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閣下不在館裡吃晚飯，隨員們和我晚上單開一桌，比尼斯神父和見習隨員們也和我們共餐。就是在最簡陋的小飯館裡，席面也布置得乾淨些、整齊些，桌布也不會那麼臟，吃的也要好一些。我們只有一支髒的小蠟燭，錫碟子，鐵叉子。吃飯反正在家裡，倒也罷了，可是連我的專用貢多拉都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館的秘書當中，只有我一個人要臨時租用貢多拉，否則就只好步行，從此，除了到參議院外，我就沒有六使閣下的僕役相隨了。而且，使館裡發生了什麼事，全城都知道。大使手下的官員個個都嚷起來了。事情雖然都是多米尼克引起來的，他卻叫得比誰都凶，因為他知道，我們受到的這種不成體統的待遇，我比誰都更感到難堪。全使館只有我一人不肯把家醜外揚，但是，我在大使跟前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我責怪其餘的人，也怪他本人，而他卻出於他那骯髒的靈魂，每天總給我來一個新的侮辱。為了不至於在其他大使館的秘書前面相形見絀，為我的職位撐面子，我就不能不多所耗費，而我的薪金卻又一文錢也省不出來。我一向他要錢，他就說他怎樣器重我，怎樣信任我，彷彿信任就能充實我的腰包，應付一切開支似的。
那兩個惡棍最後使他們那位頭腦本來就不太清楚的主人完全暈頭轉向了，他們慫恿他不斷地做舊貨生意，使他虧盡血本，明明是受騙的買賣，他們硬叫他相信是賺錢的交易。他們叫他花了雙倍的代價在伯倫塔河岸租了一所別墅，他們將多出的錢和屋主均分了。別墅里的房間都依當地的習慣鑲嵌著瓷磚，飾有很美的大理石做的圓柱和方柱，蒙太居先生卻花大錢，叫人把這一切都用杉木板蓋起來，唯一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間的牆壁都釘上一層護牆板。在駐威尼斯的各國大使中間，只有他一個人不讓他的見習隨員佩劍，不讓他的隨身侍役執仗，其理由也和上述相似。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他也許是出於同樣的動機而把我看作眼中釘，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忠實地為他服務。
他的嫌惡，他的暴躁，他的虐待，我都耐心地忍受了，只要我認為那都是性情脾氣的問題，而不是出於仇恨。但是，我一旦發現他有意要剝奪我由於良好的服務而掙得的那點榮譽的時候，我就決心不再忍耐下去了。我第一次領教了他那壞心眼，是在他招待當時在威尼斯的摩德納公爵和家屬吃飯的那一次。他通知我說宴會上沒有我的席位。我雖然沒有生氣，卻滿心不快地回答他說，既然我很榮幸天天都和大使在一起吃飯，那末就是摩德納公爵來館時親自要求我不去同席，為了大使閣下的尊嚴和我本身職位的尊嚴，他的要求也應該拒絕。「怎麼！」他氣勢洶洶地對我說，「我的秘書，連起碼的貴族都不是，竟想與一國元首同席？我的隨員們都不同席呢。」「是呀，先生，」我反駁說，「閣下給我的這個職位本身就使我是高貴的，只要我在職一天，我比你的隨員，不論是貴族或自稱貴族，都要高一級。他們不能參與的地方我能參與。你不是不知道，將來你正式回朝那天，儀節上以及自古以來的習慣上都規定我要穿著大禮服跟隨著你。在聖·馬克官賜宴席上也有與你同席的光榮。我就不懂，一個人能夠並且應該參加威尼斯元首和參議院的公宴，為什麼反而不能參加招待摩德納公爵先生的私宴。」雖然我的理由無法辯駁，大使卻不肯讓步。不過，我們並沒有再起爭執的機會，因為摩德納公爵根本就沒有來大使館吃飯。
從此以後，他就不斷地給我找些不痛快，給我不公正的待遇，極力設法把屬於我的職位的許多小特權都剝奪掉，讓給他那親愛的維塔利。我確信，如果他有膽子派他代替我到參議院去的話，他一定會這樣乾的。他通常都是讓比尼斯神父在他的書房裡替他寫私人信件，現在他又讓他來給莫爾巴先生寫奧利維船長案件的報告了。這案子只有我一個人蔘預，他在報告里卻不提我，甚至連附在報告里的筆錄副本，也不說那是我寫的，反而說是帕蒂才爾寫的，其實帕蒂才爾連半句話也沒有說。他是想折辱我，討他那個寵兒的歡心，倒還並不是想擺脫我。他也感覺到，想找一個人來接替我，也不會象當時接替福羅那麼容易了。福羅已經把他的為人到處宣揚開了。他絕對需要一個懂義大利文的秘書，因為參議院復文都是用義大利文寫的；這秘書又能為他辦公文，辦事務，一點不要他操心，還能在服務良好之外，再加上對他那些無用的隨員老爺們卑躬屈節地奉承。因此，他又要留我，又要整我，把我扣在離我的祖國和他的祖國都很遠的地方，沒有路費回去。如果他做得溫和一點，也許他會達到目的的。然而維塔利卻別有用心，他要逼我下決心，結果他如願以償了。當我發現我的一切勤勞都是白費，大使看我為他效力，不以為恩，反以為仇，我今後在他那裡所能希望的，在館內只有不快，在館外只有不平，而且他已經把自己搞得到處聲名狼藉，損害我固然於我不利，善待我也於我無益，我便打定主意，向他請長假，同時給他留下時間，讓他另找一個秘書。他對我的辭職，不置可否，一切照常。我看情況毫無轉機，他又不積極找人接手，就寫信給他的老兄，詳細說明動機，請他轉請大使閣下准我的長假，並且說無論如何我是不可能再待下去了。我等候了很久，沒有回信，我開始感到為難了。但是大使最後收到了他兄長的一封信，這封信的措辭一定很厲害，因為他雖然好發傻脾氣，我卻從來沒見過象這次發的那麼凶。他先以不堪入耳的話破口大罵，然後呢，不知道再有什麼可說的了，便說我出賣了他的密碼。我笑了起來，用譏嘲的口吻問他是不是相信在全威尼斯能有一個傻子肯出一個埃居來買這種東西。這個回答把他氣得白沫直流，他裝樣子要喊他的僕從來，說是要把我從窗口扔出去。直到那時為止，我都還是很鎮定的，但一聽到這個威脅，我也就發起火來，憤慨之至了。我奔向門口，把插銷一拉，把門從裡面扣起來，然後踱著方步回到他面前，對他說：「別這樣，伯爵先生，你的僕從不必過問這件事，讓我們兩個人來解決。」我的行動和我的態度登時叫他冷靜了下來：他的舉止顯示出他的驚訝和恐懼。我看他怒氣消了，就用簡短的幾句話向他告辭，然後，不等他答覆，就去把門打開，跨了出去，昂然地從他的僕從叢中穿過。僕從們照例站了起來，看樣子，與其說他們會幫他打我，倒不如說要幫我打他。我沒有上樓回到自己的房間，卻立即走下樓梯，登時離開使館，永遠不再回去了。
我徑直到勒·布隆先生家裡對他說明了事件經過。他並不怎麼驚訝，他知道大使的為人。他留我吃了午飯，這頓午飯，雖然是臨時備辦的，卻極精緻。所有在威尼斯的有聲望的法國人都在座，但大使的人一個也沒有。領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說了。大家聽了這段敘述，都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這一叫當然不是同情大使閣下的。大使閣下沒有跟我結賬，沒有給我半文錢，我只有隨身帶的幾個路易，回程的路費都成問題。這時大家都解囊相助，我在勒·布隆先生手裡拿了二十來個西昆，在聖－西爾先生手裡也拿了同樣的數目。除了勒·布隆外，我和聖－西爾先生的關係處得最深了。其餘所有的人的幫助我都謝絕了。在等待啟程期間，我在領事館秘書家裡住下，以便向社會上證明，法蘭西這個國家並不是大使的那種種不平待遇的同謀者。大使看到我倒了霉反而受到大家歡迎，而他儘管是大使，卻受到冷落，便氣極了，完全失掉了理智，所作所為簡直象個瘋子。他竟然不顧體統，給參議院去了一個備忘錄，要求逮捕我。我一得到比尼斯神父給我的這個消息，就決定再待十五天，不照原來打算的那樣，第三天就動身。大家已經看到我的做法，都很贊成，我受到了社會上的一致敬佩。參議院諸公對大使的那份莫名其妙的備忘錄，認為不屑於答覆，並且請領事轉告我，我愛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不必顧慮一個狂人的活動。我照舊去看望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辭行，他很好地接待了我；我又去向那不勒斯的大臣菲諾切蒂伯爵辭行，他不在家，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他回了我一封極其客氣的信。最後，我啟程了，儘管手頭拮据，卻並沒有留下別的債，只有上述的兩筆借款和另外一名叫作莫郎迪的商人的五十來個埃居，這筆欠款，卡利約負責為我清償了，雖然後來我們常常會面，我卻沒有還給卡利約；至於上面所說的那兩筆借款，我後來一有可能就立刻如數還清了。
我不能離開威尼斯而不談一談這個城市的那些著名的娛樂，至少要談一談我居留時期所曾參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讀者已經看到，在我少年時代，我是很少追求這種年齡所特好的那些歡樂的，或者說，至少我很少追求一般人所謂的少年歡樂。我在威尼斯並沒有改變我的愛好；我的公務繁忙，使我想尋歡逐樂也不可能，但卻使我對我所認為無傷大雅的那些簡單的消遣更有興味。第一個消遣，同時也是最愉快的消遣，就是和一些才智之士交遊，如勒·布隆，聖－西爾，卡利約，阿爾蒂納諸先生。還有一個福爾蘭那地方的紳士，我非常抱歉把他的名字忘了，但他那可愛的儀錶，每一想起都不能使我無動於衷：在我平生所認識的人中間，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