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規律地見芙頌，讓我的工作也走上了正軌。因為晚上睡得好，每天上午我很早就去辦公室。（哈爾比耶那棟公寓樓的側牆上英格還在笑吟吟地喝著梅爾泰姆汽水，但據扎伊姆說，廣告對汽水的銷售已沒太多幫助了。）因為腦子不再過多地想著芙頌，因此我不但能夠很好地工作，還可以發現別人設下的圈套，作出應對的決定。
奧斯曼委託凱南管理的泰克亞伊，就像預料的那樣，在短時間裡成了薩特沙特的競爭對手。但這不是由於凱南和哥哥的成功管理，而是因為每次想到他的野馬轎車、工廠和他對芙頌的愛情，都會讓我憂傷的紡織品商人吐爾嘎伊先生，——不知為什麼我已經一點也不嫉妒他了——把他自己的一部分產品的銷售留給了泰克亞伊。吐爾嘎伊先生用他一貫的優雅似乎已經忘記了沒被邀請去訂婚儀式的事情，現在和奧斯曼還開始了家庭間的交往。冬天他們一起去烏魯達山滑雪，一起去巴黎、倫敦購物，還訂閱了相同的旅遊雜誌。
我對日益壯大的泰克亞伊的侵略性感到驚訝，但也無計可施。凱南毫無顧忌地用高薪把幾個新近被我招進公司的年輕、雄心勃勃的管理者（兩個因為他們的勤奮和誠實多年來一直是薩特沙特頂樑柱的中年管理者）挖去了他的公司。
有幾次吃晚飯時，我對母親抱怨了哥哥對我的欺詐和他為了賺錢針對父親創建的薩特沙特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母親以「別讓我介入你們的事情」為由，沒有幫我。我認為因為奧斯曼的灌輸，母親從我離開茜貝爾的事情上，私生活中那些神秘的怪異上，以及我以為她對我去凱斯金家的事情略有所聞上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我無法好好地管理父親留下的公司。
在這兩年半時間裡，我對凱斯金家的造訪、我和芙頌的對視、我們的晚飯和交談、冬夜也會開車去的海峽遊玩，所有這一切彷彿都達到了一種時間以外的平凡（和美麗），一種總是在重複彼此的連貫。我們始終無法開始費利敦的藝術電影，但我們一直在作準備，就像過幾個月就可以開始那樣。
芙頌要麼是已經明白，藝術電影還需時日，商業片則會把她一人獨自留在危險的街道上，要麼是做出一副明白的樣子。因為她用眼神向外宣洩的憤怒還沒有完全消失。有些晚上，當我們的目光在家裡的餐桌上交匯時，她不再像一個羞澀的女孩那樣逃避我的目光，而會用一種讓我想起自己所有缺點的憤怒直視我的雙眼。那時，我會因為她釋放了內心的憤怒而憂傷，但同時我也會感到幸福，因為我明白她感到跟我更親近了。
晚飯結束前，我又開始問她：「芙頌，畫兒畫得怎麼樣了？」，費利敦在家時我也這麼問。（自從安寧飯店那夜後，費利敦晚上也更少出去了，他在家和我們一起吃晚飯。本來電影業也不景氣。）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仨起身離開餐桌，去後屋看了很長時間芙頌那陣子正在畫的鴿子。
我耳語般地說：「芙頌，我很喜歡你這麼慢慢地耐心畫畫。」
費利敦用同樣耳語的聲音說：「我也是這麼說的。讓她開個畫展！但她不好意思……」
芙頌說：「我畫畫只是為了打發時間。最難畫的是鴿子頭上那些羽毛的光澤。你們看見了嗎？」
我說：「是的，我們看見了。」
一陣長時間的沉默。我認為費利敦那天晚上是因為要看《體育時間》才留在家裡的，因為一聽到電視里傳來的進球聲，他就跑出去了。我和芙頌什麼話也沒說。我的真主，和她一起靜靜地看她畫的畫，給了我莫大的幸福。
「芙頌，我很想有一天我們一起去巴黎，去看那裡的畫，去參觀所有的博物館。」
這句大膽的話，是一種可以導致板臉、皺眉，甚至是不說話和生氣懲罰的罪過，但芙頌很自然地對待了它。
「我也想去，凱末爾。」
像很多孩子那樣，我也在上學時對圖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初中和高中時，有段時間我在邁哈邁特公寓樓的套房裡「自學」畫畫，夢想日後要成為一名畫家。那時，我懷揣類似有一天去巴黎看所有繪畫的童真夢想。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土耳其既沒有一個可以欣賞繪畫的博物館，也沒有那些可以帶著天真的樂趣翻看的圖畫和複製品書籍。但我和芙頌對繪畫藝術上發生的事情一點不感興趣。讓我們開心的是把黑白照片上的鳥放大著色的樂趣。
我在凱斯金家越來越多地嘗到了這種天真幸福的奇怪樂趣，隨著這種樂趣的日益增加，他們家之外的世界，伊斯坦布爾的街道對我來說就變得更加無聊了。和芙頌一起去看她畫的畫，跟蹤畫上的細微進展，每星期一次，甚至兩次在後屋輕聲談論接下來她要畫哪只鳥，是斑鳩、老鷹，還是海鷗，會讓我感到異常的幸福。
但是，在這裡僅用「幸福」這個詞是不夠的。我要用另外一種形式來講述我在那間後屋體會到的詩意，那三五分鐘給予我的深切滿足感：這是一種時間停止、一切將永不改變的情感。伴隨著這種情感的是一種被保護、持久和在家的愉悅。另外還有一種關於世界是簡單和美好的信念，這種信念讓我的心靈得以放鬆，如果用更誇張的辭藻來說，那就是一種世界觀。這種安寧的感覺，當然來自於芙頌優雅的美麗和我對她的愛情。在後屋能夠和她交談三五分鐘，這本身就是一種幸福。但這種幸福，也來自於我們身處的場所，那個房間。（如果我可以在福阿耶和她一起吃飯，我也會很幸福，但那會是另外一種幸福。）和地點、場所、精神狀態有關的這種深切安寧，會和我在周圍看見的那些東西，芙頌慢慢畫著的畫、地上的烏沙克 地毯的磚紅色、布塊、鈕扣、舊報紙、塔勒克先生的老花鏡、煙灰缸和內希貝姑媽織毛衣的家什一起，混合在我的腦海里。我會深深地吸一口房間里的空氣，出去前拿起一個小物件扔進口袋裡，隨後在邁哈邁特公寓樓的房間里，那個頂針、扣子或是線團會讓我想起所有這一切，會延長我的幸福。
內希貝姑媽，每次吃完晚飯，把鍋子、盤子收拾進廚房，把剩菜放進冰箱後（博物館參觀者一定要好好看看凱斯金家的那個冰箱，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冰箱很神奇），會去後屋拿她那個織毛衣用的又大又舊的塑料袋，或者會讓芙頌去拿。因為這同時是我們去後屋的時間，所以她會對芙頌說：「女兒，出來時帶上我的毛錢袋！」因為她喜歡一邊看電視一邊織毛線、聊天。儘管內希貝姑媽不反對我們單獨待在後屋，但我認為因為她懼怕塔勒克先生，所以為了不讓我們待得太久她會進來說：「我來拿毛線袋，《秋風》就要開始了，你們不來看嗎？」
我們會去看的。八年時間裡，我在芙頌他們家一定看了上百部的電影和連續劇。儘管我能夠十分清晰地記住和芙頌、他們家有關的各種小細節，即便是最荒唐的東西，但我會在短時間裡完全忘記這些電影、連續劇、節日里的那些爭論節目（「伊斯坦布爾的攻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突厥主義是什麼？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們如何更好地了解阿塔圖爾克？」），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其他成百上千的節目。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東西，一段時間過後，多數的我只能記得它們中的某些時刻（這是時間理論家亞里士多德喜歡的一樣東西）。這個「時刻」會和一個畫面結合在一起並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我腦海里那些難忘畫面中的一半是電視上的圖像，或者只是那個圖像的一個部分。比如，電影里一個跑上樓梯的美國偵探的鞋子和褲管；攝像師不想拍，卻不知為什麼進入了畫面的一根老房子的煙囪；一個接吻畫面上的（餐桌上的人會變得很安靜）女人的頭髮和耳朵；在上千個看足球比賽、留著小鬍子的男人中間，一個依偎在父親懷裡的小女孩（大概是家裡沒有別人）；坎迪爾之夜 ，跪拜在清真寺里的人群中一隻穿著襪子的腳；土耳其電影里背景上的一艘通過海峽的輪船；壞人吃的辣椒塞肉的罐頭盒子。這些東西在我腦子裡會和我斜眼看見的，當時正在看著那個畫面的芙頌臉上的一個細節、她的一個動作連在一起，比如她的嘴角、挑起的眉毛、她握著手的樣子、她不經意地將手上的叉子放到盤子邊上的樣子、她皺著眉頭不耐煩地掐滅香煙的樣子。有時這些畫面就像我們後來想起的夢境那樣，會時常出現在我的腦海里。為了能在純真博物館裡展出這些由疑問和圖畫構成的幻想，我跟畫家們說了很多次，但我始終沒能為自己的那些疑問找到一個完整的答案。芙頌看到那一幕為什麼會那麼激動？是什麼讓她那麼投入地進入了劇情？我很想去問她這些問題，但凱斯金家人看完電影后的交談，更多是和電影的道德結論有關的，而不是電影對他們的影響。
比如，內希貝姑媽會說：「可恥的傢伙終於得到了懲罰，但我還是可憐那個孩子。」
塔勒克先生會說：「行了，他們壓根就把孩子給忘了。這些傢伙一心只想著錢。芙頌去把電視關掉。」
這些傢伙——電影里的奇怪歐洲男人，持槍美國歹徒，那個怪異和可恥的家庭，甚至是拍出這部電影的編劇和導演——隨著芙頌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