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日益相信根本不用著急拍電影，但是在開機拍攝前，就通過檸檬電影公司給費利敦錢，我的內心舒坦了很多。去芙頌家時我也更少感到羞慚了。或者更準確地說，有些晚上，當我感到想見芙頌的那種無法抵抗的強烈慾望時，同時一種同樣強烈的羞慚在我靈魂深處被喚醒時，我會對自己說，我已經給他們錢了，因此我不必再感到羞慚了。想見芙頌的慾望讓我的腦子變得如此愚鈍，以至於我甚至不去問自己，我給的錢是用哪種邏輯來減輕我的羞慚的。我記得1977年春天裡的一天，快到吃晚飯的鐘點，我和母親在尼相塔什的家裡一起看電視，我的內心被同樣的慾望和同樣的羞慚撕裂，我在沙發上（父親坐的地方）像塊石頭那樣，紋絲不動地坐了半個小時。
母親說了晚上看見我在家時總要說的那句話：
「你在家待一個晚上，讓我們好好吃一頓飯。」
「不行，親愛的媽媽，我要出去……」
「這個城市裡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娛樂，每天晚上你都要去趕場？」
「朋友們非要我去，親愛的媽媽。」
「我不該是你的媽媽，而該是你的朋友。就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個人了……你看我要說什麼來著……馬上讓貝科里去樓下的卡澤姆那裡買點羊排，讓他給你做煎羊排。你和我一起吃飯。吃了羊排，你再去見你的那些朋友……」
在廚房裡聽到母親說話的貝科里說：「我現在就去肉鋪。」
我編造道：「不，媽媽，這是卡拉罕他們家兒子的一個重要宴請。」
母親帶著一種合乎情理的狐疑說：「我怎麼一點也沒聽說？」我經常去芙頌家的事情不知道母親和奧斯曼了解多少？我壓根不願意去想這些事情。去芙頌家的一些晚上，完全因為不想讓母親產生懷疑，我會先在家裡和母親吃一頓晚飯，然後去芙頌家再吃一次。這樣的晚上，內希貝姑媽會立刻明白我的肚子是飽的，她會說「凱末爾，今晚你一點沒胃口，你不喜歡什錦菜嗎？」
有時我也會在家裡和母親一起吃晚飯，如果我能熬過最想芙頌的那幾個小時，我會以為那晚我可以剋制自己留在家裡，但晚飯後一小時，喝下兩杯拉克酒後，我的思念會變得如此強烈，以至於母親也會覺察到。
「你又開始抖腿了，要不就出去走走吧。但別走得太遠，現在街上也變得危險了。」
作為「冷戰」的一個延續，虔誠的民主主義者和虔誠的左派分子之間不斷在伊斯坦布爾的大街小巷裡發生衝突。那些年裡，街上不斷有人被殺害，半夜裡茶館會遭掃射，大學裡每隔一天會發生一次類似佔領——抵制的事件，炸彈爆炸，銀行被武裝分子搶劫。城裡的所有牆壁因為被刷上了一層又一層的口號而變得五顏六色。就像絕大多數的伊斯坦布爾人那樣，我對政治也一點不感興趣，我會認為街上彼此殺戮的戰事對誰也沒好處，我會覺得政治是一些拉幫結派，和我們完全不同、無情、特殊的人們的消遣。當我讓等候在外面的切廷小心開車時，我會談起政治，彷彿談論像地震或是水災那樣的一次自然災害，彷彿我們這些普通的公民除了讓自己遠離它別無選擇。
無法待在家裡的每個晚上——多數晚上都是這樣的——我不是非去凱斯金家不可的。有時我會真的去參加宴請，有時我會希望結識一個可以讓我忘記芙頌的可愛女孩，有時我也會開心地和朋友們喝酒、聊天。在扎伊姆帶我去的一個聚會上，或是在新近踏入上流社會的一個遠房親戚家裡遇到麥赫麥特和努爾吉汗時，或是在塔伊豐拽我去的一個夜總會裡半夜遇到老朋友，一邊聽著多數從義大利和法國歌曲翻唱來的土耳其流行歌曲，一邊又打開一瓶威士忌時，我會錯誤地以為，自己正在慢慢地回到以前那種正常的生活里去。
我最容易從夜晚和他們一起吃完飯，看完電視，回家的鐘點到來時陷入的呆鈍和猶豫里明白自己的煩惱有多深，多嚴重，而不是從去他們家之前感到的猶豫和羞慚里。在這八年時間裡，除了因為對自己的境遇應該感到並充分感到的羞慚之外，我還和另外一種特殊的羞慚較上了勁，這就是有些晚上我無論如何就是無法起身離開她家的羞慚。
電視節目，每晚會在11點半到12點左右，伴隨著國旗、阿塔圖爾克陵墓和土耳其士兵們的圖像結束，隨後再盯著屏幕上出現的模糊圖像——就像一個新節目可能會因錯出現一樣——再看上一陣後，塔勒克先生會說「芙頌，我的女兒，可以去把它關掉了」，或者芙頌會主動去關掉電視。現在我要解析的特殊痛苦就會在那一刻開始，這是一種如果不立刻起身離開我將會過多打擾他們的感覺。我無法去思考這是一種多麼合理或是不合理的感覺，我會立刻對自己說：「再過一會兒我就走」，因為我經常聽見他們用帶刺的語言在背後說那些電視節目一結束，連「晚安」也不說就走掉的客人，和因為家裡沒電視、跑來看電視、看完電視就立刻離開的鄰居。我不想成為像他們那樣的人。
當然他們知道，晚上我來不是為了看電視，而是為了接近芙頌，但是為了賦予我的造訪一種正式的氛圍，有時我會打電話給內希貝姑媽說「今晚我去和你們一起看電視，有《歷史的篇章》！」既然我那麼說了，那麼電視節目一結束我就應該起身離開了。因此電視關掉後，我會再坐一會兒，隨後我會開始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自己該走了，但我無論如何就是沒走，就像被粘在椅子或是L形長沙發上一樣，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當我因為羞慚微微出汗時，那些時刻會一個接著一個地過去，掛鐘的嘀嗒聲也會變成一種讓人不安的噪音，我會對自己重複四十遍地說道「現在我就走！」，但我依然不能付諸行動，還是呆坐在那裡。
甚至在多年以後，我還是無法滿意地解釋這種呆鈍的真正原因——就像我經歷的愛情一樣——那個時候我會想到以下一些擊垮我的意志的其他原因。
1.每次說完「我要走了」，不是塔勒克先生，就是內希貝姑媽肯定會說「再坐一會兒，凱末爾先生，我們談得多開心啊！」，他們會挽留我。
2.如果他們沒這麼說，芙頌會一邊甜美地笑著，一邊用一種神秘的眼神看著我，把我的腦子搞得更亂。
3.正想說要走時，有人肯定會開始講一個新故事或是打開一個新話題。因為不聽完這個新故事便起身告辭會顯得不禮貌，於是我會不安地再坐上二十分鐘。
4.此間，遇上芙頌的目光，我會忘記時間，等我再偷偷看錶時，我會慌亂地發現四十分鐘已經過去，我依然會說「我要走了」，但依然還是無法讓自己站起來。那時，我會對自己的行為憤怒，我會感到一種深切的羞慚，這種羞慚會把那個時刻變得無法承受的沉重。
5.那時，我會去尋找一個再坐一會兒的新借口，會再給自己一點時間。
6.塔勒克先生又給自己倒上了一杯拉克酒，也許我也該陪陪他。
7.等待時間到12點整，如果我說「12點了，我要走了」，那麼我的離開會變得容易些。
8.也許現在切廷在茶館裡正和人聊得起勁，我可以稍微再等他一會兒。
9.街區里的年輕人正坐在下面的大門前抽煙、聊天，如果這時我出去，他們會說我閑話的。（進出凱斯金家時，我碰見的那些年輕人表現出來的沉默，多年來一直讓我感到不安，但因為看見我和費利敦相處得很融洽，因此他們也就沒法說什麼「街區的名聲」了。）
不管費利敦在還是不在，都會增加我的不安。從芙頌的眼神里我也明白自己的窘境。更難的是，芙頌用她的眼神給予我希望，那是在延長我的痛苦。想到費利敦十分信任妻子時，我會得出他們擁有一段美滿婚姻的結果，我會倍加痛苦。
最好的辦法是，用禁忌和傳統來解釋費利敦的無動於衷。在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家裡，別說是當著父母的面追求一個已婚的女人，即使斜眼看一下，在那些窮人和小城市的人中都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因此費利敦會認為，我根本不會想到在一個幸福家庭的氛圍里看電視時和芙頌調情，其實我也覺得費利敦的這個想法是合乎情理的。我的愛情和我們所坐的家庭餐桌被那麼多的細節和禁止包圍著，即使我所做的一切表明我深深地愛著芙頌，但我們都有義務「做出」一副似乎確實知道這樣的愛情是不可能的樣子。我們還確信，我們將可以永遠承擔這個義務。當我發現這點時，我才明白，正是因為有這麼多敏感的禁止和習俗，我才能如此頻繁地見到芙頌。
為了讓故事的這個要點引起注意，我再來舉另外一個例子：在一個男女關係更加開放，不需要蒙面紗，沒有男女授受不親的現代西方社會裡，如果我每星期去凱斯金家四次，那麼所有人最終不得不接受我去那裡見芙頌的事實。那時，嫉妒的丈夫將不得不來阻止我。因此在那樣的一個國度里，我既無法見到他們，也無法讓我對芙頌的愛情以這種形式存在。
如果那天晚上費利敦在家，時間一到便起身告辭對我來說不會太難。如果費利敦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