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費利敦的劇本得到審查委員會的批准，我們費了很多周折。很多年前從報紙新聞和別人講的故事裡我就知道，無論是國外的，還是本國的，在電影院公映的所有電影都必須經過審查委員會的批准。但直到檸檬電影公司成立後，我才發現審查委員會在電影業的重要性。報紙上，只有當一部在西方備受重視、在土耳其也有所耳聞的電影被完全禁放後才會提到審查委員會的那些決定。比如，《阿拉伯的勞倫斯》，因為含有褻瀆泛突厥主義的內容被禁演，《巴黎最後的探戈》，因為剪掉了所有的性愛場景，因此變成了一部比原版還要「藝術和無聊」的電影。
在審查委員會任職多年、佩魯爾酒吧的合伙人和我們桌的常客夢想·哈亞提先生，有天晚上對我們說，其實他比歐洲人更相信思想自由和民主，但他絕不會允許（也不將允許）那些試圖利用土耳其藝術電影來欺騙樸實而善良民眾的人。同時還是導演與製片人的夢想·哈亞提說，就像許多其他佩魯爾的常客那樣，他同意在審查委員會任職，是為了「讓其他人發瘋！」，隨後，像在開玩笑時那樣，他會對芙頌眨眨眼。眨眼的一個目的就是對侄女年齡的小女孩說「親愛的，我在開玩笑」，另外一個目的就是微微的挑逗。夢想·哈亞提知道我是芙頌的「一個遠房親戚」，他用我這個身份的人能夠寬容的尺度來追求芙頌。他的外號是佩魯爾酒吧的常客給起的，因為他在講日後準備拍攝的電影時（他不停地轉悠在每張桌子上，要麼說他的電影，要麼收集各種閑話），會不斷地使用這個詞。每次他都會來和芙頌坐一會兒，他兩眼盯著芙頌，不厭其煩地跟她講他的一個電影夢想，每次他都會讓她「絕不考慮商業因素」，「立刻、真心」地說是否喜歡他的電影主題。
每次芙頌都會說：「非常好的一個主題。」
夢想·哈亞提也每次都會說：「拍的時候，您一定要同意出演角色。」他總會擺出一副憑本能和傾聽心聲來做任何事情的樣子，隨後他還會補充道：「其實，我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人」。坐在桌上時，如果他不時也看我一眼，我會覺得他這麼做是因為知道總是看著芙頌講話會顯得不禮貌，我則努力做出友好的姿態，朝他笑笑。我們發現和芙頌一起開始我們的第一部電影還有待時日。
在夢想·哈亞提看來，除了一些關於伊斯蘭教、阿塔圖爾克、土耳其軍隊、宗教人士、總統、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和希臘人的不受歡迎的評論和不雅的性愛場面，土耳其電影其實還是自由的。但他自己也知道這是不對的，有時他會笑著承認。因為在半個世紀里，審查委員會的委員們，不單單是那些國家要禁止、讓掌權者們感到不安的主題，凡是他們覺得出格的電影，都會習慣地用各種理由來禁止，像幻想·哈亞提那樣的人，他們非常熱衷於用一種發自內心的樂趣和幽默來隨意使用這種權力。
哈亞提先生還是一個愛講笑話的人，他會帶著獵手說起捕獲的黑熊的樂趣，講那些年他們是如何禁放電影的故事，這些故事也都會把我們給逗樂。比如，用諷刺手法來反映一個工廠門衛冒險經歷的電影，用的是「羞辱土耳其門衛」的借口；講述一個已婚、有孩子的母親對另外一個男人愛情的電影，「因為對為母之道不敬」；講述逃學孩子快樂歷險的電影，用「誤導孩子不上學」的理由禁止上映。他說，如果我們也熱愛電影事業，想讓無辜的土耳其觀眾看到我們的電影，那麼我們必須學會和審查委員會的委員們搞好關係，他們中的一些人不時也來光顧佩魯爾，但他們全都是他的好朋友。說這些話時他一直看著我，從中我明白他想以此來吸引芙頌。
然而，我們也無法知道為了讓劇本通過審查，我們對哈亞提先生能抱多大的希望。因為哈亞提先生離開審查委員會後拍的第一部電影，也因為「一個私人恩怨」被禁放了。一談到這件事，哈亞提先生就火冒三丈。他花了一大筆錢拍攝的那部電影里，一個暴躁的父親，因為多喝了點酒發現沙拉里沒有加醋，就對妻子和孩子們大發雷霆，這個畫面導致了電影的禁放，理由是「為了保護社會根基的家庭制度」。
夢想·哈亞提在佩魯爾用委屈的口吻告訴我們，這個畫面以及另外兩個讓審查委員會生氣的家庭爭吵畫面來源於他的生活，其實，最讓他生氣的是審查委員會那些老朋友禁放了他的電影。據說，一天夜裡，他和他們一直喝到了酩酊大醉，如果傳聞正確的話，那就是天快亮時，因為一個女孩的問題，他和審查委員會裡一個最好的朋友在一條后街上打了起來。是貝伊奧魯警察局的警察把他們從泥濘的街道上拽起來的，兩個老朋友沒有彼此抱怨，在警察的鼓勵下兩人最終和解了。據說夢想·哈亞提為了讓自己的電影能在影院公演，也為了擺脫破產的困境，仔細地從電影里剪掉了所有破壞家庭制度的爭吵畫面；而一個膀大腰圓的哥哥，在信徒母親的鼓勵下打弟弟耳光的場景，卻經審查委員會的批準保留了下來。
夢想·哈亞提這樣對我們解釋道，國家認為不合適的鏡頭經審查被剪去，「其實還是好的」。因為被剪過的電影還能在影院放映，如果還能讓人明白，那就能掙回本錢。最大的災難就是拍好的一部電影被完全禁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也在聰明的土耳其製片人的建議下，國家帶著善意把審查分成了兩個步驟。
首先需要把電影劇本送去審查委員會，電影的主題和畫面要得到他們的認可。在土耳其，就像準備干任何一件事情的公民在得到國家「批准」時面對的所有情況一樣，在這裡也滋生出了一種複雜的許可和賄賂的官僚作風，為應對這些困難，又催生出了那些讓公民的申請通過官僚機構審查的中間人和公司。我記得，1977年春天，我和費利敦在檸檬電影公司的辦公室里，討論了很多次找誰來讓我們的《藍色的雨》通過審查的事情。
有個外號叫打字機·德米爾，非常受歡迎、勤奮的希臘人。他讓審查委員會通過劇本的方法，就是把每個寫好的劇本用他那有名的打字機和風格重新打一遍。這個膀大腰圓的老業餘拳擊手，是一個靈魂優雅、細膩的人。他會把劇本里的那些尖角磨圓，用純真來緩和富人和窮人、工人和老闆、強姦者和受害人、好人和壞人之間的對立，他會巧妙地用一些帶著旗子、祖國、阿塔圖爾克和真主的動聽語言，來平衡主人公在電影最後說的那些會讓審查者抓住，然而卻是觀眾喜歡的憤怒、強硬和批判的話語。他真正的能耐，則是把劇本里每個粗暴、過激的點，用幽默、輕鬆和可愛，變成一種神奇的人生細節。那些經常賄賂審查委員會委員的大電影公司，即便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劇本，也為了要沾上他那可愛、神奇、稚氣的氣息，把劇本交給打字機·德米爾修改。
得知夏夜裡讓我們深受感動的神奇土耳其電影里那無與倫比的詩意歸功於打字機·戴米爾後，在費利敦的建議下我們帶上芙頌，去了「劇本醫生」在解放街區的家裡。在一面巨大的掛鐘發出嘀嗒聲響的這個地方，我們看見了一台被賦予傳奇色彩的舊雷明頓打字機，我們感到了電影里那特別而神奇的氛圍。德米爾先生很禮貌地接待了我們，他讓我們先把劇本留下，他說，如果他喜歡劇本，就會用打字機把劇本重新打一遍以便通過審查，他指著那堆放在烤肉和水果盤中間的文件說，但這需要一段時間，因為手頭還有很多活。他指著身邊一對二十幾歲，長著貓頭鷹眼睛的近視眼雙胞胎姐妹說，是女兒們幫他一起修改劇本的，他誇讚「她們比自己做得更好」。女孩中稍胖的一個認出了芙頌，提到她在四年前舉辦的土耳其選美比賽中闖進了決賽，這讓芙頌十分開心。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記得這些了。
然而，重新寫好，也是專門為芙頌打造的劇本，三個月後才由同一個女孩說著特別讚美和仰慕的話送了回來（她說：「我爸爸說這完全是一部歐式的藝術電影。」）。我從英頌板著的面孔，不時說出的一些惱怒的話里明白，她對此很不滿意，我也試圖告訴她，她丈夫也比較拖拉。
晚上在凱斯金家，我和芙頌離開餐桌能夠單獨說話的機會是很有限的。每晚，晚飯結束前，我們會走到檸檬的籠子前去給它餵食，喂水，看它用嘴啄墨鬥魚的骨頭（那是我從埃及市場買來的）。但那裡離餐桌很近，我們之間很難有親昵行為。除非耳語，或是過分大膽。
更合適的一條途徑，則是在後來的日子裡自然產生的。芙頌平常除了去找那些向我隱瞞的街區朋友玩（多數是未婚的女孩或是剛結婚的女人），和費利敦一起去電影人出入的場合，做家務，給依然還在接縫紉活的母親幫忙，剩下的時間就是「自學」畫鳥。「自學」是她自己的表述。但我會感到這種業餘消遣後面的激情，因為這些畫我更愛她了。
這個愛好是因為一隻烏鴉開始的，那隻烏鴉就像在邁哈邁特公寓樓那樣，停在了後屋陽台的鐵欄杆上，而且它看見芙頌也不飛走。那隻烏鴉還來過很多次，它停在欄杆上，用那明亮而令人恐懼的眼睛斜視芙頌，它甚至讓芙頌懼怕了。有一天，費利敦為烏鴉拍了一張照片，於是，芙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