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先說說我的妻子吧。我的妻子，學前教育專業的碩士，一家奶製品跨國公司的部門經理，從德國回來了。她計畫在上海逗留一周。這些年，她一直在國外漂泊。先是列寧格勒（後來人們叫它彼得堡），隨後是赫爾辛基、哥德堡、伊斯坦布爾、伯爾尼，足跡橫跨歐亞大陸。她走到哪裡，我的信就追到哪裡。我從監獄中被放出來以後，給她寫信就成了唯一的樂趣。那些信最終都被退了回來，信封上俄文、德文、瑞典文的告白翻譯出來差不多是同一個意思：查無此人。她消失了整整九年。九年，用於忘掉一個人，不多也不少。可是，她在一天下午突然從圖賓根打來了電話，說，我要回來了。
如果我沒記錯，她今年應該是三十五歲。按照我的想法，這恰好是一個人開始死亡的年齡。我的好幾位朋友都是在這個年紀選擇了自動消失。我也曾想到過效法他們，但勉強活下來，結果竟然也不壞，但也好不到哪裡去。用我一位愛饒舌的朋友的話來說，活著，但不存在。
總之，我的妻子是回來了。據說，她在國外的日常工作是飼養奶牛。除了不能讓奶牛做廣播體操外，原先準備對付學齡前兒童的專業知識，用來取悅那些花紋斑駁的畜生倒也能湊合。她已經無法適應這裡的生活。「這是什麼國家？」這句話她常常掛在嘴邊。她加入了德國國籍，這樣說話就多了一點底氣。彷彿她曾經熱愛過的祖國已經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在圖賓根，連奶牛都知道遵守交通規則，可是在這裡，你走在馬路上，似乎隨時都可能被疾馳而來的汽車撞翻，還得提防騎車人嘴裡飛出的濃痰。」我要是請她上街吃頓飯，她的話就更多了，「那種地方怎麼能去？要知道，上菜的侍者那黑黑、油油、肥肥的大拇指是整個地泡在湯里的呀！」好在她在上海只待一周。對於我們要辦的那件事，一百六十八個小時已經足夠了。
我要講的故事，其實與我的妻子沒有多少關係。只不過，它確確實實是她在上海逗留的這段時間裡發生的。說起來有點離奇，如果不是我親歷親聞，我大概也不會相信它是真實的。
現在，我必須提到另一個人。他叫楊菲，我和妻子共同的朋友。
在我的妻子的眼中，楊菲可算得上一個國寶級的稀有生物。在這個亂七八糟的世界上，他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某種緯度或標高，可以用來檢測日常生活的趣味和質量。她常說，要是楊菲有一天也變得心事重重，這個世界大概就真的不可救藥了。後來的事實表明，她的話只說對了一半。的確，楊菲是一個快樂的人，從來不知道憂慮為何物。就連他的捲髮、豁牙、汗腺的分泌物都散發著令人愉快的氣息。可就是這個人，近來卻被一個巨大的恐怖攆上了。
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去拜訪他，他自己就找上門來了。他甚至都沒顧上與我的妻子打個招呼，就一屁股歪倒在我們家的沙發上，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我完了。」那是我妻子回國後的第二天，大約是傍晚時分。當時，我妻子正興緻勃勃地讓我欣賞她在國外所生的幾個小雜種的照片。我記得，有兩個孩子的頭髮是亞麻色的，還有一個黑人。
我對楊菲的煩惱沒有什麼興趣。只有無比脆弱的耐心，用於忍受他沒完沒了的絮絮叨叨。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天，楊菲從公司里下班回家，看到有人在他門上留了一張紙條。一把匕首透過防盜隔柵的空隙，將紙條釘在了他的門上。紙條上寫著這麼一句話：晚上八點，長風公園遊船碼頭見面。否則我就殺了你。
這顯然是一封恐嚇信。他差不多六點鐘就趕到了長風公園，並在那守候到午夜時分。除了湖邊的一群練功者，約他見面的人始終沒有出現。一連三個晚上都是如此。「約我見面的人，說不定就混跡在練功者的行列之中……」楊菲說。看上去他被嚇壞了，一刻不停地擺動著他的雙腿。
等到他終於認出了我剛剛回國的妻子，就從沙發上跳了起來，過去和她熱烈握手。我妻子的態度不冷不熱，眼睛裡多少有了一點憐憫、驚異和不屑。我也只得在他身邊坐下來，將那些藍眼睛、黃頭髮、黑皮膚的洋娃娃丟在一邊，幫他分析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我盤問了他半天，楊菲就說出這麼一件事來。
大約是兩個月前的一天，楊菲在公司里加班。他最後一個從樓上下來，電梯司機小梅早就等得不耐煩了。她抱怨說，她胃病犯了，得趕緊回家吃點東西。這時，楊菲隨口就說了一句：「要不，我請你去吃夜宵？」他只是想開個玩笑，沒想到小梅卻認認真真地答應了，這使他幾乎吃了一驚。她長得不算漂亮，每天在電梯里進進出出，楊菲很少注意到她的存在。可是這一次，他們挨得那麼近，他能感覺到她絲質棉襖的柔滑綿軟。隨著電梯的急速下降，他的老朋友，身體上那個嗅覺靈敏的機器馬達轟鳴，正不可遏止地一點點腫脹起來，他有了一點暈眩感。
他們在公司對面的火鍋城吃飯，兩個人都沒怎麼說話。在這段時間裡，沉默所堆積起來的暗示像沉重的山丘壓在他們的心頭。「那種感覺真是妙不可言。」楊菲說。
他們從火鍋城出來，已經是次日凌晨一點多了。小梅忽然對他說：「這麼晚回家，我怎麼向丈夫解釋？」楊菲替她想了好幾個理由，都被小梅一一否決了。兩個人商量來商量去，最後的結果是索性不回家，去楊菲新買的公寓喝咖啡。這個建議是楊菲提出的，屬於調情的一個部分，小梅猶豫了一下，問他，「你那兒能不能洗澡？」她這麼一問，楊菲就有點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的身體在黑暗的大街上索索發抖。
據楊菲說，他們後來並沒有發生什麼事。當小梅洗完澡，赤身裸體地從浴室中出來的時候，楊菲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對於有些女人來說，光看外表是遠遠不夠的。按照陳獨秀的理論，她是屬於那種外表貧瘠，內容豐美的女人。另一個結論是，他必須懸崖勒馬。他想起了小梅的丈夫。他們沒有見過面，但楊菲知道他是山東人，十六歲時曾用水果刀捅過一個小男孩，知道他蹲過七年大牢。
「問題就在這兒，」我妻子說，「要是你們倆有了那種事，反而倒比較安全。」
「為什麼？」
我妻子笑而不答。
楊菲說，他平生就干過這麼一件荒唐事兒，而且還他娘的沒有干成（直到現在，他還為此耿耿於懷）。除此之外，他實在想像不出任何人有任何殺他的理由。看來，楊菲已完全認定了這個事實。
「你先別著急，要弄清這件事的真相，其實也不難，」我對他說，「你再去請那個電梯女工吃頓飯，跟她聊聊，探聽一下虛實。」
「小梅已經有一個多禮拜沒有來上班了。」
「你明天去公司打聽一下，給她打個電話，約她出來，看看她是什麼反應。」我妻子明顯有些困了，一連打了好幾個哈欠。
楊菲半天沒有吱聲。他似乎在認真考慮我們的建議。過了一會兒，他突然抬起頭來，問道：「要是他今天晚上就下手，那怎麼辦？」
他這一問，把我的妻子也逗樂了。
我問他有沒有想到過報警。他說他已經去過警署三次，沒有什麼進展。他曾提出讓警方派人二十四小時晝夜保護，接待他的女民警笑得前仰後合：「你一定是好萊塢電影看得太多了。你不是柯林頓總統，我們也不是白宮的職業保鏢。」
「假如我真的被殺了，你們誰負責？」楊菲問道。女民警想了一下，回答說，假如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會全力破案的。
楊菲直到很晚才走。臨走時還從我們家裡的廚房裡拿了一把菜刀。他擔心在回家的途中就會遭到襲擊。
第二天，我和妻子去區民政局辦理離婚手續。大廳的長椅上坐滿了人，我們數了數，一共有十來對，有離婚的，有結婚的，也有離過婚要求復婚的。她當年在國內時就沒有排隊的習慣，她總能為自己找到插隊的理由。這一次，她亮出了德國護照。辦事員冷冷地朝它瞥了一眼，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他遞給我們一張表格：你們回去填一下，三個月以後再來。可我妻子並不氣餒，她又交給他一隻信封。
裡面裝著我們的離婚協議複印件，還有她悄悄塞在裡面的八百馬克。小夥子將信封放人抽屜的同時，向我們打了一個OK的手勢。
我們從民政局出來，天已經快黑了。在計程車上，前妻突然提出，她想去清水公寓看看楊菲，看看他是否還活著。
公寓的住宅樓相當豪華奢侈，前妻說，即便是在圖賓根的富人區，其壯觀程度亦不過如此。她顯得多少有點失落。她不明白，像楊菲這樣一個古典文獻專業的書獃子，怎麼會住到這種地方來。我也不太明白是怎麼回事，只是聽說他在股票上發了點財。前妻說，早知道在國內賺錢這麼容易，她當年就不會歷經千辛萬苦去俄羅斯當倒爺了。
楊菲不在家。但我們確信他還活著。我們打算在門廳里等他一會兒。這時，我們就看到了那個女孩。
她看上去頂多十八、九歲，穿著時髦的皮裙，紅色的長筒襪。她正在電梯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