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北京醫院的門口，一個人懶洋洋地朝我走過來，對我說：
「看見我眼睛裡的血絲了嗎？我昨晚一夜沒睡。」
他以為我一定會問他：昨晚去哪兒了？為什麼一夜沒睡？我沒有這樣問他，他隨後告訴我，昨天晚上，他去幫著料理一位朋友的後事了。我實在應該問一下，誰的後事？誰死了？可我沒有吱聲。於是，他只得自己說出了下面的話：
「是王小波，心臟病。」
我看過王小波先生的文章，雖說不上喜歡，但也決不反感。按說，聽到這個噩耗，總該表示點什麼，問題是，我當時什麼也沒有說。當我一個人獨自走開時，腦子裡正想著另一件事，另一個人。就在十分鐘之前，他突然陷入了昏迷，我們正等著他清醒過來，儘管我心裡清楚，他或許永遠不會醒來了。
當時，我們坐在客廳里，討論著第二天的登山計畫。他看上去興緻勃勃，實際上內心充滿焦慮。笑容無法遮蓋的陰雲凝結在他的眉頭，殘留在他的嘴角。這種陰雲不是痛苦，而是厭倦。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兩眼，他立刻就顯出很不自在的樣子。
他這副樣子我並非第一次見到。我沒有把它當回事，也沒有想到要去安慰他。從他臉上我更多地看到了我自己。我知道，我的境況也不比他好多少。
他說，只有在登山的時候，才會忘掉那些像霧一樣的煩惱。我的手裡正好有一支圓珠筆，就在一張礦泉水征訂單上寫下了「霧」這個字。接著他又說，登山讓他忘掉時間。是時間，還是時艱？我有點吃不準。我記得，我信手寫下的兩個字卻是「灰燼」，而且，我還想到了「焦慮」這個詞：既然有焦慮，必然會有灰燼。我又抬頭看了一眼他的臉。這時，保姆端著一盤餃子皮進了客廳。
我注意到，我的妻子正在椅子上熟睡，懷裡抱著一本還珠樓主的《青城十九俠》。後來，當我重新回憶起這個上午的情形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她酣睡的樣子：嘴巴不時蠕動著，像是在費力吞咽著什麼東西。如果說，在那個安靜的上午，有什麼不同尋常的事發生，那一定是保姆端著餃子皮走進了客廳。她是來宣布一個驚人的消息的。
「今天吃餃子。」她說。
「什麼餡的？」他問道。
「茴香。」保姆說。
接著，他伸了個懶腰，說了這麼一句話：
「我還從來沒有嘗過茴香餡的餃子，今天總算吃上了。」
沒有人會對他的這句話表示異議。但事情隨之急轉直下，無法挽回，速度之快，也許連他自己也無法意識到。這句話將是他留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的聲音。
在他昏迷倒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和妻子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後來，她終於想到了給急救中心打電話；再後來，我們意識到，其實根本沒有必要等待救護車，因為北京醫院就在我們家的對面。另外，我們忽略了最應做的事：在他的嘴裡塞上一顆硝酸甘油。其他的事情我都記不起來了。我只記得，當我們七手八腳地將他弄到樓下時，救護車還沒有來。東交民巷的槐花全都開了。
兩年前，在瑞典的布姆什維克，我遇見詩人多多。他旅居荷蘭多年，頭髮全白了，看上去顯得非常虛弱。我們在湖邊散步，隨後來到一棵大橡樹下避雨。他穿著一件花格西裝，坐在樹樁下打盹。我看見孟浪（也許是別的什麼人）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史鐵生，正從樹林里出來。那天雨下得並不大，於是，我們一起聚在樹下聊天。多多說話時仍像十年前一樣愛激動，喜歡罵人。不過，這一次他用的英語，蹩腳的英語。他在罵人時不說「Fuck you」，而說「Fuck me」，逗得我哈哈大笑。在雨中我們覺得快樂。
有人提起了他們，那些死者，我們共同的朋友。他們的死大多是因為自殺。氣氛隨之變得抑鬱而沉重。我們很快就注意到了以上事實：幾乎所有的自殺者都是在春天死去的。我們希望找到一兩個例外，於是每個人都提供了一些姓名和日期。沒有例外。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就像一部偵探小說所設置的謎團，春天即便不是謎底，至少也是線索之一。為什麼會是春天？
如果一定要尋找解答，總會得出一些牽強附會的結論。多多提到了一位名叫岳重的詩人，早在七十年代，他就發現了春天隱含的恐怖，他有一首詩，在當時非常著名，題目就叫做《三月即末日》。也有人談到了T.S·艾略特：
四月最殘忍
從死了的泥土裡滋生丁香
還有那位遁世者華萊士·史蒂文斯，春天總在他的詩作中扮演殺手的角色：
狂怒的春天過去了
所有被殘殺的愚人來到了盛夏
我以為，胡河清博士在這方面的思索也值得一提，作為一名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者，他的文章中洋溢著濃厚的神秘主義氣息，我猜測，這與他對於時序、季節、術數和天象的持續興趣不無關係。在上海華山路上的枕流公寓里，我們喝著剛剛上市的西湖龍井，對春天這個話題進行過一番簡短的交談，時間是一九九三年四月。談話也是從一位朋友的自殺開始的。
「這與蘇醒時的脆弱意識有關。」胡河清先生的語調里夾雜著錢塘方音，說話不緊不慢，「假如他能熬到夏天，也許一切都會好起來。他根本用不著自殺。」
我說我有點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胡河清接著解釋說：
「在春天，隨著萬物的復甦，人的思維也變得格外活躍，積蓄了一個冬天的能量此刻都已蠢蠢欲動，各種念頭紛至沓來，而不冷不熱的曖昧氣候很適合這些念頭的生長。在冬天，至少還有嚴寒需要對付，通常你只要縮緊脖子就可以了。而到了春天，人會在不知不覺中迷失。到處都是平庸、呆板、渾渾噩噩，連空氣都是甜膩膩的，連續不斷的陰雨更讓人厭倦。我這麼說，只是打了個比方而已。你知道我想說什麼。何況，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在春天感到不適，只有極少數的人被憂鬱抓住不放，比如我……」
「我差不多也是這樣。」我對他說。
「你是在安慰我。」胡河清搖了搖頭，笑了起來，像個孩子那樣天真無邪，「在我看來，春天的一切都是不真實的。當然，這還不是最可怕的。畢竟夏天很快就會到來，一切都會在暴風雨中得到洗刷，或者，像我每天盼望的那樣，在炎炎烈日下出一身大汗。」
「那麼，什麼是最可怕的？」我問道。
胡河清博士沒有立刻回答我的話，他獃獃地看著牆角出神，那裡有一張木台上有一面圓鏡，鏡子上覆蓋著紅綢布。大概是為了避邪。
「生機，」胡河清說，「空氣污染得那樣厲害，你還是能嗅到窗外的勃勃生機，它幾乎是無處不在，卻唯獨不是你的。它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你的衰老、沒落、陳腐、百無一用。所有的植物都長勢良好，而我卻要凋萎了。」
那天，胡河清博士留我用了晚餐。我的朋友徐麟教授後來告訴我，能吃到胡河清先生的晚餐，是一件難得的禮遇，我提到了那天的談話，並表示了隱隱的擔憂。徐麟想了想，對我說：「胡先生雖然生活在當今世界，但嚴格地說，他並不屬於這個時代。」
第二年的春天，似乎也是四月，我在北京突然接到了陳福民先生從上海打來的長途，他只說了四個字：河清沒了。
春天到了，我的好日子到頭了。
在電話的另一端，傳來了王潤東乾澀的聲音。那時，他正在日本的福岡，而電話卻是繞過美國打來的。他說，這樣電話費便宜一些，我們可以好好聊聊。他的聲音聽上去很不真切，長吁短嘆，很快就把我攪得心煩意亂。
他重複了曾與我談起的一個個計畫。比方說，他想去一個地方「隱居」起來，別人無法找到他，而他卻可以偷偷回來，躲在暗處，探訪一下他的親友。假如他高興，也許還會突然現身，讓我們大吃一驚，比如，他打算在五十歲時，去我的老家丹徒，找一個清凈的地方，辦一所小學，聊以終老。課餘還可以開片荒地，種上幾畝棉花。他說他喜歡聞棉鈴的味道。春天就養養蜜蜂。
我說，計畫得以實施的先決條件，是你能夠活到五十歲（現在，我有點後悔這麼說），而且丹徒那個地方已經不那麼清凈了。幾乎每個鎮上都有了按摩院，從安徽、四川過來的歌舞女郎已經使我們家鄉那些本分的庄稼人嘗到了開放的滋味。再說，我們那裡根本就沒有棉花，更別提養蜂了。
「那我們就去西藏。去西藏總可以吧？」
「恐怕也沒那麼容易。」
「基本上是這樣。」我說。的確，我不該那樣輕率地說話。我應該能夠想到，他打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的國家長途，不會僅僅是為了和我「隨便聊聊」。
「好吧，再見。」
掛斷電話之後，我的妻子一直憂心忡忡。她反覆地追問我，她哥哥在電話中說了些什麼，然後細細咀嚼著每一個字。慢慢地，她就琢磨出一點味道來了。
「這傢伙一定是被什麼念頭纏上了。」她說。整整一個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