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起托勒迪維納，就使人沉浸在不愉快的氣氛中。一開頭，空氣中就充滿使人憤怒、暴躁和過分緊張的東西，最後那可怕的奇博拉還惹起了一番驚擾。在這人身上，似乎體現和集中了當時當地所特有的凶煞氣氛，顯得格外恐怖和嚇人，而且令人驚心動魄。由於這個怪人事先耍了一些花招，我們出於誤會，竟讓孩子們看到那可怕的結局（事後想想，那結局似乎是預先註定和必然的），這尤其是不幸和不適宜的。幸而孩子們不了解戲演到什麼地方為止，災禍從哪兒開始，而我們也就讓他們高高興興地把整個事態都當作一場戲。
托勒離第勒尼安海濱避暑勝地波多克萊門特大約有十五公里路。那個避暑勝地有著都市的奢華，經常連續幾個月住滿了人，海邊延伸著一條滿是旅館和店鋪的熱鬧街道，沙灘上到處都是遮太陽的涼篷、插小旗的沙堡和晒黑了的浴客，熙熙攘攘，十分喧鬧。一帶小松林環抱著沙灘，貼近的一脈山巒俯視著松林。因為這鋪著柔細沙子的沙灘沿著整個海岸延伸下去，並且一直是很寬闊的，所以在稍微遠些的地方，不久就自然而然地崛起了一個比較幽靜的競爭者：托勒迪維納。它作為一個避暑地，成了那大浴場的分場，在頭幾年裡成為少數人的世外桃源和一些隱遁之士的避難所。附帶說一句，這地方雖然叫托勒 ，但早就看不見什麼塔了。像這樣的地方，照例不會安靜好久的，那股寧靜的氣氛很快就必然被驅逐到海邊更遠的地方，到瑪里娜彼脫里拉和天曉得什麼別的地方去了。我們都知道，世人常尋求安寧，但總是把它趕走。他們懷著一種可笑的渴望向它撲過去，竟以為能同它結成良緣，並跟它融洽相處。是的，當他們在它的居所舉行喧鬧的市集時，居然還以為它仍舊會逗留在那兒。就這樣，雖然托勒還是比波多克萊門特幽靜和樸素，但是已經有許多義大利人和外國人到這兒來避暑。儘管後者仍是個熙熙攘攘、生意興隆的浴場，並且聞名世界，但有些人已經不上那兒去了，他們到附近的托勒去。托勒甚至比較雅緻，也比較便宜，而這種優點的吸引力一直保存著，雖然優點本身早已消失。托勒有了一家高等旅館，出現了不少昂貴的和較樸素的公寓，海濱花園別墅的主人和住戶們已經不像過去那樣逍遙自在了。在七八月間，那兒的景象跟波多克萊門特的沒什麼兩樣：到處都擠滿了叫嚷、爭吵、歡呼的浴客，他們被熾熱的太陽曬得後頸上的皮一層層地脫下來。漆得紅紅綠綠的平底船，載著小孩們，在閃閃發光的藍色海面上搖蕩，關心地守望著的母親們，用沙啞的嗓子大聲呼喊孩子們的名字，叫聲響徹天空。賣牡蠣的、賣冷飲的、賣鮮花的、賣珊瑚首飾的和賣黃油卷的小販們，從躺卧著的人們肢體上跨過去，也用那響亮的南方粗嗓子兜售他們的貨物。
我們到的時候，托勒海灘上就是這副樣子——倒是挺漂亮，但我們還是覺得來得太早了。那正是八月中旬，是義大利遊覽季節最盛的時期；對於外國旅客來說，卻不是欣賞當地風光的適當時刻。每逢下午，海濱林陰道上的花園咖啡館裡擁擠不堪。比如，我們有時去的愛斯圭茜多咖啡館裡就是這樣。在那兒，我們受到馬里奧的招待，就是我就要向你們講起的那位馬里奧。連一張空桌子都不容易找到，各個樂隊互不相讓，鬧作一團。每天下午，又有一批人從波多克萊門特趕來，托勒自然成了那安樂窩的好動客人們愛去遊玩的地方。由於菲亞特汽車來回賓士，叢生在公路邊的月桂和夾竹桃上蓋上了一英寸厚的灰塵——這副景象雖然惹人觸目，卻叫人感到不愉快。
說真的，應該在九月去托勒迪維納，這時多數的遊客已經離開了浴場；或者在五月間去，那時海水不夠溫暖，還不能吸引南方人去游泳。在遊覽期前後，那兒也並不很空，但比較清靜，本國人也並不那麼多。那時，英國人、德國人和法國人在太陽傘的陰影下和公寓的餐廳里佔優勢，而在八月間，至少在那高等旅館裡，外國的遊客卻受到佛羅倫薩人和羅馬人的排擠，不禁感到孤立和暫時成為二等旅客。我們由於缺少私人介紹信，只得住在這旅館裡。
我們到的頭一天晚上，在飯廳里吃晚飯時，就有過這樣令人掃興的經歷。主管的侍者領我們到一張桌旁。那張桌子倒沒有什麼不好，但近旁臨海的玻璃陽台的景象，卻吸引住我們。陽台上也同飯廳里一樣坐滿了人，可是還有一些空位子。那兒的小餐桌上，紅燈罩的檯燈發出微紅的光。孩子們看到這種節日般的景象，興高采烈，於是我們就乾脆提出要在陽台上吃飯。講這樣的話說明我們不知內情，因為侍者面有難色，有禮貌地向我們表示，雅座是留給「我們的顧客」（ai nostri ti）的。我們的顧客？那就是我們呀！我們既不是過路人，也不是玩了一天就跑的遊客，而是要住三四個星期的固定房客。不過，我們並沒有堅持要侍者向我們解釋清楚，我們跟那些在小檯燈迷濛的紅光下吃飯的顧客，到底有什麼區別，就在大廳那張單調的用普通燈光照明的餐桌上用餐。這是一頓很普通的公司菜，既乏味又沒有特色。後來我們在朝內地走約有十步路的愛蓮諾拉公寓吃飯，覺得那兒的菜味道好多啦。
我們在那高等旅館勉強度了三四天光陰，就搬到愛蓮諾拉公寓去了。這倒不是為了那玻璃陽台和小檯燈的緣故：孩子們很快就跟旅館的侍者和跑腿的小廝交上朋友，而且他們又給海濱生活的樂趣迷住了，早就把那些誘人的彩燈拋在腦後。但我們很快就跟陽台上的一些顧客發生了糾紛，或者更確切地說，跟奉承他們的旅館領導方面發生了糾紛，而這種衝突一開始就給我們的旅居打上不愉快的烙印。這些顧客中有一位羅馬顯赫的貴族，攜帶家眷的某公爵。這位顯貴的房間就在我們隔壁。公爵夫人是一位高傲的貴婦，又是一位溺愛孩子的母親，聽見我孩子有點咳嗽，便嚇得魂不附體。原來在不久以前，我們的兩個孩子都患過日咳，現在雖然已經復元，但素來睡得很熟的最小孩子，夜裡有時還會被殘餘的輕微咳嗽攪醒。這種疾病的根源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產生了各式各樣的迷信看法，所以我們並不責怪我們尊貴的鄰居像很多人那樣認為百日咳能通過聲音傳染，擔心他們孩子會染上這惡疾。她作為一個女人，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多麼顯貴，立刻向行政管理方面提出申訴。於是那位眾所周知的穿禮服的經理，便趕忙跑來，在一番道歉之後，表示我們無論如何也得搬到旅館的側屋裡去。我們再三表明，孩子們的疾病已經到了復元階段，可以算是痊癒，對周圍的人已不再有什麼危險了。他作出的唯一讓步，就是答應把這事交給醫生判斷，但不許我們自己請醫生，一定要叫旅館的醫生來作出決定。我們同意了這種折衷辦法，以為這樣既可以使公爵夫人放心，又可以免去一場搬場的麻煩。醫生來了，他還算得上是個忠誠地為科學服務的人。他檢查了孩子們，表示危害性已經過去了，不必有任何疑慮。我們還以為我們的話既然被證實，事情就解決了，但經理卻不顧醫生的診斷，還是堅持要我們從自己的房間搬到側屋去。
這種諂媚奉承的作風使我們感到憤慨。這樣不講道理地對待我們，也許不是出自公爵夫人的本意。大概是那卑躬屈膝的旅館經理，他甚至不敢在公爵夫人的面前提起醫生的診斷。不管怎樣，我們通知他，我們打算立即從旅館搬出去，並且動手收拾行李。我們心裡並不焦急，因為散步路過愛蓮諾拉公寓時，我們曾跟那裡取得了聯繫。這公寓有一副討人喜歡的外表，像個私人住宅，早就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跟那兒的女主人安吉歐麗里太太結識了，頗為相得。安吉歐麗里太太是個塔斯康型的女人，長一雙黑眼睛，溫文爾雅，約莫三十剛出頭，皮膚帶有南方人那種象牙似的微黃色。她的丈夫頂著個禿頭，沉默寡言，衣著講究。他們在佛羅倫薩開一家較大的旅館，只有在夏天和初秋才來托勒迪維納，主持這兒的分店。在結婚前，我們這位新女主人曾經當過女伴、旅伴和戲裝保管員，甚至還是杜塞 的朋友。她把這段經歷當作自己一生中最光輝和最幸福的一個時期。我們第一次去訪問她時，她就津津樂道地講起這樁事。在她的客廳里，茶几和書架上到處都擺著這位傑出的女演員的照片，照片上寫著親切的題詞，還有其他各種紀念她們那一段共同生活的物件。顯然，她念念不忘過去這段有趣的經歷，對目前的生意頗有些好處，但我們還是興緻勃勃地傾聽她用那響亮的清晰的塔斯康口音講的故事。她不時提到她過去那位名垂千古的女主人怎樣慈悲善良，才華卓越，多愁善感。
我們叫人把行李搬了過去。旅館的服務員們卻大為掃興，義大利人的習俗是喜愛小孩的。為我們準備的房間幽靜而舒適，去海濱很方便，一條小徑通向海邊的馬路，小徑兩旁長著幼嫩的梧桐。餐廳陰涼、整潔，在那裡安吉歐麗里太太每天吃午飯時，親自替客人們盛湯，服務起來殷勤周到，菜肴也很豐美。我們在這兒甚至碰到了維也納的老相識，飯後跟他們在屋子前聊天，通過他們又結識了新的朋友。我們對這次搬家很高興，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照理這趟旅行應該是稱心如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