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絲對他的死比對阿爾貝蒂娜的死更為同情。她立刻扮演起她那哭喪婦的角色，用哀號和悲痛欲絕的輓歌來悼念死者。她顯示自己的悲傷，只有當我不由自主地露出悲傷的神色時，她才轉過頭去不哭，想裝出沒有看到我悲傷的樣子。因為正如許多神經過敏的人那樣，別人的神經過敏也許同她過於相像，就會使她惱火。她現在喜歡讓人發現她最輕微的脖子酸痛，她頭昏眼花，以及她給碰了一下。但是，如果我談到自己的一個病痛，她就重又變得淡漠、嚴肅，裝出沒有聽到的樣子。「可憐的侯爵。」她說，雖然她不禁會想，他本來可以設法不上前線，即使在應徵入伍之後，也可以設法避開危險。「可憐的夫人，」她想到德·馬桑特夫人時說，「她知道自己的孩子死了，大概哭了！要是她能再見到他就好了，不過也許最好還是見不到，因為他的鼻子已經斷成兩截，他已面目全非。」弗朗索瓦絲的眼睛充滿了淚水，但透過淚水可以看出這個農婦的殘酷好奇心。也許弗朗索瓦絲是真心實意地同情德·馬桑特夫人的痛苦，但她感到遺憾的是不知道這種痛苦以何種形式出現，也不能看到這種痛苦並為之傷心。由於她很想哭泣，很想讓我看到她哭，她就練習著說：「真叫我感動！」在我身上，她也渴望地觀察著悲傷的痕迹，這種渴望使我在談論羅貝時裝出幾分冷漠。更確切地說也許是出於模仿心，同時也因為她曾聽人說過這話——在政府機關和文藝社團中都有一些口頭禪——她不斷地說，並且多少帶有一個窮人的滿足：「他所有的財產沒能使他不像別人一樣死去，這些財產對他再也沒有用了。」管家則乘機對弗朗索瓦絲說，這當然是件傷心事，但同政府竭力隱瞞的每天陣亡幾百萬士兵的事實相比，這就算不了什麼了。但在這次，管家沒能像他預期的那樣增加弗朗索瓦絲的痛苦，因為她對他回答道：「確實，他們也是為法國而死的，但這些人是陌生人，認識的入門 總是更有意思。」在哭泣中得到樂趣的弗朗索瓦絲還補充道：「要是報上談到侯爵的死，可得注意告訴我一聲。」
在戰爭爆發前很久，羅貝常常悲傷地對我說：「哦！我的生命，咱們別談它，它是個提前被判死刑的人。」他是否在暗示他在此之前瞞過眾人但他自己了如指掌的惡習？他也許誇大了這種惡習的危險性，就像第一次做愛或在此以前獨自尋找這種樂趣的孩子們，把自己想像成撒出花粉之後就會立刻死去的植物。對於聖盧和孩子們來說，這種誇大的原因，也許就像想到尚未熟悉的罪孽那樣，是由於一種全新的感覺有一種幾乎是可怕的，接著又逐漸減少的力量；或者說他在必要時用他那相當年輕就被奪去生命的父親的死來加以證實，預感到自己的早夭？也許這種預感看來並不可能。然而，死亡顯然服從於某些規律。例如，人們往往會說，父母去世得很晚或很早，他們的子女也幾乎必然會在同樣的年齡死去，父母帶著憂鬱和不治之症一直活到一百歲，他們的子女雖然生活幸福、身體健康，都在一個不可避免而又過早的日期，被一種病痛奪去生命，這種病痛來得非常及時又十分意外（不管它在體質中有何種深刻的根源），彷彿它只是使死亡變為現實的必要形式。難道不可以說，意外的死亡——就像聖盧之死，他的死同他性格有聯繫的原因也許更多，所以我認為不必一一列舉——本身也已被預先記錄下來？這種死亡只為神知曉，凡人是看不出來的，但通過一種一半是無意識，一半是有意識的悲傷顯示出來（在後一種情況下，甚至完全真誠地向他人表達出來，人們通常用這種真誠來宣布他們在內心深處認為已經避開，但將確實發生的不幸），這種悲傷是帶有悲傷而又不斷在自身中像看到一個座右銘、一個致命的日期那樣看到悲傷的人所特有的。
他在那最後的時刻想必十分美。在這一生之中，他即使是坐著，即使是在一個客廳里走路，也彷彿總是懷著衝鋒的激情，並用微笑來掩蓋他那三角形頭腦中百折不回的毅力，最後他進行了衝鋒。封建領主古堡的牆角塔，裡面的書被搬走之後，又用來打仗。這位蓋爾芒特死去時更像他自己，或者確切地說更像他家族的成員，他曾同這個家族融為一體，在這個家族中他只是一位蓋爾芒特，就像在貢佈雷的聖伊萊爾教堂中為他舉行的葬禮中象徵性地看到的那樣，教堂里全都張掛著黑幔，而在閉合的花圈下，沒有名字和爵位的開頭字母，只有蓋爾芒特的G以紅色顯現出來，因為他通過死又變為蓋爾芒特。
這個葬禮並沒有立即舉行，但葬禮之前，我就寫信給希爾貝特。我也許應該給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寫封信，但我心裡在想，她對羅貝之死會無動於衷，就像我看到她對其他許多看來同她的生活有著十分密切聯繫的人的死表現出無動於衷一樣，我又想，她具有蓋爾芒特家族的性格，也許甚至會竭力表明，她並不迷信血統關係。我當時過於難過，所以不能寫信給所有的人。我過去認為，她和羅貝在相愛，即社交界人士所說的那種相愛，也就是說，他們相互傾訴他們當時感到的柔情蜜意。但是在遠離她時，他就毫不猶豫地說她愚蠢，如果說她有時感到一種想見到他的自私樂趣的話，我卻看到她無法使出最小的勁兒，無法稍微使用自己的一點影響來幫他一個忙，甚至使他免遭不幸。羅貝重返摩洛哥時，她不願把他推薦給德·聖約瑟夫將軍，她對他表現的這種惡意證明，她在他結婚時表示的效忠，只是一種不花她一點力氣的報答。因此，我十分驚訝地獲悉，由於羅貝被打死時她身體不適，人們認為不得不在好幾天時間裡，以最最虛假的理由作為借口，把那些可能使她獲悉這一噩耗的報紙通通藏起來，以便使她不至於因此受到打擊。但是，我更加驚訝的是，我獲悉在人們最終只得向她說出真相之後，公爵夫人哭了一整天，又病倒了，並且花了很長時間——有一個多星期，這在她來說是很長的時間——才得以恢複。當我得知這種痛苦時，我被感動了。這種痛苦使所有的人都會說，我也會肯定地說，在他們之間曾有過深厚的友誼。但是，當我想起這種友誼包含著這麼多惡言中傷，為朋友幫忙又如此缺乏誠意時，我心裡就想，社交界的這種深厚友誼實在算不了什麼。
此外，在不久之後，在一個歷史上更為重要的情況下，不過這種情況並不能使我的心更受感動，德·蓋爾芒特夫人的表現更能博得別人的好感。大家還記得，她在當姑娘時，曾對俄國皇室說過許多大膽放肆的話，在出嫁之後，也一直毫無拘束地同他們談話，這種無拘無束，有時被人指責為不知輕重。在俄國革命之後，也許只有她一人對那些大公夫人和大公表現出無限的忠心。她在戰爭爆發前的那一年，曾使符拉季米爾大公夫人非常惱火，因為她總是把保羅大公平民出身的妻子霍亨費爾森伯爵夫人稱為「保羅大公夫人」。儘管俄國革命沒有真正爆發，我們在彼得堡的大使巴萊奧洛格先生（在外交界是「巴萊奧」，外交界和社交界一樣，有著自以為風趣的縮略語），還是不斷收到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發來的電報，因為公爵夫人想得到瑪麗·帕夫洛芙娜女大公的消息。在很長時間裡，這位公主不斷得到的同情和尊敬的唯一表示，只是來自德·蓋爾芒特夫人一人。
聖盧如果說不是因為他的死，至少是由於他去世前的幾個星期里所做的事，引起的悲傷比公爵夫人的悲傷還要大。其實，在我看到他的那個晚上的第二天，即男爵對莫雷爾說「我是要報仇的」之後過了兩天，聖盧為找到莫雷爾而進行的活動有了結果，就是說他活動的結果是莫雷爾應該服役的那個部隊的將軍得知莫雷爾是逃兵，就派人尋找並逮捕了莫雷爾，將軍為了對聖盧感興趣的人即將受到的處罰向聖盧表示歉意，就寫信給聖盧以便把這件事告訴他。莫雷爾相信他被捕的原因是德·夏呂斯先生懷恨在心。他想起了「我是要報仇的」這句話，認為這就是報仇，就表示希望揭出真相。他說：「我是開了小差。但我走上了邪路，這難道全是我的錯？」他敘述了有關德·夏呂斯先生以及和他同樣鬧翻的德·阿爾讓古爾先生的一些故事，老實說這些故事和他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這兩人是通過情人和性慾倒錯者的雙重媒介對他敘說的，這就使德·夏呂斯先生和德·阿爾讓古爾先生都被逮捕。這一逮捕給他們倆帶來的痛苦，也許要小於他們各自得知對方是自己的情敵這個一直不知道的事實時的痛苦，預審結果表明，他們有大量默默無聞、平平常常和街上找來的情人。不過他們很快就被釋放。莫雷爾也是如此，因為將軍寫給聖盧的信退了回來，上面批了「已去世，死於戰場」。將軍想為死者做些事，就只是把莫雷爾送到前線，莫雷爾在那裡表現勇敢，逃脫了所有的危險，戰爭結束後戴著十字軍功章回來，為了這枚十字軍功章，德·夏呂斯先生以前曾徒勞地為他求情，聖盧則間接地為此付出了生命。從此之後，當我回想起那枚丟失在絮比安那兒的十字軍功章時，我經常在想，要是聖盧還活著，他一定會輕而易舉地在戰後舉行的選舉中被選為議員。戰爭留下了愚蠢的泡沫和榮譽的光輝，如果消除幾個世紀的偏見，在戰爭中失去一個手指的人可以通過出色的婚姻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