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面前，維爾迪蘭夫人不過多地表示她看不起布里肖寫的文章，除非是在她不高興的時候，但靈敏度高一點的男人會從她的臉色中看出。她只有一次批評他的文章中「我」字寫得太多。而他也確實有不斷寫這個字的習慣，這首先是出於教授的習慣，他經常使用一些習慣用語，諸如「我承認」，甚至把「je veux bien que」（「我同意」）說成「je veux que」（「我希望」）：「我希望，戰線的大大擴展必然導致，等等」，但尤其是因為過去是反德雷福斯主義的戰士，在戰爭爆發前早已預感到德國在進行備戰，所以就經常寫道：「我在一八九七年就已揭露。」「我在一九○一年指出。」「我曾在如今已十分罕見的小冊子中提請注意（habent sua fata libelli ）。」然後他保留了這種習慣。他聽到維爾迪蘭夫人批評後滿面通紅，因為批評的調子十分尖銳。「您說得對，夫人。法朗士是我們美妙的懷疑論的溫和大師，要是我沒有弄錯的話，在洪水泛濫之前……他曾是我們的敵人。有的人儘管沒有讀過阿納托爾·法朗士的前言，卻既不喜歡耶穌會會士，也不喜歡孔布 先生，此人曾說，自我總是可憎的。」從此刻起，布里肖就用人們來代替我，但人們並不能防止讀者看出作者在談自己，卻能使作者不斷地談論自己，評論自己最短的句子，用一篇文章來論述一個否定，並且一直在人們的掩護之下。例如，布里肖曾經說過，即使是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說德軍已失去自己的一些價值，他在開頭是這樣寫的：「人們不想在此掩蓋真相。人們曾說過，德軍已失去自己的一些價值。人們並沒有說德軍已不再有很大的價值。人們更不會寫，德軍已不再有任何價值。人們也不會說，優勢取得以後，如果它不是，等等。」總之，只要寫出他不會說的一切，重提他曾在幾年前說過的一切，以及克勞茨維茲 、若米尼 、奧維德 和蒂阿納的阿波隆紐斯 等人在或多或少個世紀以前說的話，布里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收集到一部巨作的材料。遺憾的是，他沒有把它們發表出來。因為這些內容如此豐富的文章至今已無法找到。聖日耳曼區在維爾迪蘭夫人的叱責下，先是在她家裡嘲笑布里肖，但一旦走出這個小圈子的範圍，就開始讚賞布里肖。後來，嘲笑他成為一種時髦的風氣，就像過去欣賞他一樣，即使是那些在讀他的文章時繼續在暗中對他感到興趣的女人，也不再讚賞他，她們只要和別人在一起，就進行嘲笑，以便顯得和別人一樣機靈。在小圈子內，人們對布里肖的議論從未像那個時候這樣多，不過是用嘲笑的口氣議論。任何新來的客人是否聰明的標準，就是他對布里肖的文章看法如何；如果第一次回答得不好，人們就一定會教他，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這些人的聰明。
「最後，我可憐的朋友，這一切都駭人聽聞，我們感到可悲的不光是那些令人厭倦的文章。人們在談論破壞文物，談論被毀壞的塑像。但是，那麼多美妙的年輕人就是無與倫比的彩色塑像，他們的毀滅不也是破壞文物？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漂亮的人，不等於是一座所有的塑像都被毀滅的城市？當我去飯店吃晚飯的時候，如果來接待我的不是頭戴圓錐形女帽，使我感到彷彿走進迪瓦爾飲食店的女招待，就是像迪東神甫 那樣彷彿渾身長滿青苔的小丑，我會有什麼樂趣呢？很好，我親愛的，我認為我有權說這樣的話，因為美在活的物質中畢竟還是美。如果接待你的是佝僂病患者，戴著夾鼻眼鏡，從臉上就看得出享有免服兵役的權利，那真是巨大的樂趣！同過去一直發生的事情不同的是，如果你想在一家飯店裡找到一個漂亮的人，就不應該在接待顧客的堂倌中去找，而要在吃飯的顧客中去找。不過，人們會再次見到一個堂倌，雖說他們常常調動工作，但你要去了解一下那個英國中尉是誰，什麼時候會再來，他也許是第一次來這兒，也許明天就會被打死！正如《聖克萊爾修會修女》 的美妙作者、可愛的莫朗所敘述的那樣，波蘭的奧古斯都用一個團的軍隊去換取一套中國瓷器大花瓶，依我看他做了一筆虧本的交易。您想想，那些身高兩米，站在我們最漂亮的女友們的樓梯邊作為裝飾的高大跟班都被打死。他們中的大部分是應徵入伍的，因為人們反覆對他們說，戰爭將持續兩個月。啊！他們和我不一樣，不知道德國的力量，普魯士民族的勇敢。」他忘乎所以地說道。後來，他發覺他過多地暴露自己的觀點，就說：「我為法國擔心的不光是德國，還有戰爭本身。在後方的人們的想像之中，戰爭只是一場巨大的拳擊賽，他們通過報紙在遠處觀看這場比賽。這可是毫不相干的。這是一場疾病，在一點上彷彿已經治好，在另一點上卻再次惡化。今天努瓦榮 將要解放；明天，人們既沒有麵包也沒有巧克力；後天，認為自己十分安寧，在必要時可以被一顆他意想不到的子彈打中的那個人，將會驚恐萬分，因為他將從報上看到，和他在同一年應徵服役的那批人將被重新徵召入伍。至於那些古建築，一座像蘭斯 那樣在質量上獨一無二的傑作，遭到毀滅也不會使我感到驚恐異常，使我感到驚恐的倒是看到這麼多活的群體毀滅，因為他們能使法國最小的村莊變成優美的楷模。」
我立刻想到了貢佈雷，但我在過去認為，承認我的家庭在貢布雷地位低下，就會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的眼中貶低自己。我心裡在想，勒格朗丹、斯萬、聖盧或莫雷爾是否沒有把我家的情況告訴蓋爾芒特夫婦和德·夏呂斯先生，但是，對我來說，過去的事不說出來要比說出來好受些。我只是希望德·夏呂斯先生不要談論貢佈雷。
「我不想說美國人的壞話，先生，」他繼續說道，「看來他們的慷慨是取之不盡的，由於這場戰爭中沒有總指揮，每個國家都在另一個國家之後很久才進入舞池，而美國人又是在我們幾乎完蛋的時候才開始參戰，所以他們士氣旺盛，而我們打了四年的仗，已經沒有這樣的士氣。即使在戰前，他們也喜歡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藝術，他們出高價買進我們的傑作，現在有許多在他們那兒。但是，這種背井離鄉的藝術，如同巴雷斯先生會說的那樣，卻正是法國不討人喜歡的原因。古堡可以說明教堂，由於教堂曾經是朝聖的地方，所以教堂可以說明武功歌。我無須對我家族和姻親的名聲作過高的評價，另外這裡涉及的也不是這點。但在最近，雖說家裡和我的關係有點冷淡，我為了解決一個股權問題，還是去看望我那個住在貢佈雷的外甥女聖盧。貢布雷在過去只是個小城，就像現在的許多小城一樣。但是，那裡教堂的有些彩繪玻璃窗上，我們的祖先被畫成捐贈者，在另一彩繪玻璃窗上，則畫有我們的紋章。我們在那兒有我們的教堂，有我們的墳墓。這座教堂被法國人和英國人摧毀了，因為它被德國人用作望台。殘存的歷史和藝術的這種混合體代表著法國，現在卻被摧毀，而這種事還沒有結束。當然，我不會出於家族的原因，令人可笑地把貢布雷教堂被毀和蘭斯大教堂被毀相提並論，因為蘭斯大教堂猶如哥特式教堂中的一個奇蹟，它自然地再現了古代雕塑藝術或亞眠雕塑藝術的純真。我不知道聖菲爾曼 高舉的手臂如今是否斷裂。如果是的話，那麼信仰和毅力的最高證明就已從這個世界消失。」——「消失的是它的象徵，先生。」我對他回答道。「我同您一樣，非常喜歡某些象徵。但是，為了象徵而犧牲它所象徵的現實是荒謬的。教堂應該受人喜愛，直至為了保護它們不得不放棄它們所教導的真理的那天。聖菲爾曼高舉手臂，樣子活像指揮官發號施令，彷彿在說：『為了榮譽，我們可以粉身碎骨。』不要為那些石雕而犧牲活人，石雕的美是因為在片刻中把人類的真實固定下來。」——「我理解您說的意思，」德·夏呂斯先生對我回答道，「巴雷斯先生雖說讓我們對斯特拉斯堡的塑像和戴魯萊德先生 之墓進行過多的朝拜，但他寫出了蘭斯大教堂本身對我們來說不如我們步兵的生命寶貴這句話，卻令人感動而又親切。在那兒指揮的德國將軍曾說，蘭斯大教堂對他來說不如一個德國兵的生命寶貴，因此巴雷斯的話使我們那些對德國將軍大發雷霆的報紙顯得可笑。再說，令人惱火而又痛心的是，每個國家都說出同樣的話。德國的工業聯合會宣布必須佔有貝爾福地區，以免使他們的國家受到我們復仇思想的侵襲，其理由同巴雷斯為使我們不受德寇入侵願望的影響而要求得到美因茲的理由一模一樣。為什麼在法國看來，收回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不是進行戰爭的一條充分理由，不是繼續進行戰爭、每年宣戰一次的一條充分理由呢？您似乎認為，勝利從此屬於法國，我衷心希望如此，您對此毫不懷疑。但是，自從協約國不管是否有理，認為自己穩操勝券（從我來說，我當然對這樣的結局感到高興，但我主要看到許多勝利停留在紙上，還有許多則是皮洛士式的勝利 ，付出的代價沒有告訴我們），而德寇則不再認為自己穩操勝券以來，人們看到德國試圖儘快媾和，法國則試圖延長戰爭；法國是正義的法國，有權使人聽到正義的聲音，但法國也是溫和的法國，應該聽到可憐的聲音，即使只是為了它自己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