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彼得消息的信送到的時候，父親和我已經下地去了。我們走後母親從信箱里取出信來。她準是在廚房窗口一直看著送信人走過來把信扔進信箱的。她一定早就知道這封信的內容，因為她連帽子都沒戴就拿著信跑到地頭籬笆跟前。我也知道信里寫些什麼，因為她一言不發，光是獃獃地站在籬笆前面，手裡拿著那個連郵票都用不著貼的小白信封。我對著父親大喊大叫。我在地的另一頭，離著籬笆要遠一些。儘管我早就跑著過去，還是父親先走到母親等著的籬笆邊上。「我知道這是封什麼信，」母親說，「可我就不能咬咬牙把信拆開。還是你拆吧。」
「不會的！」我邊喊邊跑。「不會的！」我哭起來喊道，「不是彼得！不是彼得！」我又哭又罵，「該死的日本鬼子！該死的日本鬼子！」父親不得不抓住我，扶著我，想法抱住我。他費了好大勁兒才把我抓住，好像我是個大人，不是剛剛九歲的孩子。
事情就這麼結束了。有一天冒出個珍珠港事件。一個星期以後，彼得就到孟菲斯參軍，上珍珠港幫忙去了。接著便是一天早上，母親站在地頭籬笆跟前，手裡拿著一張小小的不夠點火用的紙片，信封上連郵票都不用貼。信中說，有那麼一條船，現在失蹤了。你的兒子是船上的一員。我們只有一天時間可以傷心哀痛；於是一切便過去了。因為這是4月里，正是春耕大忙的緊要關頭。我們有一塊地，七十英畝，我們指望著這塊地穿衣吃飯燒柴火。這塊地年代悠久，在我們以前是格里亞一家種的，他們幹了一輩子。彼得侍弄過這塊地，他活著的時候盡了他的一份力。等到父親、母親和我盡了我們的一份力以後，這塊地還會照舊存在。
可是，又出這種事了。也許我們已經忘卻：對於其他像我熱愛彼得一樣熱愛他們的兄弟兒子的人們，這樣的事情不但可能，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發生，直到有朝一日仗打完了，事情才算到了頭。自從有一天，我們在孟菲斯報紙上看到彼得的名字和照片，父親每次進城就帶一份報紙回家，我們看到過密西西比州其他縣鎮的陣亡戰士和水手的照片和名字，甚至還有阿肯色州和田納西州的。但是我們這一帶人的照片和名字再也沒有出現過。所以，過了一陣，彼得好像就是我們這一帶唯一的陣亡者。
可是，又出事了。這是在7月下旬，一個星期五。父親一早搭了荷默·布克萊特運牲口的卡車進城去。夕陽西下，太陽的餘暉照著我從地里回家，我剛把騾子圈好走出穀倉，就看見荷默的卡車在我家信箱前停住，父親跳下卡車順著小路走過來。他肩上扛著一袋麵粉，胳肢窩夾了一包東西，手上拿著一份疊得好好的報紙。我對疊好的報紙只瞧了一眼。雖然父親每次進城都要帶一份報紙回來，但是我還是看出是出事了；因為這樣的事遲早要發生的，約克納帕塔法縣不可能只有我們一家因為愛得深沉才有悲傷的權利。我迎上前去接過父親的一些東西，轉身同他並肩行走。我們一起走進廚房，晚飯的冷餐已經放在桌上。母親坐在敞開的大門口對著落日的餘暉，穩健有力地用一隻手推著煉黃油機器上的攪乳器。
彼得去世的消息傳來的時候，父親並沒擁抱安慰母親。這一次他也沒有親她，只是把麵粉袋卸在桌上，然後走到母親的椅子旁，遞過疊得好好的報紙。「是德·斯班少校的兒子，」他說，「城裡的那個。飛行員。去年秋天穿了軍官制服回家來過的那個。他把飛機對著日本人的軍艦撞去把它炸沉了。他們知道他死在哪兒。」母親一分鐘也沒把攪乳器停下來，因為連我都知道黃油快煉成了。後來，她站起身來到水池邊洗洗手又走回來坐下。
「讀吧。」她說。
就這樣，父親和我發現母親不但早就知道這樣的事情還會發生，而且她還知道出事後該做些什麼。不只是這一次，而且下一次再下一次再下一次出事怎麼辦她都知道，直到有一天世上一切哀傷的人，不管是富人或是窮人，無論是在城裡油漆過的高大漂亮的房子里的、有十個黑人侍候的人，還是像我們住在七十英畝貧瘠土地邊上靠收成過日子的人，還是那些只有白天流汗晚上才能吃飽肚子的人，都可以說：我們的悲傷至少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喂完牲口擠好牛奶回家吃冷餐。飯後，我在爐灶里生上火，母親放上茶壺，還放上一些可以燒夠兩人用的水的罈罈罐罐。我從後廊把澡盆拿進來。母親洗盤子收拾廚房的時候，我和父親坐在房前台階上。去年12月彼得和我總是在這個時候走兩英里的路去蓋利格羅老人家裡聽收音機播送珍珠港和馬尼拉的消息。可是發生的事情早已不僅僅是馬尼拉和珍珠港了；而且彼得已經不在人世，不能再聽收音機了。我也無心收聽：既然沒有人能告訴我們彼得停止呼吸時的確切地點，那麼地球上並不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讓熱愛彼得的人為他立一塊紀念碑。彼得活在世界上每個地方，永遠是戰士中的一員，不管他們是死是活。因此，母親、父親和我不需要一個小木匣子來聽那些見識過鬥爭和犧牲的人講話。母親叫我回廚房去。澡盆里的水微微冒著熱氣，盆邊放著肥皂缸、我的乾淨睡衣和母親用舊棉布口袋做的毛巾。我洗完澡，倒掉水，把澡盆給她放好，我們就躺下睡覺。
天亮了，我們起床。跟往常一樣，母親第一個起床。我的床邊放著雪白乾凈做客穿的襯衣和褲子，還有自從大地解凍以來我沒有看見過的鞋襪。不過我仍舊穿上頭天的工裝褲，提著鞋走進廚房。母親穿著頭天的衣服站在爐灶前面煮早飯和父親的午飯。我把鞋靠牆放在母親做客穿的鞋子旁邊，然後就去牲口棚。父親和我喂完牲口擠好牛奶回家坐下吃早飯。這時，母親在桌子和爐灶之間來回忙碌著。等我們吃完，她才坐下來。我拿出皮鞋油使勁擦皮鞋，一直擦到父親走過來把東西拿走——鞋油、擦鞋布和刷子一樣樣全都拿走。「德·斯班有錢，」他說，「他吐痰都有穿白上衣的黑鬼給他端著痰盂罐。瞧你擦鞋的樣子好像你真打算穿；其實擦擦你低頭自己看得見的那點地方就行了。」
我們開始穿衣服。我穿上做客的襯衣褲子。褲子漿得真硬，沒人穿自個兒都能站得住。我拿著襪子回到廚房，正好母親拿著她自己的襪子走進來。她已經穿著整齊，連帽子都戴上了。她拿過我的襪子和她的一起放在桌上擦得鋥亮的皮鞋旁邊，接著她從碗櫥架子上把書包拿下來。書包是放在原來的硬紙盒裡的，盒子上還有彼得買書包那家舊金山雜貨店的彩色商標。這是一個圓形的防水書包，底邊四角卻是方形的，書包上面有個把可以提。所以彼得在店裡一見這個包，就知道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書包是用一根拉鏈扣上的。母親從來沒見過拉鏈，父親也沒有見過。換句話說，雖然我們三個人都去過傑弗生的雜貨店和一角錢商店，可是只有我出於好奇打聽過拉鏈是怎麼用的；當然我那時候做夢都沒有想到我們家真會有根拉鏈。所以是我把書包拉鏈打開的，裡面有一隻煙斗和一盒煙草，這是給父親的。給我的禮物是一頂獵人帽，上面有盞炭化燈。書包就是給母親的了。她把拉鏈扣上又打開，接著父親又拉了幾下，在卡卡響的齒槽上拉來拉去。後來母親不讓他再拉，生怕他把拉鏈弄壞。她沒有拉上拉鏈就把書包放回紙盒。我從穀倉拿來一個空瓶，這是裝洗牲口消毒水用的，容積一夸脫。母親洗過瓶子、瓶塞，把它們和一塊疊得方方正正的毛巾一起放進書包，然後把紙盒放到碗櫥架上。書包的拉鏈沒扣上，因為我們以後要用書包總得先把拉鏈打開，現在不拉上，以後就可以少拉一次，拉鏈就少磨損一次。剛才說了，母親從紙盒裡拿出書包，取出瓶子，裝了一瓶清水，蓋上蓋子再放進書包，跟那塊乾淨毛巾放在一起。接著，她把鞋襪放進去，拉上拉鏈；我們便走到街上，在耀眼的大太陽下站在信箱旁邊等候公共汽車。
這是送孩子上學的公共汽車，就是去年冬天我來回坐著去法國人灣上學的那一輛。彼得每天早晚坐的也是這輛車，一直坐到畢業。現在車子往相反方向開，去傑弗生，而且只是星期六才去。我們站在又長又直的山谷路旁，老遠就可以看見這輛車，還看得見在各自信箱旁候車的人一一上車，接下來輪到我們了。母親遞給索倫·奎克兩個兩角五分的硬幣；這輛車是他裝配的，歸他所有，也由他駕駛。我們上車，車一直朝前駛去，很快坐滿了，那些站在信箱旁邊表示要乘車的人沒法上車。車速漸漸加快，離終點二十英里、十英里、五英里，只剩下一英里了。汽車爬上最後一個山坡到了水泥鋪的街道。我們下車坐在路邊。母親打開書包拿出鞋子和那瓶水，還有那塊乾淨毛巾。我們洗好腳穿上鞋襪。母親把瓶子和毛巾放回去，關上書包。
我們沿著有尖刺的鐵柵欄走去，這柵欄長得都可以圍住一塊棉花地。我們走進一座比我看到過的農莊還要大的院子，順著一條比法國人灣所有的路都要寬闊平坦的礫石路，走到一幢在我看來比縣政府大樓還要大得多的房子。我們走上石柱子中間的台階，經過可以容得下我們家的房子加門廊等等一切在內的廊子，走到門前敲了幾下。接著，我們的皮鞋擦不擦都沒有關係了：黑猴給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