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來南國酒店的時候，並不清楚這個地方有什麼奇怪的。
那是我到香港後的第五周，我根據房屋出租廣告上的地址，來到了坐落在灣仔後面陡坡上的一座房子前。廣告是馬太太登的，她的公寓在二樓。她打開門的時候，我朝她身後瞥了一眼，小小的起居室里有孩子、祖父母、表親戚、阿姨——足足有十二個腦袋——我就知道這家肯定不行，住在這裡我肯定沒有個人空間來作畫。當馬太太告訴我房間已經租給了一個中國人時，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她表示很遺憾，說真希望早點兒知道我要來，因為她更喜歡將房間租給英國人，這樣她和她丈夫就可以提高他們的英語水平了。她堅持讓我留下來喝杯茶，好彌補讓我白跑一趟的損失。我只好僵硬地坐在一把硬木直背椅上喝茶，而坐在房間里的各位親戚竟然都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好吧，也許我可以在灣仔找個地方住，」我說，「目前我還沒去這個地區試過。」
馬太太很整潔，像鳥兒一樣，聽了我的話咯咯地笑，就好像我剛開了個玩笑似的，她說：「你不會喜歡灣仔的。」
「為什麼呢？」
「太吵了，歐洲人都不住灣仔，只有中國人。」
「正合我意啊，」我說，「我現在所住的地方，最大的問題就是只有英國人。」我告訴她我現在住在落日公寓，就在山頂的最低處，是歐洲人體面的居住地，我也一直住在那裡，不是為了體面，而是因為我實在找不到更便宜的住處。我向她描述其他房客：有幾個人每天上午十一點開始在公寓休息室里打橋牌，一打一整天；悲傷而愁悶的妻子們嘴上說「我們在這裡都被寵壞了」，心裡卻無比希望能回到薩頓；中年女人無休止地爭吵，喋喋不休的女人纏著你、困住你，然後像水管一樣滔滔不絕地跟你說啊說，我只好悄悄地從廚房到我的房間，以免被她們給逮到。雖然我說的好像很有趣，實際上一點兒也不好玩。我幾乎要絕望了，我只有一年的時間，現在整整一個月過去了，而我卻還沒能靜下心來工作，什麼也沒做。首先，香港擁擠而熱鬧的民眾、充滿活力與興奮的氣氛，帶來太多刺激卻混亂不清；各種各樣的印象飛快映入我的腦海，迅疾得讓我無法記下來，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畫出來，也許再過一兩周就好了。」然而還是什麼都沒能畫出來。我找不到關注的中心，也不知道從哪裡下筆。我開始沮喪地懷疑自己當初是否應該離開橡膠種植園。後來我開始明白，我的作品往往依賴於那種惺惺相惜的共鳴，依賴於對我筆下人物的認同感，而我不過是大街上的一個旁觀者，偶爾從另外一個世界過來視察。有道高大的圍牆將我和中國人隔開——如果一直住在落日公寓，還能期待有別的結果嗎？所以我又開始找房子——此前我曾試著找過，後來在絕望中放棄了——又開始乘電車從一個區跑到另一個區，走過一條又一條街，所到的每一個地方都以蜂擁的人群和頭頂上數不清的晾晒衣物提醒我，這是世界上最擁擠的城市。幾年前戰爭結束的時候，香港只有不到五十萬的人口，後來中國開始了革命戰爭，大批的難民成群結隊地跨過邊境逃到香港，現在人口暴增到兩百五十萬，還有人說有三百萬——誰知道呢？每個角落都被改造為可出租的客房——每個房間被分割成十個、十五個或者二十個「床位」——留給後來者的就只有空空的場地和山坡了，這些簡陋的房子是用破舊的麻袋、壓平的鐵罐和零零碎碎的木料建造而成的。如果現在有哪間房子還是空著的，那肯定是因為租金飛漲，連立法都無法抑制。所以即使我想盡各種辦法，卻還是再次一無所獲，我的心情無比沮喪，腳疼腿酸，只好再次放棄。只是因為看到了馬太太的廣告，我那天下午才出來試試。
我將手中精緻的小茶杯放下，說：「茶很清香，謝謝您。」
「不客氣，不客氣，」她禮貌地笑著，「也不是什麼好茶。」
「真的很清香。」我起身準備離開。
「你不是真的要去灣仔吧？」走到門口她擔心地問我，「那個地方太吵，又太臟。灣仔的人都很窮，你會對中國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你不會去的，對吧？」
「哦，大概不會吧。」
然而我終究還是去了——沿著長而陡峭的台階走下山坡，下到灣仔最古老的區域：熱鬧的小巷，排水溝里填滿垃圾，路邊的小商販和街攤，熱鬧而喧囂。燦爛的陽光斜斜地灑下來，光與影的對比顯得愈加鮮明，頭頂晾曬的衣物如同飄揚的彩旗。見到一家郵局我就進去了，原以為郵局的職員會說英語，然而當我向他詢問房子的事情時，他搖著頭說：「沒有，對不起，這裡不賣。」
「我不是要買東西，」我說，「我只想找間房子住。」
「不好意思，這裡只賣郵票。」
我穿過軒尼詩道，有軌電車咔嗒咔嗒經過，兩家現代電影院正在上映美國電影，我來到海員俱樂部旁邊的碼頭。緊挨著俱樂部的是一家名叫六國酒店的大賓館，以舉辦中式婚禮而聞名，顯然，這個地方我肯定住不起，根本不用去問。沿著碼頭再遠些，上身赤裸的苦力正赤著腳卸貨，如同一群螞蟻一樣沿著踏板來來回回。經過的船隻激起水波，泊在貨物之間的舢板也跟著上下擺動。碼頭對面的馬路上是狹小的臨街店鋪，沿著店鋪之間的漆黑樓梯而上，是擁擠的出租屋；孩子們在馬路旁玩著跳房子遊戲，一邊玩一邊把米飯扒到嘴裡，好像所有的中國孩子都是邊玩邊吃。
我坐在河埠頭最上層的台階上，心想：一個月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個月已經過去了，而我卻什麼都沒做，我要改變自己，我要逼迫自己。
可是這根本就沒什麼用，我心想，我已經在逼迫自己了，不也沒什麼用嗎？你不能逼迫自己去畫畫，就好像你不能逼迫自己不去聽鬧鐘的聲音。你越是讓自己不要去聽，聲音越是往你耳朵里鑽。
有時候意志力最大的敵人是意志力本身，你不能靠著意志力來作畫，我想。
是的，放輕鬆，只有你放輕鬆了，只有當你不去刻意抓你想要的東西時，你才會突然發現它就在你眼前……
我靠在被太陽曬得暖洋洋的石頭上，一輛黃包車從我身邊經過，拉車苦力骯髒的大腳啪啪地踩在路上。這時我的眼睛落在店鋪間的一個燈光招牌上。藍色的霓虹燈管被扭成複雜的中國字的形狀，我認得最後那兩個字：酒店。
好吧，正合我意，我心裡想。正好在水邊，再完美不過了。這麼完美肯定有問題，不過，去試試也沒什麼損失。
我站起來穿過碼頭，走進藍色霓虹燈下的大門。我的內心依舊充滿懷疑。的確，大堂就給人一種特別體面的感覺，服務台後面的中年職員，老式的纜繩電梯，樓梯口處的棕櫚樹盆栽，這些都讓我想起布盧姆斯伯里的古老家庭旅館，我覺得有些氣餒。都是因為靠近港口——大概我根本住不起。
我走到服務台前，問那位職員：「你們的房間一個月多少錢？」
「一個月？」
他的手指停在算盤的珠子上，他應該在算賬，不過看上去就如同在彈奏樂器一般。他穿著中國長衫，有點兒像牧師的灰色法衣，很老式的感覺，跟棕櫚樹盆栽和古董電梯很搭配。他的頭髮剃光了，還鑲了幾顆金牙。
「一個月？」他又問了一遍。
「是的，你們有按月收費的嗎？」
「你要住多久？」
「哦，至少一個月吧。」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後遲疑地在算盤上重新開始計算，珠子在他指尖的撥動下上下跳動。
「兩百七十元，」他最後說，「一個月嗎？」
「是的——按月。」
一港幣可以換一先令三便士，所以一個月大約是十七英鎊——比落日公寓稍貴了些，不過這裡的膳食便宜些，我剛好可以支付得起。我要求看看房間，那個職員打電話給樓層服務員。我走向電梯，電梯操作員正在裡面靠著鏡子看中文報紙，他將報紙收起來，砰地關上門，使勁兒拉了一下繩子，我們就轟隆隆地開始上升，電梯在每一層都停，發出響亮的錚錚聲。到了第三層，也就是頂層，我下了電梯。樓層服務員的桌子上放著一台小型收音機，正在放粵劇，發出咿咿呀呀尖銳的聲音。那個服務員大概二十歲，稚嫩的臉上掛著微笑，穿著白色外套、寬腿棉布褲子和毛氈拖鞋，他引導我穿過走廊，打開盡頭那個房間的門。
「先生，房間是很漂亮的。」他咧嘴笑著說。
房間並不漂亮，不過很乾凈，大小也很合適，裡面有一張寬大的硬板床、一套廉價的梳妝台和衣櫃，地板上還放著必不可少的搪瓷痰盂。還有一台電話和一個放茶壺的襯墊籃子——我曾聽說中國旅館長期提供免費綠茶，而我是個無茶不歡的人，所以住在這裡可以節省很多茶錢。
「而且視野非常不錯呢，先生。」
他打開了通往陽台的門，陽台雖然有頂棚，不過燈光很漂亮——很適合做畫室。而且，這裡的視野真是極好的，因為陽台處在牆角，正好可以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