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的一天，我和費利敦在雷江斯飯店吃了一頓午飯，我們喝了拉克酒、吃了竹莢魚，談了電影的事情。費利敦正和在佩魯爾酒吧結識的攝影師雅尼一起拍廣告片。儘管我對此毫無異議，但他還是不安地說「我們是為了錢才拍的！」任何時候看上去都很輕鬆的費利敦，是一個年紀輕輕就輕而易舉、毫不費力地得到了生活樂趣的人，他會為這類道德問題而痛苦，著實令我費解，然而我所經歷的一切讓我早早地成熟了，這也讓我懂得，很多人其實是表裡不一的。
費利敦說：「有一個現成的劇本，如果我要為錢拍東西，我就拍它，那會更好。雖然有點低俗，但卻是一個好機會。」
「現成」或是「萬事俱備的一個劇本」，是我不時在佩魯爾聽到的一句話，它的意思就是一個劇本已經通過了審查，拍攝需要的所有許可都已得到。在很少有觀眾喜歡的劇本能夠通過審查的那段時間裡，每年必須拍一兩部電影的製片人和導演，為了不閑著會去選擇一個其實他們壓根沒想過的現成劇本來拍攝。因為審查委員會，多年來砍掉了每個有趣、不同想法的尖銳稜角，讓所有電影都彼此雷同，因此對於多數導演來說，不知道電影的主題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電影的主題對芙頌適合嗎？」我問費利敦。
「一點也不適合。但對於帕帕特亞來說是合適的。是個非常輕浮的角色，女演員需要演一些脫戲。男主角也一定要是塔希爾·湯。」
「塔希爾·湯不行。」
於是，我們談論了很長時間塔希爾·湯，好像我們的主題不是讓帕帕特亞替代芙頌來出演我們的第一部電影。費利敦說，我們應該忘記塔希爾·湯在安寧飯店製造的事端，他說：「我們不應該感情用事！」有一刻，我們的目光相遇了。他替芙頌想過多少？我問了電影的主題。
「一個有錢人，勾引了一個漂亮的遠房親戚女孩，隨後又拋棄了她。失去了貞潔的女孩為了報復當了歌手……那些歌本來就是為帕帕特亞寫的……電影本來是夢想·哈亞提要拍的，但因為帕帕特亞拒絕成為他的奴隸，一氣之下他就放棄了。劇本就這樣被閑置了下來。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劇本、歌曲、整個電影，別說是芙頌，就是對費利敦來說也極為糟糕。因為想到不管怎樣，我的美人晚飯時總會對我瞪眼、板面孔，那麼至少讓費利敦高興也是一件好事，因此也帶著拉克酒給予的勇氣，我同意了為電影投資。
1981年5月，費利敦開始拍攝「現成的劇本」。片名用的是哈利特·齊亞 八十年前寫的愛情和家庭題材小說《破碎的生活》。然而，敘述發生在奧斯曼帝國末期，西化的優秀富人和中產階級身上故事的小說，和講述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泥濘后街和夜總會裡的劇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那個為了給失去的貞潔復仇，帶著巨大的仇恨和意志力，因為唱愛情歌曲而一舉成名的歌手，和小說里的女主人公相反，不是因為結了婚，而是因為沒能結婚而非常不幸。
電影是在老的佩麗影院開拍的，有段時間所有帶唱歌情節的電影里的夜總會場景都是在那裡拍攝的。撤掉了座椅的影院，擺上桌子後被變成了一家夜總會。影院寬敞的舞台，即使比不上那時最大的馬克西姆夜總會和位於耶尼卡帕的恰克爾夜總會，但也足夠大了。在顧客們一邊吃喝，一邊觀看舞台上的歌手和幽默主持人以及像雜技和魔術那樣的其他「綜藝節目」的夜總會裡，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既可以聽到土西結合的土耳其音樂，也拍攝了很多帶唱歌情節的電影。電影中的那些夜總會場景，主人公們首先會用一種誇張的語言介紹自己和他們的痛苦，但多年後，就像從觀眾和顧客那瘋狂的掌聲和激動的淚水中也能明白的那樣，他們仍將是在夜總會獲得人生的成功。
費利敦向我透露了耶希爾恰姆的製片人們為了降低群眾演員的成本而採用的各種方法：從前，因為像澤齊·繆然 和艾美爾·薩英 那樣的真正歌手多數時候會在電影里扮演他們自己，因此只要戴領帶、穿西裝和舉止文雅的人都會被作為觀眾請進拍攝現場。夜總會的桌子會被那些願意免費觀看明星的人坐滿，這樣不花一分錢，群眾演員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而最近幾年，像帕帕特亞那樣鮮為人知的演員取代了那些歌唱家。（在電影里，扮演遠比自己更加有名的歌唱家的這些小明星，會在一兩部電影后變得和他們扮演的角色一樣有名，於是又會有更加沒名的窮歌手在電影里扮演他們的角色。有一次穆扎菲爾先生告訴我說，土耳其觀眾厭倦那些無論在現實生活，還是在電影里都有名和富有的人。一部電影的神秘力量，來自它的明星在現實生活和電影里的地位差距。而電影故事原本就是為了縮小這一差距的。）因為沒人會穿戴齊整地去布滿灰塵的佩麗影院聽一個無名歌手唱歌，因此就給那些扮演觀眾的帶領帶、穿西裝的男人和不帶頭巾的女人提供免費烤肉。以前，塔伊豐喜歡在朋友聚會上調侃他在露天影院里看過的土耳其電影，在他模仿了那些吃飽了肚子擺出富人架勢、戴領帶的窮演員的造作姿態後，他會帶著一種受委屈之人的真誠惱怒憤憤不平地說，其實土耳其富人根本不是這樣的。
我從費利敦拍攝前，用他在當助理時的例子跟我說的那些事情里知道，便宜的群眾演員除了錯誤地宣傳富人，還可能會製造出更大的麻煩。一些人吃了烤肉，不等拍攝結束就要離開；一些人在桌上看報紙；一些人當明星歌手唱到最感人的歌詞時，和其他群眾演員說笑（其實這和現實生活是相符的）；一些人則疲於等待而在桌上睡著了。
第一次去《破碎的生活》的拍攝現場時，我看見「劇務主任」因為生氣，正在滿臉通紅地訓斥那些看著鏡頭的群眾演員。就像一個真正的電影製片人，一個老闆那樣，我靜靜地站在遠處看了一會兒。正在那時，我聽到了費利敦的聲音，於是一切在瞬間被賦予了土耳其電影那一半是神話，一半是低俗的魔力，帕帕特亞手拿麥克風開始走在延伸到觀眾席間的高台上。
五年前，我和芙頌和費利敦在椴樹樓附近的一個花園影院里看過帕帕特亞出演的一部電影，帕帕特亞扮演一個讓因誤會而分手的父母和好的能幹、機靈和善良的小女孩。而現在，（帶著一種標示所有土耳其孩子命運的速度），帕帕特亞卻變成了一個疲於奔命、憤怒和沉浸在痛苦之中的犧牲品。失去了土耳其電影的悲劇色彩和純真，因此命中注定會早死的不幸女人的樣子，對於帕帕特亞來說就像是一件非常合體的衣服那樣合適。當我想起帕帕特亞兒時的純真時，我可以明白她現在的狀態；而從她在舞台上那疲憊和憤怒的狀態里，我可以看到她兒時的純真。在一個不存在的樂隊的伴奏下——費利敦將會使用從別的電影人那裡拿來的音樂——帕帕特亞像一個模特那樣走著，她帶著一種絕望的反抗走到了對真主造反的邊緣，她那復仇的渴望，因為讓人想起了她所忍受的強烈痛苦，因此讓我們黯然神傷。在和那裡的所有人一起拍攝這個鏡頭時，我們在帕帕特亞的身上感到了一種彌足珍貴的東西，即便有些低俗。打瞌睡的群眾演員打起了精神，就連那些送烤肉的招待員也開始駐足觀看了。
帕帕特亞像拿著鑷子那樣拿著手裡的麥克風。那些年，大明星們都有反映各自特點的拿麥克風的姿勢，而帕帕特亞卻為此帶來了一種全新和原創的風格，我在佩魯爾認識的一個記者認為，這是不久後她將成為一個大明星的佐證。在那些年的夜總會裡，固定在一個三腳高支架上的麥克風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拖著長長電線的移動麥克風，這給歌星走下舞台，走近觀眾創造了機會。然而它帶來的問題是，歌星一方面要用悔恨和憤怒的動作，有時用眼淚來強調歌曲的情感，另一方面不得不去注意那根長長的電線，就像家庭主婦為了不讓吸塵器的長線繞到桌腿上而忙碌。因為在放錄音，所以帕帕特亞其實沒在真唱，麥克風的電線也沒連在、繞在任何地方，但帕帕特亞卻做出一副電線繞到了什麼地方的樣子，用一個非常優雅和柔和的動作解決了這個問題。後來還是同一個記者帶著仰慕對我說，這些動作就像一個為跳繩的夥伴搖繩子的小女孩的動作。
快速進行的拍攝告一段落時，我祝賀了費利敦和帕帕特亞，我對他們說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這些話一出口，我就感覺自己儼然成了報紙和娛樂版塊上的那些製片人了。也許是因為記者們在旁邊的緣故！但是費利敦身上也出現了一種完全像報紙上說的那種導演的氣質：拍攝的速度和忙亂帶走了他身上的稚氣，彷彿他在兩個月里一下長了十歲。他的身上出現了一種有始有終、堅決、強大、略微帶點殘酷的男人氣概。
那天我感覺到，帕帕特亞和費利敦之間產生了一種愛情、至少是一種認真的關係。但我還不能完全確信。因為當身邊有記者時，大小明星們都會做出一副他們之間發生了秘密戀情的樣子。或是在那些準備娛樂和電影版面的記者們眼裡有一種散發出禁忌、罪孽和罪過味道的東西，而演員和電影人也在配合著他們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