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個了不起的撒謊精。」加斯東說。
「那是為了煩您，」道丹太太說道。「我把錢存起來了。」
一年前，加斯東得知道丹太太攢了兩萬法郎。而且是她自己告訴他的。她想存銀行，除了加斯東，她還能徵求誰的意見呢？加斯東告訴她，錢太少，存銀行沒什麼意思，最好還是把錢放在身邊。誰知道呢，也許她會有想不到的急用。自從加斯東知道道丹太太攢了兩萬法郎，這清道夫便時不時向她打聽這筆錢的消息。此外，也在他得知這件事以來，他就硬說自己正好需要同樣數目的一筆錢，以便去南方改變生活，過幸福日子。總之，他倆的博弈還在繼續，不過這場博弈有變成高級賭博的趨勢，他們再也不能完全加以控制，而且他們倆都還不知道究竟誰輸誰贏。因為他明白，她不會把她攢的錢給他，她永遠不會鬆手給錢。不光因為她很在意那筆錢，因為那是她攢了六年的錢（她把過去攢的錢都給了她的兩任前夫了），也為了阻止他，正如她所說的，「沉淪」，阻止他朝他夢想的海邊幸福的方向逃逸，朝懶惰、朝陽光逃逸。道丹太太從本能上對那些談論幸福的人十分警惕。「我難道幸福，我？都是些遊手好閒的傢伙……」
加斯東了解道丹太太有兩萬法郎的存款，以及道丹太太了解加斯東有什麼計畫或需要，這都沒有使他們的友誼有所改變。他們之間有關此問題的談話結束的方式就證明了這一點。
「我呢，」加斯東說，「您只要年輕二十歲，我會把您放哪裡，放我床上。」
「這方面，我壓根兒不懷疑，」道丹太太說道，「您那缺德勁兒，做得出來。」
「可惜，您現在實在太老了。我這人，從來都到得太早，就這一次，到得太晚。」
道丹太太今年六十歲，加斯東三十歲。我還沒有見過能與他們的友誼相比的例子。加斯東說得對，他很自信，只要道丹太太年輕二十歲，他倆一定能成為戀人，多好的一對戀人呀！她想過這點，他也想過。而且他們互相都承認。這錯過的姻緣給他們相互間都留下了一種加劇的急切感，這種急切感由於不具備愛情、慾望的出路，誰也不知道該怎樣得到滿足，或者不如說該怎樣解脫。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這種加劇的急切感應該在某一天圓滿結束，無論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那是因為在他們之間存在的，並不是一般的友誼，並不是平常的美好感情的交流，而是一種真正的迷戀，從性質上，甚至從表面看起來都是愛情的迷戀（街道的某些人硬說，儘管道丹太太年事已高，清道夫在某個「忘情的時刻」已經與她上過床了）。
她在窗戶後邊端著平底鍋等待他時那份非同尋常的急切，而他等待她朝他頭上潑水時那份同樣非同尋常的急切（那天，他掃地的節奏比平時更加緩慢，為的是延長等待的快感），以及她朝他頭上潑水，他接受潑水時經歷的無比的快樂不可能瞞過任何人的眼睛。
後來，當他們倆在聚集起來的鄰居面前一道大笑時（而她對他潑水實質上是為了阻止他陷入卑劣的，將她排除在外的幸福里），這齣戲劇在絕妙的耍笑中收場，它意想不到的結局，總之，這個失敗，豈非證明了，他們之間的相互了解已經如此之深切，他們再也不能互相愚弄，只能每次都像年深日久的情人一樣重溫舊夢。
沒有了他，她會怎麼樣？她明白他知道這點。而他們最終仍然在一起嘲笑他們受到威脅的幸福，他們正在經歷的危險。從這天開始，人們可以想像他們將如何造出一些吵鬧的極端場面，一些悲劇性的社會新聞，卻仍然堅守著他們高於一切的共謀關係。誰不了解加斯東，而又看見他在因企圖逃避道丹太太絕望的感情而受道丹太太懲罰卻大笑不已，都可能會琢磨，這加斯東是否故意編造企圖逃避道丹太太絕望感情的假象，以便享受到她這種方式的懲罰。
這種沒有結果的愛情讓他們倆格外善於臆造。看誰能找到「能煩死大家的新東西」吧。他們倆都具有囚犯的狂熱想像力。他們都是自己仇恨的職業的囚犯，他們也是一個禁令的囚犯——這禁令半是命中注定，半是約定俗成——由於她那一大把年紀，這禁令阻止他們成為情人。而他們報仇的對象正是所有的人——他們的獄吏。他們以自己沒完沒了演雙簧的形式來實施報復，而且他們演雙簧的熱情與日俱增。如果說道丹太太時時刻刻為加斯東的計畫擔著憂，她演戲的幹勁兒卻絲毫未減。恰恰相反。為了無愧於加斯東，為了與他極其傷風敗俗（咪咪小姐的話）的言談水平相當，她竟然玩起了危險的勾當。如今，大約半年以來，她竟放任自己干起了、簡單說應該叫下三濫的事。她偷竊。她的成功，和她從成功中得到的快樂證明她辦法多多。在她過去的一生中，她從沒有機會施展才幹。在五十五歲時，她才認識清道夫加斯東。她在尊嚴和勞動中生活多年，末了，竟帶著極端的快樂和青春活力幹上了偷竊的勾當，可以非常肯定地說，很少人能想得出來如此行事。
「這麼著，是在裝年輕姑娘啦？」當她偷竊過後，加斯東對她說。
在每個人的有生之年的末期，壓抑你青春的禁令一旦過期，似乎應該有幾年這樣回暖的春天。
因此，她一邊為她所謂的加斯東那緩慢而可悲的自貶憂心如焚，又一邊與他比賽自貶的巧妙詭計。大部分時間都是她佔上風。是她發表最褻瀆神明的言論。是她敢於做出加斯東都不敢做的事：偷竊。如果說是他想出詢問她積攢的兩萬法郎的去處，想出給他示範如何偷竊的人卻是她。
如果說那些偷竊的勾當只有他一個人知道，那麼讓他倆越來越出名的事卻是他倆一道儘力而為的。道丹太太干偷竊之事越來越不謹慎，她還向加斯東，甚至向咪咪小姐（咪咪小姐假裝沒把她的偷竊行為當回事，以便讓道丹太太繼續講述而她自己又不受牽連）敘述得越來越精確，而且扯著嗓子講，選擇最有利的時刻講，那就是夏天的清晨，她拖出垃圾箱的那一刻，那時，每家每戶都開著窗，所有的房客都能聽見她說話。
「有人說我偷房客的包裹，」她大聲說，「我說，干我這齷齪行當，我除了偷包裹，還能幹啥更好的事兒？他們要是不滿意，可以去告狀嘛。」
告狀可是我們當中沒人敢幹的事。恰恰相反。一旦道丹太太對我們進行偷竊時，我們會突然發現自己對她比平時還要客氣。我們在她面前顯出的局促和恭敬幾近於恐懼，我們從來沒有對她如此殷勤、如此親切過。於是，她輕鬆自如地挫敗了我們當中平時在垃圾箱問題上最激烈、最堅持己見的人。甚至那些以誠實正直為首要道德準則的人，那些嚴守戒規的人，被她偷竊了時，也毫無怨言地接受她的謾罵。他們保持著卑微的沉默。她在偷竊中顯得十分自然，從未有過的自然，在這種自然面前，他們繳械投降了。這樣的屈從豈非證明每個人實質上對巧妙的詭計多麼容易動感情，哪怕這種詭計的各種表現形式顯然應受到申斥。我們大家無論多麼不同，在這一點上卻完全一致，因此，我們在道丹太太的天才面前絕對服輸。我可以肯定，假如我們當中某個人竟敢譴責她的偷竊行為，其他所有的人都會產生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認為此人庸俗的看法。
去年，有兩個月，道丹太太有規律地偷竊一位房客的黃油包裹。下面說說她是怎樣操作的，她怎樣隨著房客的懷疑逐漸明確而一周接一周變換偷竊方式。
首先，一開始，她將黃油包裹一層層的包裝紙全部拆開。那些包裹都包了三層紙：一層是硫酸處理過的綠紙，另一層是硫酸處理過的白紙，還有一層是普通的包裝紙，深栗色。道丹太太一開始是去掉普通包裝紙和硫酸處理過的白紙。去掉以後，她便將黃油拿去賣，賣給誰？賣給應該收到包裹的房客。那位女房客便買回了自己的黃油。道丹太太竟起了疑心：那女房客也許是個白痴，也許她不明白人家賣給她的是她自己的黃油？她同意買黃油和付錢的爽快可能使人產生錯覺。因此，道丹太太幹得更大膽了。她竟然只撕掉一張包裝紙，即是說那張寫了女房客姓名住址的普通包裝紙。我還忘了說，幾年以來，那位女房客一直讓人從鄉下寄給她黃油，而那張普通包裝紙，跟其他兩張包裝紙以及黃油的形狀和重量等等，都沒有變化過。多虧道丹太太留下的那兩張硫酸處理過的包裝紙，這位女房客便對道丹太太賣給她的黃油的來源心知肚明了。而她卻照樣熱心地買她自己的黃油。我碰見她時，她把自己的難處告訴了我：
「道丹太太偷我的黃油，」她對我說，「我所有的黃油包裹。我可以肯定。最過分的是，她竟把黃油賣給我，而不賣給別的房客。」
「您準備怎麼辦？」我問她。
「我也不知道，」她說，「我不知道怎樣開頭，怎樣讓她明白，從一開始我就知道她偷我的東西。」
這件事乃是道丹太太眾多偉大勝利當中的一個。她一旦肯定對方不可能懷疑她，對這樣的順利反而感到厭倦。她當然對失掉黃油錢感到遺憾，但仍然停止了包裹一到便扣下的行徑，將包裹交給那位女房客，三層包裝紙原封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