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我們的門房道丹太太拖出她的垃圾箱。她——用盡全身的力氣，毫無顧忌地——恰恰相反——將垃圾箱從大樓小小的內院一直拖到大街上，指望著每天早上都把我們這些躺在床上的人驚嚇一番，瞌睡被打斷，像她一樣。每當她讓垃圾箱跳過隔開人行道和大門的兩級台階時，都會發出爆炸一樣的喀嚓聲，她正是靠這個聲音驚醒我們。不過我們已經習慣了。
的確，在門房職務要求她乾的所有活計中，道丹太太最恨的就是這個活兒。而且毫無疑問，向來如此。但是我不相信在巴黎還有任何一個門房會像她那樣憎恨得如此堅定頑強——如此過分，必要時可以這麼說。任何東西，任何時候都不可能緩解這種憎恨，習慣成自然的規律不行（她已經當了十年門房），生活經驗和她的年紀也無濟於事，連她與清道夫加斯東的友誼產生的強大鼓舞力量都愛莫能助。她每天都要反覆思量此事，但她依然如故，深惡痛絕。而且從沒有絲毫逆來順受的意思。她和垃圾箱之間存在的，乃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正是有了這個，有了垃圾箱，她才能活。但也正因為有了這個，她可能死去。關於垃圾箱，不止出於憤怒，也為了全面的取消。如果說別人有機會表現更驚心動魄的英雄主義，道丹太太，她，可就只有這麼一個機會。生活讓她投入的主要戰鬥就在於此。
她沒有一天不向某個房客重新證實她對垃圾箱的這種憎恨。她總能發現一些新的憎恨理由。這些理由五花八門，而且毫無例外，全部都必然來源於顯而易見的惡意。因為她每天都必須維持著它——這種惡意，她就得每天都拿一個房客當做議論資料。不管是誰。全街區最知名的成功人士也好，房客中最受尊敬的、最年長的、最有貢獻的人士也好。一般說，誰最後倒垃圾，誰就得當道丹太太的出氣筒。從頭一個到最後一個之前，她還能忍耐，但對最後那一位，她必定大發雷霆。在我們聖歐拉利街五號樓存在的一種特殊強制服從正在於此。要倒垃圾就得找挨罵。換句話說，因為人吃飯，所以人還活著，所以人還沒有死。等於說，你們找挨罵，因為你們沒有放棄吃飯，沒有放棄活著，因為人只要不那個，不死，人只要不出門，就會有垃圾，除非讓垃圾將自己淹沒到窒息，你總得倒垃圾。再說，只要敢，人們一般都是這樣回答道丹太太的。枉然。她根本不買這個觀點的賬。她說我們的理由不是理由，她不想聽。
「所有的房客都跟他們的垃圾箱是一路貨，」她說，「比起他們的門房，他們全都是無賴。」
假如道丹太太有一次贊同我們的觀點，對她來說，而且在她最可靠的幫凶清道夫加斯東看來，那就意味著與她的敵人——房客們永遠的妥協。
因此，我們，聖歐拉利街五號樓的房客，我們對擁有垃圾箱的權利，我想說，生活的權利，雖然心照不宣，我們卻認為它十分肯定，然而我們的擁有權竟隨時隨刻遭到質疑。我們當中有幾位，最天真的幾位，眼看自己跟鄰居，比如六號樓的房客相比，竟如此不受尊重，老是義憤填膺，他們認為，自己在某些方面比那些人更為尊貴，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然而，這些人，這些義憤填膺的人正是道丹太太最中意的人，她對這些人窮追猛打最有效果——而且可以肯定——也最快活。
那是極為辛苦的工作，她說，是她那樣的年齡難以承受的活兒，之所以極為辛苦，是因為我們並非每天都倒垃圾。假如我們按應盡的義務每天倒垃圾，她解釋說，垃圾箱就不至於那麼重，她也就可以更容易地往大街上拖。然而，我們總一成不變地回答她說，歸根到底，我們在一個禮拜當中不一定都在同一天倒垃圾，那豈不是一回事？或者說我們當中有一半的人每兩天倒一次垃圾，或者我們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三天倒一次垃圾，那不是一樣嗎？
「不一樣，」道丹太太說，「臭氣方面，那不是一回事。再說，別講什麼理由，我自己每天倒垃圾，你們照我辦就行了。」
我們又陳述同樣的理由。而她卻說：
「你們怎麼可能知道這些？我有把握，就像我呼吸一樣有把握。」
我們當中有些人便放棄了爭論。我們不再回答她。我並不每天倒垃圾，但我跟她解釋了那是為什麼，我對她說那有多麼困難。當有人的垃圾箱里只有三根蔥皮時，要他不等到第二天就把垃圾箱提到樓下，那是很難的。還有，人們也可能健忘，可能拖沓，可能等上一天再去迎戰她的雷霆。道丹太太這才知道，有些人真心誠意希望每天倒垃圾，但他們不具備這方面應有的恆心。但願這些人對此即便沒有悔恨，也有那麼點羞恥心，然而，人性就是如此……對上述那類房客，她倒可能傾向於將他們與房客群體稍加區別，起碼區別於那些熱中於強調他們的生存權、吃飯權、呼吸權，進而擁有垃圾箱權等等的人士。就好像問題是在這裡似的。
她並不將她的那些道理當成祈禱文一般反覆念誦，可是她利用起它們來反而巧妙得超乎尋常。她很清楚，有必要將那些道理加以變更，以便在我們這些房客面前保持她那垃圾箱烈士的威望。她很清楚自己那野蠻天才的影響力，這種天才可以解除最大膽人士的武裝，也可以使最熱中於爭辯的人感到氣餒。
不過，較之其他理由，她更少運用垃圾箱臭味這一點——顯然是因為這個理由最能表達這一切於她意味著什麼。誠然，在她的院子里，在她的門房旁邊，垃圾箱里的垃圾一連幾天存放不倒，這是她絕對受不了的，她不可能忍受這樣的臭氣，連想到這一點都萬難忍受。然而，她不提這點。她只說：
「信教的人禮拜五吃魚，禮拜天才見到魚頭。沒道理。因此，信教也好，不信教也好，比起門房，房客全都是無賴。」
冷靜想來，假如她自己確認有權感到垃圾箱太沉重，她卻沒有絕對把握認為自己有權感到垃圾箱太臭。因此，她只在憤怒的當兒才談太臭，那時也就顧不得害臊不害臊了。假如說垃圾箱的重量的確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可以嚴格地衡量、證實，那麼，垃圾箱發出的氣味卻是相對的——只與她的感覺、她的嗅覺有關。眾所周知，這種臭味為所有垃圾箱所固有。所有的垃圾箱都臭，人們就可能對她說，您乾脆承認吧，您不適合這份工作。然而，她想說服我們的恰恰與此相反：聖歐拉利街五號樓的垃圾箱很特別，它比其他的垃圾箱更臭，任何門房都不可能忍受那樣的氣味。因此，她只用轉彎抹角的奸詐方式操弄這個理由，為的是別一開始就暴露出她憎惡這個工作，以及她無論如何都可能憎惡這個工作。哪怕對準時倒垃圾的房客也如此。她不想損害自己對我們的影響力，也不想斷絕與她的敵人的聯繫。要不，她還能怎樣發泄她那讓人感到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怒氣？這種怒氣有時能持續四天，假如這怒氣開始只針對一個房客，它很快就會擴展到別的房客，擴展到一般意義的房客群體，而且馬上擴大到全人類——加斯東除外。因此，她不會笨頭笨腦地對我們講垃圾箱臭。她講，瞧這些房客穿得那麼講究，從他們交的房租金額判斷，他們是那麼富有，誰也不可能相信他們會「虛偽」到竟能忍受家裡的垃圾腐爛發臭好幾天。她說，她，她自己，連她都受不了這樣的情況。她，在生活里垃圾箱起著決定作用的她，她，卑賤中的最卑賤者，連她都忍受不了這樣的情況。
也許我們當中的某一位應該給別的房客寫封信，替道丹太太說點好話。有時，我想，我可以充當這樣一位房客。然而，這類信件永遠是那麼回事。與其說為了給房客們看——誰在房客們面前替他們的門房道丹太太說好話，房客們都會變得油鹽不進——不如說為了什麼？為了把信交給道丹太太和清道夫看。大家想，只有他們倆可能理解我，可能為我的努力而感動。可是後來呢，我能怎樣堅持按時傾倒我自己的垃圾箱？我自己的一切行為能嚴謹到什麼程度？何況我對道丹太太稍有不慎，她就會揭露說我那封信是額外的虛偽表現。何況，別人過分希望她好，她反而受不了，因為這再清楚不過地對她證實了，任何東西都不能緩和她這位門房遭受到的房客們的真正否定，而且她認為，每日的垃圾箱苦役已使這種否定具體化了。
因此，既然沒有收信人，下面，就在這裡，就是我可能願意寫的替她說好話的兩種信件。這是其一：
「我們的門房道丹太太硬說，由於我們每個人都沒有天天倒垃圾，垃圾箱比天天倒垃圾的垃圾箱重得多——而且天天倒垃圾是我們對她應盡的義務。這種看法只有在某個奇異的巧合使我們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天倒垃圾的情況下才能成立。換句話說，似乎一個禮拜總有那麼幾天我們都有這樣做的心情，也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同時行動，而且那幾天又非常適宜倒垃圾。道丹太太聲稱，這種做法已經延續了好幾年。而我們當中又沒有任何人試圖核實她的說法。事實上，也不排除她有道理。我們都知道，世界上就有一些比這個奇異得多的巧合，我們並沒有懷疑這類巧合，因為它們在我們面前呈現的方式很誘人——比如一些毫無根據的消息——也因為那些巧合與我們無關，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