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仲月樓在南京保衛戰中失散後，他隨著南下的部隊去了武漢。武漢失陷後，他又匆匆忙忙趕往重慶。他在鄂北的一次戰役中受了傷，這次負傷使他失去了一隻耳朵，它給我們後來的見面帶來了最初的話題。
從日本人的到來至戰爭結束，仲月樓經歷了他漫長一生中最為明朗而光輝的日子。日本人的到來煽起了他長年積鬱難解的體內的激情，並使他晦冥而頹廢的生命得到了拯救。在這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戰爭中，他那過於敏感、充滿警覺的大腦過早地退化了。他再也用不著替外界和自身進行思考，用不著去判斷、辨別、選擇。或者說他再也不願意沿襲從前的那條讓人左右為難的道路了，為此，他得到了機會。
沒有什麼比僅憑慣性生活更使人感到愜意的了，但是，他所找到的這條道路並沒有給他帶來一勞永逸的安寧，日本人的撤走並不意味著他心目中訪麻問菊的鄉居生活的開始，想像中的鏈條再一次被切斷。隨後的三年國內戰爭又重新將他置身於一個對他來說是極為可笑的境地，歷史上最為著名的淮海戰役還差一點讓他發了瘋。後來，當我們終於有機會坐在麥村的茶館裡喝茶的時候，他提起這場戰役依然流露出一種迷惑不解的傷感：真是奇怪，國民黨那麼多的部隊，那麼精良的裝備，死活就是打不贏。
蔣介石向台灣潰逃的前夕，作為一名征戰多年的老兵，他已晉陞上校軍銜。由於這個出身獸醫的農民對地理以及空間知識的極度匱乏，使他對蔣介石採取的這一「愚蠢」的舉動發出了自我欣賞般的嘲笑：解放軍連長江都跨過去了，那條像腸子一樣細的台灣海峽怎麼能夠守得住？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固執地留了下來。在一九四九年廣西山區的一次起義中，成了解放軍的俘虜。
但是，以神秘莫測的方式向前推進的歷史又一次無情地嘲弄了他。退守孤島的國民黨居然在台灣一待就是許多年，而且還神差鬼使地造成了經濟上空前的繁榮。一直等到仲月樓的骸骨被埋入墳墓，墳堆上的青草長到一人多高的時候，時間依舊在戲弄他。
八十年代中期，那些當年在侵華戰爭中不可一世的日軍後裔，換了一副模樣來到這裡，在這一帶興辦了規模巨大的養雞場。那些對昔日紛飛的戰火記憶猶新的老人總是趕不上時代的步伐，他們怎麼也弄不明白：這些遠道而來的日本人來到這裡不是為了殺人放火，掠擄婦女，而是千里迢迢趕來替我們養雞。
這些日本人在談起昔日的那場戰爭時，語調既輕鬆又幽默：並不是因為我們比別的軍隊更為殘酷，而是因為戰爭本來就是殘酷的。
解放以後的第二年，仲月樓回到了水楊庄，度過了一段短暫的閑居時光。他在村裡當了一個時期的赤腳醫生，這一職務不僅使他獲得了優裕、清閑的生活，甚至受到了人們普遍的尊敬。但是好景不長，一年夏天，他在給大隊副書記的老婆接生時出了一起模稜兩可的醫療事故，不久就被免去了赤腳醫生的職務，改由一個剛剛從公社衛生院調來的女青年充任。當時，水楊庄沒有什麼人注意到他，村裡的人總是將他當作一個和藹可親、精明強幹的江北佬。因此除了生孩子之外，凡是女人會的他都會：比如篩穀子啦，結毛線啦，扎鞋底什麼的。有時，女人在編織上遇到難題，還上門向他求教。
可是，隨後的一件偶然發生的事使他這種單調而閑適的生活也徹底葬送了。
這年冬天的一個深夜，幾個在水庫大壩上巡邏的基幹民兵在水楊庄的上空發現了幾枚紅色信號彈。當時，盤踞在台灣的國民黨正通過無線電廣播叫囂反攻大陸，那幾枚不明來由的信號彈立即引起了基幹民兵的警惕。他們一方面用手搖電話機向公社武裝部作了彙報，同時連夜組織了大搜查。
最後，他們將搜索的範圍縮小到了包括仲月樓的住宅在內的幾間民房四周。
當時，仲月樓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基幹民兵撞開他的門，像一陣風似的閃了進來，仲月樓在凜冽的寒風中，面對著身背步槍的武裝民兵，立即從睡夢中醒了過來。這個智力和判斷力都在走下坡路的退役軍人也許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好日子已經到頭了。他穿著短褲，赤著腳，半睡半醒地從床上下來，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上：我有罪，我坦白……
後來，紅色信號彈事件很快被查實為由於幾個外鄉來的親戚從城裡捎來了焰火而引起的誤會。這件事最終不了了之。但是，那些在這件事情上遭到挫折的基幹民兵卻對仲月樓的發現如獲至寶。為此，他們得到了上級機關的嘉獎，而仲月樓，這個潛伏多年的階級敵人被抓獲的消息立刻被登上了省報。
從那以後，仲月樓的日子過得更為艱難了。他身上往常的那種幽默的舉止和言談也蕩然無存。他除了例行的批鬥和遊街之外，還有一些個人生活的自由，在那段時間裡，他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很快學會了有些年輕人一輩子都難以學會的各種手藝：拉大鋸，砌灶牆，染布，種植蓖麻，修鋼筆，自製用來給小學生描紅的紅墨水……
我在戰後第一次見到仲月樓是在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也就是我從越河勞改農場獲釋後的第二天。當時，他是以一個剃頭匠的面目在麥村的村頭出現的。
那天下午，我正在村外的運河水利工地上挖土方。小扣推著一輛裝滿麵粉的小車繞道來到了工地上。她一邊用脖子上的毛巾擦著臉上的汗珠，一邊不安地朝四下里打量。她告訴我，有一個外村來的人正在村頭四處打聽我的住處。我知道，小扣當時臉上慌亂的神情不是因為那個外鄉人的到來，而是她的丈夫，一個瘸腿的泥水匠正站在村中一家新造民房的腳手架上朝這邊張望。
我來到村中的一塊池塘邊上，在一片楊樹林里見到仲月樓。那時，他正在給一個小孩剃頭。
那個小孩兩眼直勾勾地盯著仲月樓手中的剃刀，縮著脖子，目光中流露出極大的恐懼。我注意到他的頭皮上被剃刀劃破的地方已經滲出了一絲血跡。
在經過一陣令人難堪的沉默之後，我們的談話是從他那隻被彈片削掉的耳朵說起的。隨後又很快過渡到女人身上。那些回憶和想像之中的女人引發出了一個又一個話題，它迅速打消了我們多年不見的隔閡。同時，它使我隨後產生了這樣一個幻覺：在了無生氣的陽光和雨水的背景之上，我們的談話多年來一直延續至今。歲月在他臉上留下的痕迹比我想像的還要深刻，他的身體如同一具蠶蛹褪下的空洞的殼，衰朽不堪，弱不禁風。
仲月樓告訴我，他的妻子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是在戰爭中失去的，她認為實際的情形應該是：他在北碚城內一家妓院里，他乖張的行為激怒了一名妓女，在廝打的過程中，那個女人將他的一隻耳朵咬了下來。
「我當時並不明白她的話只是一種借口。」仲月樓飛快地瞟了我一眼。
「什麼借口？」
「女人的借口，或者說一種信號。」
我還是沒有弄明白他的意思。
他的敘述顯得語無倫次，時間在一九三六年冬和現實之間來回跳躍。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在他的戰時救護所里第一次見到他的妻子，她當時正坐在門邊的一張竹椅上專心地修剪著指甲，偶爾用眼角瞥我一下。那是一個沉悶的中午，門外陽光如織，一行行馬隊拖著疲憊不堪的影子從窗下掠過。馬蹄敲擊著石板，發出錚錚的聲響。在他們的身後，遠處的一帶森林蒼翠如黛。
那個女人看上去只有十五六歲，充滿憂傷的眼睛盯著門前被陽光拉長的影子發愣。空氣是滯重而靜謐的，屋裡瀰漫著藥棉和酒精令人不安的氣息。她和仲月樓好像為什麼事剛剛爭吵過，整整一個下午，仲月樓都顯得怏怏不樂，好像這個女人給他帶來的僅僅是一種痛苦的折磨。
仲月樓支支吾吾地跟我講起了他的妻子。一方面，他是那樣急於宣洩心中陳積的痛苦，同時，講述本身又使他意識到了深深的恥辱，這彷彿使他遇到了一個難題。
他告訴我，他的妻子在五十年代末前後替他生下了兩個孩子。這個跟隨他多年的女人好像在一夜之間就喪失了所有的耐心，她壓抑多年的放蕩的慾望使她終於失去了檢束和控制。
「我再也受不了啦。」她常常在夢中這樣叫道。
緊隨著她的放蕩而來的是一種女人異想天開的愚蠢。在她與仲月樓之間一次次形同虛設的溫存之後，這個時常深夜不歸的女人費盡心機地迫使仲月樓相信：這兩個孩子無疑都是他的骨肉。作為一名醫生，仲月樓在接受這一欺騙中的事實時遇到空前的困難。儘管他的良知還不至於使他背叛醫學常識，但對那兩個在他身邊活蹦亂跳的孩子還是盡到了一名父親的職責。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個小孩的臉上漸漸顯露出村裡農機站長和拖拉機手的輪廓。尤其糟糕的是，農機站長一隻眼睛大，一隻眼睛小，而他的兒子卻是一隻眼睛小，一隻眼睛大。
「還有什麼比婚姻更無聊的嗎？」仲月樓手裡拿著一把剪刀，看了我一眼。
一直處於擔驚受怕之中的那個小孩被仲月樓蹩腳的手藝弄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