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不在那裡，」我說，很氣餒，「但是為什麼提到運動？」
「因為他很肥胖，」她說道，「是過分肥胖讓他那麼憂鬱的。」
我說，不是那麼回事，是憂鬱讓他肥胖的，等等。但她什麼也不願聽。我也不再堅持了。道丹太太並沒有誠意，她堅信只有她了解加斯東。
一段時間以來，加斯東的情況更糟了。即是說，他喝酒更多了些。即是說，他一喝了酒，就老重複說這句話，而且表面上顯得很單純：
「我需要的，是兩萬法郎。為了去南方曬太陽，也許還會，誰知道呢？換換職業……」
他只是喝酒以後才說這話。很可能，這才是他約莫兩年來心裡醞釀的事：希望去南方的某個城市，讓陽光融化掉他由憂傷堆積起來的肥胖，也許還會換個職業。
我知道的有關這個城市的一切，那就是，城市可能很小，靠近海邊，在地中海南部，而且，這個城市可能沒有樹木。
「到秋天，」加斯東說，「能享受啥呢。大自然，美，但條件是，別當它的清道夫。大街上所有樹上的葉子，所有的葉子，沒有例外，那都是我的事，是清道夫加斯東的事。哼，從春天開始，就不得不想那些樹葉。」
我能想像出這個熱得灼人的城市的模樣。大街小巷充滿蔥頭味、馬糞味、魚味。大海在街道的盡頭。那一定是個骯髒的城市：對清道夫來說，骯髒的城市反而不那麼丟臉，骯髒的城市顯得更殷勤好客。像這樣的城市，你起碼可以看見它們在生活，可以透過工人住宅大開的走廊聽到裡面有人在呼吸。在這類勤勞的城市裡沒有公共花園。廣場上也只有些噴泉，從那裡流出小股的泉水。這些城市沒有樹木，因為道路修得很糟，很窄。整座城市只有一個清道夫：城市太窮。而且，一個清道夫還嫌多。每天午後四點鐘，海風起來，城市便被一層鹹鹹的細沙覆蓋。清道夫便停止清掃街道。他屈服於事實。他感到自己的職務純屬多餘，這是何等妙不可言的樂事。他體會到自由，收拾掃帚穿城而過。人人都認識他，同他握手。那裡的塵土多得讓任何一位清道夫都感到氣餒。本堂神甫花園裡那些黃楊樹——城市裡唯一的植物——也滿身塵土，孩子們的腳也都沾滿灰塵。加斯東夢想的城市不是建立起來取悅於人的。在那些城市周邊到處是趕集的雜耍藝人，流動電影院，有時還有馬戲團。在城市的一頭，唯一的一家工廠僱用了全城幾乎所有的男人：一千個工人。晚間，在一家家小酒館裡，人們談論著工資、活計、罷工。清道夫也參與討論。遊客們經過這些城市都不大在意。但是這些城市比它們生產的產品多產出某種東西，它們比別的城市肩負更多的未來。每天早上六點開始，城市的條條道路上都有擠得滿滿的電車開往工廠。然後，在工作時間，城市非常安靜。半裸的孩子們圍著水果攤轉。彩色的大帘子遮在空空的咖啡館的露天座上。旅行推銷員在廣場上聲嘶力竭地吹噓他商品的質量，警惕而又節約的婦女們懷疑地看看他。
瞧，一位年輕姑娘從一個狹長通道走了出來。她皮膚淺黑色，長著一頭棕色的頭髮。她在微笑。在城市灼人的沙塵中，在備受太陽煎熬的大街上，清道夫在陰涼處看見姑娘走出來，他也對她微笑。
然而，道丹太太根本不願聽人談起加斯東夢想的這些城市。
不過，她也知道，加斯東一天更比一天想念這些城市。的確，一段時間以來，他喝酒更多了些。他倒不是醉漢，差得遠呢。只不過，一禮拜一次，有時兩次，他在上班之前，能喝到三杯白葡萄酒。道丹太太卻不願他這樣。
每逢他喝上三杯白葡萄酒，她准知道。
甚至當他遠遠看見她，或當她看見他一來到聖歐拉利街她就知道。他喝得再少，她也知道，篤定。因為加斯東喝得再少，他一見到道丹太太，也要吹口哨。他吹的調子正是《一丁點白葡萄酒》。或者，偶爾也唱唱彌撒曲。他是兒童救濟院的孩子，是本堂神甫撫養長大的，對彌撒曲的各個細節都非常熟悉。他扯著嗓子用拉丁語唱。可以說，他是以此來預先告知道丹太太。他從沒有喝酒喝到忘記了這點。也有可能，他喝酒也為了得到通知她的樂趣，為了找找刺激，希望引起他們倆繼續排練他們習以為常的爭吵。
她呢，站在大門口，搖著頭注視著他。她頭髮灰白。很肥胖，但胖得好看，穿著緊身衣，結實，靈活。正如加斯東所說，她的大腿還能「讓人想到與她做愛」。她穿一身工作服，套一件酒渣色毛衣，六年來，每年夏天，都能見到她拆洗這件毛衣，再重新織一遍。她的牙齒，只剩下了一顆，一顆「見證牙」，加斯東說。但她的眼睛，她的藍色小眼睛還挺明亮，閃著兇狠狡猾的光。
「還不少，他喝得……」她說道。
她一反常態，拖出垃圾箱之後，再也不等他，而且也無心跟咪咪小姐繼續聊天。架不住在她眼裡，咪咪小姐除了在他們的打木偶遊戲中扮演布娃娃之外，沒有任何意義，儘管，我還忘了說，六年來咪咪小姐一直在養活她。道丹太太靠什麼樣驚人的詭計得以讓咪咪小姐如此免費供養她？是因為咪咪小姐每年一次去亞眠看望她的姐姐，便委託道丹太太幫她取信件嗎？我不知道。我們大家都不清楚，而且我不相信，在認識她的人當中，會有誰能在某一天了解個中的原由，能捅破道丹太太對咪咪小姐強大影響力的秘密。同樣真實的情況是：如今，道丹太太對所有的菜肴都享有無可爭議的權利，所有老姑娘咪咪小姐經常背著顧客為自己烹調的最美味和最稀罕的菜肴。每到中午，還有晚上七點，咪咪小姐的保姆總要穿過大街，給道丹太太送來仔細包在餐巾里的屬於她的那份午餐或晚餐。
「挺好吃，您的燒羊腿，但是，燒得還不夠老。」翌日，道丹太太說道。
「哦！」咪咪小姐憂慮地說，「真的？」
「我跟您說了，那還有假。我覺得，我不習慣說了話等於不說。」
就這樣，用道丹太太的話就是，非這樣不可。六年來，道丹太太讓人養活。而她針對人類自私自利的反抗卻並沒有因此而有所緩和。因為，也許除了取消垃圾箱慣例，任何東西都永遠不可能動搖道丹太太的不滿情緒。她在意識的一閃念間一勞永逸地捕捉到了既深且廣的普遍不公平。從此以後，她經歷的任何幸福、善良個案都未能使她感到震動，她的懷疑主義毫髮無損。道丹太太對慈善事業絕對無動於衷。
「他們的慈善，我把它當臭狗屎。」她宣稱。
聖誕節，聖歐拉利堂區的修女們按慣例給她送來「老人烤肉」，她接過烤肉，自然，還對她們樂呵呵地宣告說：
「我不會為此而去望彌撒，我先告訴你們。」
中午，加斯東來到她身邊時，她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並做結論說：
「我摻和啥？我問問您，我摻和啥？就得讓她們這些臭婊子生些娃娃，那才能教會她們少管些別人的事。」
就這樣，除了她最可靠的朋友，她唯一可與之商量的人，道丹太太拒絕與人類達成任何妥協，哪怕這妥協的渠道來自咪咪小姐的善意。咪咪小姐無論做什麼事，也只是、而且永遠只能是他們倆共同謀事的擔驚受怕的見證人。
夏天，當加斯東在離大樓五十米的地方出現，吹著口哨或唱著彌撒曲，這時，誰也沒法阻擋咪咪小姐身邊的道丹太太。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干呢。話說到一半，她也會離開咪咪小姐，回到她的門房小屋裡。一到了那裡，她便取下有柄平底鍋中最大的一隻，然後到院子里去將鍋盛滿水，回來將鍋放到桌子上。接下去，她開始擇菜，或織毛衣，或打掃小屋。到此刻，她的意圖還絲毫沒有顯現出來。只不過，她在幹活時也許顯得比平時稍微敏捷些，那是某種虛假的專註。
加斯東有這個習慣，隨著他離聖歐拉利大街五號樓愈來愈近，他會吹口哨或唱歌，這取決於是什麼日子，與此同時，他越走笑得越厲害。在他的三杯白葡萄酒作用下，為了延續樂趣，他的確掃得很慢，比平常還慢。走過他身邊的人們一般注意他跟注意人行道本身差不多，這時卻停下腳步觀看他。他掃地就像人們在夢裡掃地一樣，一邊跳舞，一邊唱歌。他牢牢抓住掃帚，給人的印象是，彷彿他一放掉掃帚，掃帚就會順水漂走似的，他，一向愁容滿面，這幾天，看上去卻彷彿在掃地當中品嘗到了一種奇異的樂趣。他現在是滿面春風。「瞧，真是個奇怪的清道夫！」人們可能會這麼議論。還可能說：「在清道夫這個行當里，有什麼值得這麼快活？」因為很明顯，他並沒有醉。這清道夫注意到別人在看他，有人甚至停下腳步，用眼睛追著他看。他也停止掃地，出言不遜地大聲說：
「你們從沒見人干過這事兒？是我加斯東被推薦來掃你們狗狗的大糞。我他媽的並沒為這個感到更自豪。」
人們可能根據他們性格的不同而為此嬉笑或擔憂。「瞧，」他們說，「這清道夫可不簡單，他準定讀過書。」或者還會說：「一個掃街的用拉丁語唱歌，他只能是個危險分子。」或者還會說：「就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