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春，我開始寫一部小說，最初並不叫《使女的故事》。我先是用手寫，絕大多數時候寫在黃色的標準拍紙簿上，然後把我幾乎難以辨識的潦草手稿在一台租來的德國鍵盤手動打字機上敲出來。
鍵盤產自德國，是因為我當時身居西柏林，那時它還被柏林牆包圍：蘇維埃帝國仍然強大且地位穩固，要再等上五年才崩塌離析。每個周日，東德空軍都要製造音爆，提醒我們，他們近在咫尺。我造訪過幾個鐵幕國家——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經歷了那種小心防範、被人監視的感覺；或突然間沉默不語、轉換話題；人們用各種曖昧方式傳遞信息，言辭閃爍。所有這些都對我當時的寫作產生了影響。那些被另做他用的大樓也一樣。「這座樓本來屬於……但後來他們不見了。」類似的故事我聽了許多回。
我出生於一九三九年，二戰時開始記事，我知道既有秩序可能會在一夜之間消失。變化可以迅疾如閃電。「這種事不可能在這裡發生」的斷言並不可靠：只要有相應的環境和土壤，任何事都可能發生。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那會兒刻意迴避這部小說已經有一兩年了。它在我看來無異於一個冒險之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上中學以來，我一直廣泛涉獵科幻小說、懸測小說、烏托邦和反烏托邦小說，但從未自己動手寫過這樣一本書。我能寫得了嗎？這種形式遍布陷阱，其中包括說教的傾向，變成寓言的危險，還有就是可信度問題。即便我要創造一個虛構的花園，我希望裡面的蟾蜍是真實鮮活的。我的一個原則是，不會在書中放入任何詹姆斯·喬伊斯稱之為歷史的「噩夢」中不曾發生過的事件，或者任何不存在的科技。沒有想像的小發明，沒有想像的法律，沒有想像的暴行。都說上帝在於細節。魔鬼也是。
回到一九八四年，書中主要的前提假設可謂大膽出格——即使在我本人看來也是如此。我能說服讀者，美國發生了一場政變，從前的自由民主政權變成了一個缺乏想像力的神權獨裁統治嗎？在書中，憲法和國會不復存在：基列共和國建立在十七世紀清教徒信仰的根基之上，它也是我們自以為了解的當代美國的根基。
這本書的具體背景地點是馬薩諸塞州的東部城市坎布里奇，哈佛大學所在之地。這所當今著名的人文高等教育機構過去曾是清教徒神學院。基列國的特工機構位於懷德納圖書館，我曾多少個小時徜徉在書架間，查找我的新英格蘭祖先的文獻資料，還有關於薩勒姆女巫審判的文字記載。把哈佛大學的圍牆用來懸掛示眾受刑者的屍體會不會讓有的人感到冒犯？（的確有過。）
在小說中，人口由於有毒的環境不斷減少，生育健康嬰兒的能力變得彌足珍貴。在極權制度之下——或者在任何一個等級分明的社會裡——統治階級獨佔寶貴資源，所以該政權的精英階層將具備生育能力的女性分配給自己，作為使女。對此，《聖經》中有先例可循，即雅各和他的兩名妻子拉結和利亞，還有她們的兩個使女。一個男人，四個女人，十二個兒子——但是使女不能擁有自己的孩子。他們分別屬於兩名妻子。
於是故事就此展開。
我剛開始寫《使女的故事》時，書名叫《奧芙弗雷德》（Offred），即主人公的名字。這個名字來自一個男性之名，「弗雷德」（Fred），加上前綴「奧芙」（of）表示「從屬」，就好像法語里的「德」（de），或者德語里的「馮」（von），或者英語姓氏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中的後綴「森」（son）一樣。這個名字里還隱藏著另一種可能：「獻祭的」（offered），意味著一種宗教的獻祭，一個作為祭品供奉的受害者。
經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我們始終都不知道主人公的真實姓名？我回答，這是因為在歷史上許多人都已改名換姓，或者乾脆銷聲匿跡。有人推斷奧芙弗雷德的真實姓名是「瓊」（June） ，因為使女們在由原先的學校體育館改造而來的寢室里念叨的所有名字中，只有「瓊」這個名字沒再出現過。這並非我的本意，但它說得通，因此讀者們盡可以採納。
在寫作的過程中，小說名改成了《使女的故事》，其中部分原因是為了向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借鑒了童話和民間故事的特點：這個故事由主人公講述給後來或遙遠的聆聽者，它具備那種不可置信的奇幻色彩，和那些經歷過驚天動地大事件的人們講的故事有共通之處。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使女的故事》有了許多種形式。它被翻譯成四十多種語言，並在一九八九年拍成了電影（一九九零年初上映）。它還被改編成了戲劇，被編成了芭蕾舞。目前，它正被改寫成繪本。二零一七年四月，它將作為電視系列劇在米高梅電視頻道（MGM）和美國視頻網站葫蘆網（Hulu）播出。
在這部電視劇中我會客串一個配角。在那幕場景中，新徵募的使女將會在一個名為「紅色感化中心」的機構里被教化洗腦。她們必須學會擯棄之前的身份，明白自己的地位和義務，了解她們不再擁有真實的權利。但只要順從，就能得到保護，她們還將學會輕視自己，以便接受既定的命運，不會反叛或逃跑。
使女們圍坐一圈，佩帶著電擊棒的嬤嬤們逼迫她們參加一種如今被稱為（在一九八四年還未得名）「羞辱蕩婦」的活動，辱罵她們中一個名叫珍妮的成員。她被迫講述自己青少年時期被輪姦的經歷。其他使女則齊聲念誦著「是她的錯，是她勾引了那些男人」，對其加以憤怒聲討。
儘管這「只是一部電視劇」，女演員們在休息時間裡會咯咯輕笑，而我自己也「只是在裝裝樣子」，我仍然覺得這種場景可怕得令人不安。它與歷史何其相像，太像太像了。是的，女人們會聯合起來欺壓其他女人。是的，她們會指責他人，為了保護自己：這在社交媒體時代公然發生在我們眼前，社交媒體本身也讓這種組群現象成為可能。是的，她們會欣然攫取權利凌駕於他人之上，甚至——或許尤其是——在女性作為弱勢群體的社會制度下：所有的權力都是相對的。在艱難時期里，擁有任何一丁點權力也比什麼都沒有要好。一些掌權的嬤嬤們的確發自內心地相信她們是在幫助使女們：至少她們沒有被送去清掃有毒的核廢料，至少在這個美麗新世界裡她們不會被強暴，不會被那樣強暴，不會被陌生人強暴。有的嬤嬤是施虐狂。有的是投機主義者。她們都長於利用一九八四年女性主義運動的宗旨——比如反色情宣傳以及預防性侵活動——來達成她們的目的。正如我所說的：現實亦如是。
藉此我來回答三個經常被問及的問題。
問題一：《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女性主義」小說嗎？如果你指的是一本宣傳意識形態的小冊子，裡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選擇能力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麼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說的是這樣一部小說，裡面的女性均為有趣且重要的人類——性格各異、舉止不同——在她們身上發生的一切對這本書的主題、結構和情節都至關重要，那麼，答案是肯定的。在這種意義上，許多書都是「女性主義」的。
為什麼說女性有趣且重要呢？因為她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確如此。她們並非自然造化事後添加的產物，也不是人類命運中無關緊要的參與者，對此，每個社會一直以來都再清楚不過。沒有女性生育，人類將不復存在。正因如此，對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規模強暴和謀殺長久以來都是種族滅絕戰爭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和剝削某個群體的戰爭的特徵之一。殺掉他們的嬰兒，用自己的來取代，貓類是這麼做的；讓女人生育孩子卻無力撫養，或者為了自己的目的將孩子從她們身邊奪走，偷盜嬰兒——這是一個廣為流傳、古已有之的主題。控制婦女和嬰兒，是地球上每一個專制政權的特徵。拿破崙和他的「炮灰」士兵，奴隸制及其手段花樣翻新的人口買賣——它們與此都同出一轍。對那些推行強制性生育的人，我們應該質問：這麼做「誰能獲利」？有時是這部分人，有時是那部分人。總有人獲益。
問題二（時常有人問起）：《使女的故事》是反宗教的嗎？同樣，這取決於你問題的涵義。的確，一群專制主義的男人掌握政權，試圖重新建立一種極端的父系社會，禁止女性閱讀（就像十九世紀美國黑奴一樣）。更有甚者，她們無法掌管金錢，無法在外工作，連《聖經》里的一些女性都不如。這種政權利用《聖經》里的種種象徵標誌，任何掌管統治美國的獨裁政府都不會放過這些資源。
基列國的女性穿著的樸素服飾來自西方宗教標誌——大主教夫人們身著藍色，象徵純潔，源自聖母馬利亞；使女們身著紅色，象徵分娩時的出血，同時也源自抹大拉的馬利亞 。另外，如果你要出逃，紅色也更容易辨識。社會階層較低的男人們的妻子被稱為「經濟太太」，著條紋服裝。我得坦白說，那些遮擋臉部的系帶女帽，其靈感不僅來自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服飾以及修女服飾，還來源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某個老牌荷蘭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