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忘記離家時妻最後說出的話。她是這麼說的：「就算這麼分手了也能照樣以朋友相處？如果可能的話。」當時（以及後來很長時間）我未能很好地理解她想說什麼、追求什麼。就像吞食索然無味的食物時那樣，只是一籌莫展。所以聽她那麼說時，也只能回答：「這——，能不能呢？」那是我和她面對面出口的最後一句話。作為最後一句話實在是窩囊透頂的一句。
分手後，至今我和她也仍以一條活生生的管連在一起——我是這樣感覺的。這條管雖然肉眼看不見，但現在也微微律動不已，有類似溫暖血液的東西仍在兩人靈魂之間悄然往來。這種活體之感至少在我這方面還存留著。但是，這條管想必也要在不遠的將來一刀兩斷。而若遲早必然兩斷，那麼作為我就要把連接兩人的這條可憐的生命線儘早變成缺失生命的東西。假如生命從管中消失而化為木乃伊那種乾癟之物，那麼用利器切斷的痛苦也將因之變得容易忍受。而為了這一目的，我需要儘可能快、儘可能多地將柚忘掉。正因如此，我才約束自己不和她聯繫。只在旅行歸來要去取東西時打過一次電話。因為我需要那套留在那裡的畫具。那是分手後迄今同柚唯一的交談，極短的交談。
我無論如何不能設想我們正式解除夫妻關係而後也保持朋友關係。我們通過長達六年的婚姻生活共同擁有了許許多多的東西——許多時間，許多感情，許多話語和許多沉默，許多猶豫和許多判斷，許多信守和許多達觀，許多愉悅和許多單調。當然，相互守口如瓶而作為秘密藏在心底的事項也應有若干。但是，甚至連那種秘而不宣的隱秘感覺，我們也能設法使之共有。那裡存在唯獨時間才能培育的「場的重量」。我們讓身體同那樣的重力一拍即合，在其微妙的平衡中朝夕相處。那裡還存在幾條我們特有的「地方性法規」。不可能將這些歸零，不可能將那裡有過的重力平衡和地方性法規抽空而單純成為「好友」。
這點我也心知肚明。漫長旅行途中我一直在獨自思考，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不管怎麼思考，得出的結論都始終是一個：最好同柚盡量保持距離拒絕接觸。這是合乎邏輯的地道想法。我將其付諸實施。
另一方面，柚那邊也杳無音訊。一個電話也沒打，一封信也沒寄，儘管把「以朋友相處」這句話說出口的是她。這點對我的傷害遠遠超出我的預想，讓我意外。不，準確說來，傷害我的其實是我自己。我的感情在永無休止的沉默中猶如以刀具做成的沉重的擺子一樣從一個極端畫著大大的弧線擺向另一個極端。這種感情的弧線在我的肌體上留下一道道血淋淋的傷痕。不用說，忘卻這痛楚的方法實質上只有一個：畫畫。
陽光從窗口靜靜瀉進畫室，徐緩的風時而搖曳白色的窗帘。房間里一股秋日清晨的氣味。自從住到山上以後，我對季節氣味的變化變得十分敏感。住在大城市的正中心時，幾乎不曾覺察有這樣的氣味。
我坐在凳子上，從正面久久注視支在畫架上沒畫完的免色肖像（portrait）。這是我一如往日的作畫開始狀態。對昨天做的工作以今天新的眼光重新評價，動手稍後不遲。
不壞！看罷心想。不壞。我調製的幾種色彩將免色的骨骼穩穩擁裹起來。用黑色顏料畫出的他的骨骼，現在隱去色彩背後。但骨骼深藏其後這點，於我宛然在目。往下我必須讓骨骼再度浮現於表面，必須將暗示轉換為聲明。
當然這不保證畫的完成。這僅僅停留於一種可能性疆域。其中還有某種缺憾。那裡本應存在的什麼正在訴說其不在的非正當性。其中不在之物正在叩動將存在與不在隔開的玻璃窗的彼側。我能夠聽取其無聲的吶喊。
聚精會神看畫當中喉嚨幹了，我走去廚房用大玻璃杯喝了一杯橙汁。而後放鬆雙肩，雙臂用力上伸，大大吸了口氣，呼出。隨即折回畫室，再次坐在凳子上看畫。更新心情，重新把意識集中在畫架上自己的畫上。不料我馬上發覺有什麼和剛才不同。看畫角度與之前明顯有別。
我從凳子上下來，再度檢查其位置。發覺同我剛從畫室離開時相比，多少有所錯位。凳子顯然被移動過。怎麼回事呢？我從凳上下來時應該完全沒動凳子。這點毫無疑問。從凳上下來時動作很輕以免移動凳子，折回來也沒移動椅子而輕輕坐在上面。為什麼對這種事一一具體記得呢？因為我對看畫位置和角度極為神經質。我看畫的位置和角度總是固定的，一如棒球擊球手對擊球員區所站位置的極度執著，哪怕錯位一點點都心慌意亂。
然而凳子的位置從剛才我坐的地方偏離五十厘米左右，角度也隨之不同。只能認為我在廚房喝橙汁做深呼吸時間裡有誰動了凳子。有誰趁我不在期間偷偷進入畫室坐在凳子上看我的畫，又在我折回之前從凳子上下來躡手躡腳離去。那時動了凳子——故意也罷在結果上也罷。而我離開畫室充其量也就五六分鐘。到底是何處的何人為何故意討這種麻煩呢？還是凳子以自身意志擅自移動了？
想必我的記憶亂了章法，是自己動過凳子而又忘得死死的。只能這麼認為。可能一人單過的時間太長了，以致記憶的順序發生了紊亂。
我讓凳子留在這個位置——從原來位置離開五十厘米、角度有所變動的位置。試著坐在上面，從這一位置打量免色的肖像。這一來，那裡出現的是和剛才略有不同的畫。當然是同一幅畫。但看上去有微妙不同。光的照射方式不同，顏料質感也不同。畫上同樣含有栩栩如生的東西，但與此同時又有某種缺憾。而其缺憾的方向性，看上去和剛才稍有不同。
到底什麼不同呢？我把注意力聚攏於看畫。那種不同必然在向我訴說什麼。我必須好好找出那種不同中理應暗示於我的什麼。我有這樣的感覺。我拿來白粉筆，把凳子三條腿位置在地板上划了記號（位置A）。然後把凳子放回原來位（相距五十厘米的旁邊），在那裡也用粉筆做了記號（位置B）。我在這兩個位置之間走來走去，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交錯看同一幅畫。
我注意到，雖然哪一幅畫中都同樣有免色在裡面，但兩個角度使得他看上去有不可思議的差異，甚至顯得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同時存在於他的身上。而無論哪一個免色，又都有欠缺的東西。那一欠缺的共通性將AB兩個免色統合於其不在的狀態中。我必須找出其中的「不在的共通性」，好比在位置A、位置B與我自身之間進行三角測量。那種「不在的共通性」究竟是怎樣的東西呢？其自身擁有形象不成？還是不擁有形象呢？倘是後者，我應如何將其形象化呢？
未必是簡單的事吧？有誰說。
我聽得清清楚楚。聲音不大，但很清脆，無含糊之處，亦無高低起伏，彷彿近在耳畔。
我不由得屏住呼吸，在凳子上緩緩四下環顧。但無需說，哪裡也不見人影。清晨燦爛的陽光如水窪一般在地板流溢。窗大敞四開，垃圾收集車播放的旋律從遠處微微隨風傳來。《安妮·蘿莉》（Annie Laurie）（小田原市的垃圾收集車何以非放蘇格蘭民謠不可呢？對我是個謎）。此外不聞任何聲響。
大概是幻聽，我想。有可能聽的是自己的語聲。沒準那是我的心在意識底層發出的聲音。可我聽得的是異常奇妙的說話方式。未必是簡單的事吧？縱使在意識底層，我也不至於說得那般奇妙。
我大大做了個深呼吸，再次從凳子上凝視畫，聚精會神於畫。那一定是幻聽。
那豈非不言而喻的事？又有誰說道。聲音仍近在耳畔。
不言而喻的事？我對著自己追問。到底什麼事不言而喻？
找出免色君有而這裡沒有的東西不就行了？有誰說。聲音照樣清晰得很，簡直就像在消音室里的錄音，了無回聲。一字一頓，清晰可聞。猶如具象化的觀念缺乏自然的抑揚頓挫。
我再度環顧四周。這回從凳子上下來，走去客廳查看。所有房間都檢查一遍。但家中誰也沒有。即使有，也無非閣樓里的貓頭鷹罷了。而貓頭鷹當然不會說話。況且房門上著鎖。
畫室的凳子自行移動，繼而發生這莫名其妙的聲音。天聲？我自身之聲？還是匿名第三者之聲？總之我的腦袋開始出毛病，我不能不這樣認為。自那夜半鈴聲以來，我就對自身意識的正當性不甚懷有自信了。然而就鈴聲來說，免色也在場，和我同樣真切聽見了那個聲音，所以客觀上可以證明不是我幻聽。我的聽覺功能完全正常。那麼，這不可思議的語聲究竟是什麼呢？
我又一次坐在凳子上，又一次看畫。
找出免色君有而這裡沒有的東西不就行了？簡直像讓人猜謎，像聰明的鳥對在深山老林中迷路的孩子指路。免色君有而這裡沒有的東西——那到底是什麼呢？
很花時間。時鐘循規蹈矩地靜靜刻錄時刻，從東面小窗口射在地板上的光圈悄然移行。色彩鮮艷身體輕盈的小鳥飛來落在柳樹枝上搖搖顫顫尋找什麼，俄而叫著飛去。狀如圓形石盤的白雲成群結隊流過天空。一架銀色飛機朝著波光粼粼的大海一頭飛去。對潛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