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文舅舅不是一直當縣政府律師的。不過，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兒，而且他不當縣政府律師的時間很短，短得只有上了年紀的人才記得。就是上歲數的老人也不是個個都想得起來有這麼回事。因為他當時只承辦了一件案子。
當時，他是個年輕人，才二十八歲，離開州立大學法學院才一年。他在外公的建議下才在讀完哈佛和海德堡兩所大學回家以後，又去上了州立大學法學院。他是主動接管這件案子的，還勸外公不要插手，讓他一個人來負責。外公照辦了，因為人人相信，這案子簡單得很，只走走形式就能了結。
於是，他受理了這一案件。多年以後他還說，無論在他當私人律師還是當公訴人期間，這是他堅信正義和公理在他手裡而又偏偏輸掉的唯一一件案子。其實，他不能說是輸掉了——因為在秋季法庭受審期內，這案子算是誤判，第二年春季法院受審期做出無罪釋放的決定。被告是個體面的富裕農民、丈夫和父親，叫布克賴特，來自我們縣偏遠的東南角的一個叫法國人灣的地方；受害人是個愛說大話趾高氣揚的暴徒，他自稱巴克·桑普，不過，那些在他待在法國人灣的三年里被他用拳頭征服的年輕人叫他「噴鼻息的公羊」 ；他無親無故，一夜之間，不知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他是個惹是生非好打架的人，是個賭棍，大家都知道他私自釀造威士忌酒。還有一次，他趕著一群偷來的牲口去孟菲斯，半道上被人發現，牲口主人馬上拿出證據證明誰是牲口的主人。他拿出一張出售牲口的票據，但縣裡沒人認識單據上籤了名的那個人。
那件事本身是個古老而毫無新意的故事：一個十七歲的鄉下姑娘，被小夥子的吹噓、勇武、大膽和他那張能說會道的嘴挑逗得想入非非；做父親的給她講道理，跟一般做父母的遇到這類事時表現得完全一樣；接下來便是禁令、封鎖、不得出門和不可避免的午夜私奔；於是，第二天凌晨四點鐘，布克賴特叫醒治安法官、區首席官員威爾·凡納，把手槍交給凡納，並且說：「我來自首。兩小時以前，我殺了桑普。」最早趕到現場的名叫奎克的鄰居發現桑普手裡有一把拔出一半的手槍；孟菲斯的報紙對這件事做了報道；一周以後，有個自稱是桑普妻子的女人來到法國人灣，她出示結婚證書表明身份，一心想領取他也許留在身後的錢財或家產。
我還記得大陪審團發現居然真有申訴狀時的驚訝；法庭書記員宣讀起訴書時，人們打賭說，陪審團用不了十分鐘便能做出決定，賭注高達二十比一。區檢察官居然不出面，讓一個助手來出庭。不到一小時，一切證據都陳述完畢。於是，加文舅舅站了起來，我記得他當時望著陪審團的神情，他看了看十一位農民和店主，也看了看第十二個人，那個斷送他勝訴機會的人，他也是個農民，一個瘦小的人，頭髮花白而稀疏，一副山裡農民的長相——看上去，瘦弱憔悴、勞累過度卻又讓人覺得他是摧不垮壓不斷的，他似乎剛過五十就進入耄耋之年，因而能抵擋時光的銷蝕。加文舅舅的聲調很平靜，幾乎有點單調，不像刑事法庭里常能聽到的拿腔拿調的叫嚷；只是他的詞句跟他在以後生涯中用的不太一樣。不過，就在那時候，儘管他才幹了一年，他已經知道該怎麼講話了。我們鄉下所有的人，無論是山裡人、黑人還是平原地區有錢的種植園主，都聽得懂他在說些什麼。
「我們這片土地上的人，所有的南方人，從一生下來便受到教育，知道有幾件事情是高於一切的。其中的第一件——並不是最了不起的一件；只是首要的事情中的一件——便是：如果有人傷害了一條生命，他只能以命相抵；所以一人死亡只是事情的一半。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本來可以在那天夜裡在被告離家以前阻止他，從而拯救兩條生命；我們至少可以拯救一條生命，即使我們不得不為了阻止被告而奪去他的生命。只是，我們並沒有及時了解一切。而這正是我要講的內容——不是關於死者，死者的品德和他所乾的那件事的道德性；不是關於自衛，論證被告是否有充分理由把問題發展到傷害生命的地步。我要談的是關於我們這些沒有死的人和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關於我們大家，本心想做得正確的人，不想傷害別人的人；有著錯綜複雜的強烈的激情、感情和信念的人，我們在接受或拒絕這些複雜的激情、感情和信念問題上無可選擇，無論我們有還是沒有這一切，我們都儘力而為——這位被告，也是一位有著同樣的錯綜複雜的激情、本能和信念，他遇到了一個問題——他女兒必然會遇到的苦難。他的女兒，由於年輕人的剛愎自用和愚蠢——這也是她跟別人一樣並沒有主動要求繼承的亘古以來的複雜的激情、本能和信念——沒有能力保護自己。於是，他盡他最大的能力和信念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沒有要求別人幫忙，默默地接受他自己的決定和行動所帶來的後果。」
他坐下了。區檢察官的助手僅僅站起來，向法庭鞠躬致意，然後又坐下了。陪審團出去了，我們大家並沒有離開屋子。連法官都沒有退席。我記得，長凳上方的時鐘走過十分鐘，又走過半小時，法官示意叫過來一個法警，悄悄跟他說了句話，法警走了出去又走了回來，稍稍地對法官說了幾句，法官站起身，小木槌一敲，宣告休庭。人們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某樣東西傳遍整個屋子。
我急急忙忙跑回家，吃了飯又趕回城裡。辦公室還空蕩蕩的一個人都沒有。外公一向不管誰給絞死了，誰沒有給絞死，他吃過飯總要睡午覺，可他第一個回來了。三點鐘過了，全鎮的人都知道，加文舅舅的陪審團由於一個人而不能做出一致的決定，十一個人贊成無罪釋放，一個人反對。這時候，加文舅舅匆匆走了進來，外公說：「唉，加文，至少你及時把說的話停了下來，只讓你的陪審團沒做出一致決定，而沒讓你的委託人給絞死 。」
「說得對，先生。」加文舅舅說。他看著我，目光明亮，面龐消瘦、敏感，蓬亂的頭髮開始花白了。「過來，契克，」他說，「我找你有點事。」
「請弗雷澤法官允許你撤回你的演說吧，讓查利替你做總結。」外公說。可我們已經走出屋子，下了樓梯。加文舅舅走了一半停了下來，我們站在樓梯中央，離上面和下面都一半的地方，他的手放在我肩上，他的眼睛更加明亮，更加聚精會神了。
「這沒有什麼不光明正大的，」他說，「很多時候，正義是通過經不起檢驗的方法而得以實現的。他們把陪審團的人挪到朗絲韋爾太太做飯的後屋去了。那間屋子正對著那棵桑樹。要是你能溜進後院而不給人發現，爬樹的時候要小心——」
沒有人看見我進院子。可我能透過隨風搖曳的桑樹葉子向屋裡望去，不僅看見還聽見——在房間的那一頭九個氣呼呼的帶厭惡神情的人懶散地靠坐在椅子里；工長霍蘭先生和另外一個人站在那個瘦小、憔悴、乾癟的男人的椅子前面。他叫芬奇雷。我記得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因為加文舅舅說過，在我們這地方你要想當個成功的律師或政客的話，你不需要能說會道，連頭腦都用不著，唯一需要的是好記性，能記得住人的名字而不出差錯。不過，我總是會記住他的名字的，因為他叫石壁·傑克遜 ——石壁·傑克遜·芬奇雷。
「難道你不承認他要帶著布克賴特十七歲的女兒逃跑？」霍蘭先生說，「難道你不承認他們發現他的時候，他手裡拿著槍？難道你不承認他剛一入土就來了個女人證明她是他的妻子？難道你不承認他不光是個無賴還是個危險人物；如果布克賴特沒殺了他，遲早會有別人這麼乾的，只不過布克賴特運氣不好倒了霉。」
「你說的都對。」芬奇雷說。
「那你還想要什麼？」霍蘭先生問道，「你想幹什麼？」
「我實在沒辦法，」芬奇雷說，「我不能投票贊成布克賴特先生應獲得自由。」
他果然沒投贊成票。當天下午，弗雷澤法官解散了陪審團，宣布案子在下一個法院受審期內重新審理。第二天早上，我還沒吃完早飯，加文舅舅就來找我了。
「告訴你媽，我們可能得在外面過夜，」他說，「告訴她我保證不讓你挨槍打，挨蛇咬，也不讓你灌太多的果味汽水……因為我一定得弄個明白。」他說。我們現在把車開得飛快，過了東北路，他目光明亮，並不迷茫，只是堅定而又熱切。「他在縣的另一頭，離法國人灣三十英里的地方出生、長大，一輩子沒離開過那個地方。他宣誓時說他以前從來沒見過布克賴特。你看他一眼就會明白他從來沒時間擺脫苦活去學會撒謊。我猜他以前連布克賴特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
我們開車趕路快到中午時分。我們現在是在山裡了，離開了富饒的平地，到了松樹和蕨叢裡面，這裡土地貧瘠，小塊小塊偏斜的瘦田裡長著枯萎的玉米和棉花，不知怎麼回事，它們活了下來，就像它們供衣穿供食用的人多多少少熬了下來一樣。我們驅車走過的路連小道都不如，彎彎曲曲，又狹又窄，坑坑窪窪，塵土遍地，汽車多半時候只能掛二擋。後來，我們總算看見信箱了，看見簡陋粗略的幾個大字：G.A.芬奇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