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結見自己不給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對雅各說：「你給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雅各向拉結生氣，說：「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豈能代替他作主呢？」
拉結說：「有我的使女辟拉在這裡，你可以與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聖經·舊約·創世記》，第30章第1—3節
這段出自《聖經》里的文字，記載的是遠古時代，地球混沌初開、上帝創造人類初期時發生的故事。誰能想到，在人類進化到未來二十一世紀初葉時，它竟成了美國生活中的現實。怪誕乎？荒唐乎？但那卻是發生在加拿大著名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筆下《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以下簡稱《使女》）中基列共和國的真實情形。在這部以美國馬薩諸塞州為背景的小說中，作者以超凡的想像力，描繪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未來世界，向人們揭示了一個毫無公理、殘忍野蠻的專制政權的黑暗統治。在這個世界裡，一方面是一個在宗教極權主義分子眼中無比美好的理想國度，另一方面，卻是在這種政權下廣大女性群體（也包括男性）所遭受的悲慘命運，尤其是以主人公為代表的，充當政教大權在握的上層當權人物「大主教」們生育機器的「使女」們夢魘般的經歷。那裡的社會構造，與我們的現實社會迥異卻似乎並不陌生。在故事中，現有美國政府被國內宗教激進主義信徒中的極端分子取而代之，成立了神權統治的基列共和國。在這個國度里，當權者對《聖經》頂禮膜拜，進行純字面的解讀，亦步亦趨地效法模仿《聖經》里的生活方式，甚至到荒唐可笑的地步。他們篤信所奉行的這一切足以抵抗人類面臨的所有威脅：包括社會動亂、道德墮落、低生育率、環境污染與核廢料的威脅，認為只要信奉上帝，一心順從，便可以沒有煩惱、不用思想。相信一切問題自有上帝安排，只要按上帝說的辦，生活將變得輕鬆簡單。他們生活在非此即彼的二元論世界裡：非好即壞，非明即暗，非真即假。沒有中間地帶，不存在非此非彼。
在這個世界中，女性的地位發生了質的改變。她們不再以七八十年代以來在西方盛行的女性主義者傲視群雄、充滿雄心壯志的女強人形象出現，一變而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她們被剝奪了財產和工作，生活天地從社會退居到家中，即便是基列地位最優越的大主教「夫人們」也概莫能外。女性被分門別類：夫人、嬤嬤、使女、馬大（女僕）、經濟太太、蕩婦，能夠發揮的作用除了採購、燒煮、洗刷、生育、管家，管理使女和提供性服務外別無其他。還有一類是年老色衰、不能生育或越規逾矩的所謂「壞女人」，她們被發配到與二戰期間納粹「集中營」一般可怖的「隔離營」，生活在核泄漏和核廢料之中。而小說中的「使女」更是一群身份曖昧的女人，她們沒有自己的生活，沒有自己的真名實姓，所有屬於自己的名字均被抹去，代之以由英文中表示所屬關係的介詞Of加上她們為之服務的大主教的姓構成［如主人公奧芙弗雷德（Offred），意為「弗雷德的」］，使她們成了大主教們不折不扣的附屬品。使女們以清心寡欲的修女形象出現，專門訓練來為上層人物繁衍子嗣。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她們和修女一樣，「在床上可做的事除了入睡或者失眠，別無其他。」（第2章）。她們也穿修女服，但其服裝標記不是普通修女肅穆素凈的黑色或白色，而是鮮血一般、象徵性與生育的紅色，「一個毫無特徵、難以描述的紅衣女人。」（第2章）她們是「國有資源」，其職責是成為國家的精子容器和嬰兒製造機器：「我們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別無他用。我們不是嬪妃，不是藝妓，也不是高級妓女……充其量我們只是長著兩條腿的子宮：聖潔的容器，能行走的聖餐杯。」（第23章）她們是沒有自我的一群：「（家庭相冊里）全是孩子的照片，但不會有使女。從未來史觀的角度出發，扮演這種角色的我們是見不著的。」（第35章）
在這個世界中，男人也同樣是受害者。一些男人比女人處於更為不利的地位。儘管有些男人特權在握，如當權的大主教、充當秘密警察角色的「眼目」等，但大多數男人行為受到嚴格限制，在性的問題上更是嚴厲苛刻：不準接觸色情物品，不許有婚外性行為，實行包辦婚姻，不許手淫，不許搞同性戀，要立下戰功才有望得到婚姻，否則不得成婚。
在這個世界中，沒有笑聲，沒有生氣。「這些草坪乾淨整潔，房子外觀氣派典雅，整修一新；看起來就像以往印在雜誌上有關家居裝修的精美插圖。這裡同樣人跡罕見，同樣是一片沉睡不醒的景象。整條街活像個博物館，又好比建來向人們展示昔日生活方式的城市模型中的一條街道。這裡和那些插圖、博物館或城市模型一樣，也不見孩子的蹤影。」（第5章）整個社會講究的是一板一眼，有條不紊。生活嚴謹刻板，毫無歡樂可言。各種恐怖、怪誕之事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與「克格勃」如出一轍的眼目們，幽靈般無處不在，誰敢與當權者作對，必將受到他們的嚴厲鎮壓。他們與其乘坐的黑色篷車一道，成為基列國高壓專制的象徵。學校本是用來傳播知識的場所，卻被基列政權用來作為向女性灌輸愚昧思想的感化中心，那裡禁止讀書寫字，每天不絕於耳的只有《聖經》語錄和充當統治階級工具的嬤嬤們喋喋不休的老生常談。她們不遺餘力地對選到感化中心的女性開頑啟蒙，施以教化，企圖令她們忘卻自我，皈依教門，心甘情願地成為荒唐政權中達官貴人的生育機器。而象徵知識、希望的大學校園，則成了違背清規戒律者恐怖的刑場，學校的圍牆也成了死者示眾的地方。
這一切，會是我們的未來嗎？
《使女》是一部未來小說。未來小說在西方批評界也被稱為思辨意味頗濃的「懸測小說」（Speculative Fi），它描寫的是未來之事，卻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科幻小說。未來小說儘管含有科幻成分，但具有豐富文化內容。它講述已成歷史的未來，從而使它具有可企及性 。這部小說描寫的最遠時間距小說寫作時間二百多年，以幾名歷史學家的發現，讓一位在基列不幸淪為「使女」、後來僥倖逃出的女性，通過錄在磁帶里的聲音，向讀者講述發生在那個時間之前的故事，即主人公在未來二十一世紀初的親身經歷，其間夾雜著大量主人公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生活的回憶與反思。正如所有的未來小說一樣，它的敘述時間立足於某個未來時刻，講述在那個時刻已成往事的未來。它屬於未來，但故事離我們卻並非遙不可及。而可企及性，正是未來小說的著眼點——按照當今社會的現狀，發展下去，就會如何如何。這個發展的趨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若是正面的發展，即成為所謂的烏托邦——理想中最美好的社會；而若是照負面因素髮展下去，未來世界就可能落到反面烏托邦的境地——成為假想中政治、經濟情況一團烏黑的地方。對《使女》進行全面的審視，我們發現，這部小說不能用簡單的非此即彼的劃分來定義，說它是烏托邦小說或反烏托邦小說。這部未來小說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反映，包含的內容要複雜得多。眾所周知，阿特伍德一貫注重表現文學和文學產生的社會、政治及文化環境。她曾經就《使女》一書說過這樣一句話：「切記，在這本書中我使用的所有細節都是曾經在歷史上發生過的。換句話說，它不是科幻小說。」 阿特伍德筆下的基列國絕非空穴來風。這裡，我們不妨對假想國基列產生的文化、社會及生態環境背景作一分析。
一、基列的宗教文化背景
「基列」（Gilead）之名源於《聖經》。它既是《聖經》中以色列英雄基甸（Gideon）與米甸人（Midianites）交戰之地，也是公元前九世紀以色列先知以利亞（Elijah）的故鄉。小說中基列國的當權者是一批信奉宗教激進主義（fualism）的基督教新派分子，又被稱作「基督教新右派」或「宗教新右派」。他們借用中世紀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國家元首的稱號，以「大主教」自居。我們知道，基督教文化是西方傳統文化的核心，以基督教為代表的宗教的「救世」作用在西方文化中可謂根深蒂固。從基督教的經典《聖經》中我們得知，自古以來人們便篤信耶和華上帝是統治世上萬族萬邦的惟一真神。基列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主張簡化宗教禮儀，提倡勤儉清潔、苦行禁慾生活的清教徒（基督教新教徒的一派）時代，那時人們「希望他們的社會成為一個神權烏托邦，山頂上的一座城市，成為天下萬邦的榜樣和光輝典範。」 宗教激進主義起源於十九世紀美國的「千禧年」運動。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美國曾出現「基督再世」的熱潮，信奉者相信通過革命可創造理想社會，認為在世界末日到來之際基督將復活並為王一千年，從此世界會有一個和平的千年，即所謂「千禧」。「千禧年」運動是一些新教領袖針對當時社會動亂而發起產生的，旨在捍衛《聖經》的權威性和絕對正確的啟迪性。二十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