高燒，嘔吐……最低領袖嚇壞了，他堅決主張找車子連夜送我到重慶的醫院。我希望熬過一夜，等天亮後請校醫再仔細診斷一下。我拗不過般低領袖，他和維他命Ｇ三更半夜跑去找到鄭美莊，然後他們又到沙坪壩電信局搖電話給鄭美莊家叫車子。天朦朧亮，車子來了，我被護送到重慶臨江門寬仁醫院。
醫生當時判定，我是急性盲腸炎。他直抱怨我不該誤吞瀉靈，使病情加重，又抱怨我來得過遲，雖然可以馬上開刀，卻無法保證沒有危險，如果一旦盲腸已行潰爛，轉變為腹膜炎則恐束手無策……
入院保證書上的幾行大字——病人施行手術後如發生任何不幸情況均與醫院無涉——在這剎那，特別令人觸目驚心。醫生要最低領袖或鄭美莊在上面簽字蓋章，鄭美莊突然哭出來了，她叫著：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請你們醫生救治他，不要叫他發生任何危險！」
最低領袖比較冷靜，他蓋了個手印，嘴裡直唸叨著：
「這不過是應辦的手續，醒亞會獲救的！」
這時，突然有工役與護士自外面跑進來。
「格老子，掛球了！」工役叫著。護士也向醫生正式報告「防空警報球」高掛起來了。
醫生看看我，鎮定地說：
「沒關係，手術必須立刻進行，不能再耽誤。」
大家似無太多驚慌。在重慶，人人都是跑警報的老手。「掛球」，只是「預行警報」——告訴大家，敵機已自漢口或宜昌基地起飛，要大家預作躲避的準備；如果再偵查到敵機確是向西飛來，一俟迫近四川上空，就會掛出兩個球，同時拉放「空襲警報」催促大家進入防空洞；如果敵機迫近重慶上空，就會掛上三個球，同時拉放「緊急警報」。也有幾次，「預行警報」之後，判明敵機未向四川飛來，過了半小時或一小時後，便解除警報。
幾乎是同時，鄭美莊與最低領袖拍拍我肩頭：
「不要怕啊，鬼子飛機不一定來。我們都不走，我們在手術室外邊守候你。」
灌腸，週身汗毛統統刮掉，然後，我倒在一張「推車小床」上，被送進手術室。
我一直喃喃著：「不要怕，不要怕。」當進入手術室，我禁不住開始恐懼起來。我覺得好陰森。這與上次在另一家醫院開刀取子彈的氣氛，全然不同，那次是那麼輕鬆，好玩；這一回，在警報聲中開刀，怕的不單是敵機來投炸彈，更怕的是敵機縱然不來，也無補我因延遲就醫而盲腸已經潰爛的致命悲劇！
「局部麻醉」的藥劑注射進我的後脊椎骨時一陣劇疼，幾乎使我忍耐不住地叫出聲來。我又險些冒失地提出，要求醫生給我改為「全身麻醉」，我寧願「不省人事」地接受「切割」。我說不出，而我知道醫生也不會接受我的無理請求。睜著眼睛，腦筋清醒，如果剖腹之後，醫生嘆說一聲：「唉呀，已轉為腹膜炎……」那即是宣判了我的死刑……我越想越怕。
我從沒有如此感到過懼怕死亡。我更不甘心落得如此一個死法！如果我這麼草率地死在重慶的醫院，何如當年死在太行山戰場？
真要命，手術約摸剛剛進行了六、七分鐘，「空襲警報」突然吼了起來。那也本是往日聽慣了的；然而，不早不晚，在此時此刻，那尖銳的「兩短一長」的聲響，鑽進手術檯上不準動彈一下的病患者的耳朵與心臟，著實令人戰慄。手術室外起了一陣騷動，我聽到美莊在門外哭嚷：
「求求你們，快把他抬到防空洞去喲……」
又聽到最低領袖勸慰美莊：
「莫著急，莫著急，醫院一定有緊急措施，我們必須與醫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