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走到貝伊奧魯時，我覺得商店的櫥窗都是亮閃閃的，自己很喜歡走在從影院里出來的人群里。我的內心被一種無法向自己隱藏的快樂和幸福包圍了。想到芙頌和她的丈夫請我去他們家，只是為了讓我給他們那荒唐的電影夢想投資後，也許現在我應該覺得自己的境遇是羞辱的，應該為此感到氣憤，然而我心裡的幸福感是如此強烈，以至於我一點也不為自己的羞辱煩惱。那天夜裡我的腦海里一直有這樣一幅畫面：在我們電影的首映式上，芙頌拿著麥克風，在薩拉伊電影院的舞台上——還是在新天使電影院會更好？——對著崇拜她的人群講話時，她會更多地對我表示感激。當我作為藝術電影的製片人走上舞台時，聽說了傳聞的人們，會輕聲議論道年輕的明星在電影拍攝過程中因為愛上了製片人而離開了丈夫。而芙頌親吻我的臉頰時拍下的照片將會刊登在所有報紙上。
那些日子裡，就像那些自我分泌一種含鴉片的神奇液體來入睡的極為珍貴的撒夫薩花 一樣，我的腦子也在不斷地分泌這些幻想。其實我沒有必要過多地去講這些幻想，因為像生活在我的這個世界裡，和我有同樣境遇的多數土耳其男人一樣，我也並不關心自己瘋狂愛上的女人在想什麼，她的夢想是什麼，而只是幻想她。兩天後，我坐著切廷開的車去接他們了，當我和芙頌的目光相遇時，我立刻感到，沒有一樣東西會像那些不停閃現在腦子裡的幻想，但我並沒有因此感到掃興，因為看見她我感到了莫大的幸福。
我請年輕夫妻坐在后座上，自己坐到了切廷的旁邊。當車子經過籠罩在城市陰影里的街道，經過灰濛濛、亂糟糟的廣場時，我不時轉身說上一兩句玩笑話，努力讓氣氛活躍起來。芙頌穿著一條血橙和火焰色的連衣裙。為了讓她的肌膚敞開在從海峽吹來的芬芳微風裡，她沒有繫上最上面的三顆扣子。我記得，當車沿著海峽路在鵝卵石的路面上顛簸前行時，每次轉身說話的時候，一種幸福感就會在心裡燃燒起來。我很快明白，在我們去比於克代雷的安東飯店的第一天晚上——就像為了討論我們的電影項目，在後來見面的其他那些晚上一樣——我們當中最興奮的其實就是我自己。
年老的希臘招待員用托盤端來冷盤讓我們挑選，剛剛選好冷盤，我對他的自信有些羨慕的女婿費利敦先生立刻開始說：「凱末爾先生，對我來說，電影就是一切。這麼說是希望您不要看我年輕就不信任我。很幸運，三年來我一直在耶希爾恰姆裡面工作。我認識所有人。我既干過搬運燈具、道具的粗活，也做過導演助理。我還寫了十一個劇本。」
芙頌說：「所有劇本都拍成了電影，它們都還沒少掙錢。」
「費利敦先生，我很想看看那些電影。」
「當然我們要去看的，凱末爾先生。多數在夏天的露天影院，一些則還在貝伊奧魯的影院里放映。但我對那些電影並不滿意。如果我願意拍那樣的電影，考納克電影公司里的那些人說我都可以開始當導演了。但我不想拍那樣的電影。」
「都是些什麼樣的電影？」
「濫情，商業化，市場化的一類電影。您去看過土耳其電影嗎？」
「很少。」
「我們那些去過歐洲的有錢人，是為了嘲弄才去看土耳其電影的。我在二十歲時也那麼想。但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樣鄙視土耳其電影了。芙頌現在也很喜歡土耳其電影。」
我說：「看在真主的分上您也教教我，讓我也來喜歡吧。」
女婿先生真誠地笑著說：「我會教您的。但您別擔心，我們拍出來的電影是不會像那樣的。比如說，我們不會去拍一部農村姑娘芙頌進城後，在法國保姆的培養下三天變成淑女的電影。」
芙頌說：「我也會馬上和保姆吵架的。」
費利敦接著說：「我們的電影里也不會有因為貧窮而被有錢親戚鄙視的灰姑娘。」
芙頌說：「其實我願意演被鄙視的窮親戚。」
從她的話里我感到的不是一種針對我的調侃，而是一種讓我痛苦的輕鬆和幸福。在這種輕鬆的氣氛里，我們談起了共同的家庭回憶；多年前我和芙頌坐著切廷開的雪佛蘭出去的那次遊玩；那些住在邊遠街區、窄小街道上，有的死了、有的快要死了的遠房親戚和許多其他事情。關於貽貝鑲飯怎麼做的爭論，直到一個膚色雪白的希臘廚師從廚房裡笑著出來說還要放肉桂才終於結束。我開始喜歡他的淳樸和樂觀的女婿先生也沒試圖堅持講他的劇本和電影幻想。把他們送到家時，我們說好四天後再見面。
1976年的整個夏天，為了談論電影我們一起去了很多海峽飯店吃晚飯。甚至在多年後，每當我坐在這些飯店靠海的窗前遙望海峽時，我依然會沉浸於坐在芙頌對面時感到的極端幸福和為了重新得到她而必須保持的冷靜里，我的腦子依然會混亂。在那些晚飯上，一段時間裡我會帶著敬意和對自己隱藏的懷疑，聽她丈夫說那些電影的主題和幻想以及對於耶希爾恰姆和土耳其觀眾的結構分析。因為我的煩惱其實不是向土耳其觀眾「奉獻一部西方意義上的藝術電影」，因此我會謹慎地讓事情變得困難起來，比如說我要求看劇本，但沒等劇本放到我面前，我又會對一個別的問題表現出興趣來。
我發現費利敦比許多薩特沙特員工更聰明也更能幹，有一次和他「認真」地談了一部土耳其電影的成本後，我得知，要讓芙頌成為明星，需要相當於買下尼相塔什后街上一套小單元房一半的錢，然而之所以我們始終未能開始行動，並不是因為這筆錢的多或是少，而是因為我明白，一星期兩次用拍電影的借口見到芙頌暫時緩解了我的痛苦。經歷了那麼多痛苦之後，我認為在那些日子裡這對我來說應該是夠了。我不敢再要更多的東西。在所有這些愛情的折磨後，彷彿現在我該稍微休息一下了。
晚飯後，坐著切廷開的車到伊斯廷耶去吃帶肉桂粉的雞胸脯布丁，或者在埃米爾崗一邊說笑著吃蛋筒冰激凌，一邊看著海峽漆黑的海水散步，對我來說彷彿就是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能夠找到的最大的幸福。我還記得，有天晚上，當我在一個名叫雅尼的飯店裡覺得，坐在芙頌對面所感到的安寧擺平了心裡的那些愛情魔鬼時，我發現了幸福那簡單、人人都應該知道的藥方，我對自己嘟囔道：幸福，僅僅就是靠近所愛的人。（我們不需要立刻就擁有她。）在想到這個神奇的藥方之前，我朝海峽的對岸看了一眼，當看見去年我和茜貝爾度過整個秋天的別墅的顫抖燈光時，我發現腹部那可怕的愛情之痛消失了。
當我和芙頌坐在同一張桌子上時，不僅是那無法忍受的愛情之痛在剎那間消失了，而且我還一下子忘記了不久前因為這種疼痛而有過的自殺念頭。於是，當痛苦消失時，我忘記痛苦對我的折磨，以為自己又回到了從前「正常」的日子裡；我陷入了認為自己是堅強、堅決，甚至是自由的錯覺里。在我發現這種有規律的情感起伏的頭三次見面後，當我在那些海峽飯店裡坐在她對面時，想到以後日子裡思念她時的痛苦，我拿了並收藏了桌上的一些東西，希望它們能讓我想起面對她時的幸福，並在我孤獨的時候給我力量。比如這把錫勺。在耶尼柯伊的阿萊考飯店裡，當我和她的丈夫談論一場足球比賽時——因為我倆都是費內爾巴赫切的球迷，所以不會有表面的衝突——芙頌因為無聊，把勺子放在嘴裡玩了很久。比如這個鹽瓶。當她正準備用時，一艘銹跡斑斑的蘇聯大船正好從窗前經過，螺旋槳的轉動把桌上的瓶子和杯子震得叮噹做響，她盯著船看了很久，而鹽瓶一直被她拿在手裡。第四次見面時，我們在伊斯廷耶的澤伊內爾買了蛋筒冰激凌，吃完後芙頌把這個邊上被她咬過的蛋筒扔到了地上，走在她身後的我眨眼之間就把它撿起放進了口袋裡。回到家，在自己的房間里，我會帶著醉醺醺的腦袋看它們，為了不引起母親的懷疑，一兩天後我會把它們拿去邁哈邁特公寓樓，把它們和其他那些珍貴的物品放在一起，我會試圖用它們來平息開始慢慢升騰起來的痛苦。
在春天和夏天的那些日子，我和母親因為一種以前我們從未感到過的同病相憐的情感而親近起來。這當然是因為她失去了我父親，而我失去了芙頌。這種失去也讓我們變得更加成熟，也更加寬容了。但母親對我的失去又知道多少？如果她看見我拿回家的蛋筒或是勺子會怎麼想？她從切廷那裡能打探出多少我去了哪裡的消息？在那些我不快樂的時候，我會為這些事擔心，我壓根不希望母親為我傷心，也壓根不希望她認為，因為一個無法被接受的痴迷，我做了用她的話來說就是「讓你後悔一輩子的錯事。」
有時，在她面前我會讓自己顯得很幸福，很開心，我壓根不說——即便是開玩笑——媒人介紹的荒唐，我會仔細、認真地聽母親說那些她為我去看過的女孩的特點和故事。母親為我去看了達代蘭家的小女兒碧露爾，她看見他們儘管面臨破產但依然和廚師、用人們過著「一種揮霍浪費的生活」，她承認女孩長得很漂亮，但因為個子太矮，她說我不會和一個侏儒結婚而結束了這個話題。（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