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我本想去維爾迪蘭夫人家裡，卻遇上了德·夏呂斯先生。當然，我並非像過去那樣在她家裡遇到他；他們的不和越發加深，維爾迪蘭夫人甚至利用目前發生的事件，使他更加威信掃地。她早就說過，她覺得他已經衰退、完蛋，認為他那些所謂的勇敢，比最為因襲守舊的作家還要陳腐，她現在對這種抨擊進行概括，並厭惡他的一切想像，說他是「戰前的」貨色。在她的小圈子看來，戰爭用一條鴻溝把他和現在分割開來，使他退到死水一潭的過去之中。此外——這主要是對消息不太靈通的政界說的，她把他描述成「不倫不類」、「旁門左道」，在社交界的地位是如此，在智力上的才能也是如此。「他不去看望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接待他。」她對邦當先生說，並輕而易舉地使邦當先生相信她的話。不過，在這些話中也有真實的成分。德·夏呂斯先生的地位已經發生變化。他對社交界的關心越來越少，又因性格桀驁不馴，同作為社會精華的大部分人鬧翻，並因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不願同這些人重歸於好，因此，他過著相當孤獨的生活，這種孤獨並不是因為貴族階級的排斥，就像德·維爾巴里西斯夫人去世時的孤獨，但在公眾的眼中卻顯得更加糟糕，其原因有兩個。德·夏呂斯先生的壞名聲現已眾所周知，這就使那些不明情況的人認為，大家是因此而不同他經常來往的，他也就自動拒絕和大家來往。因此，他易怒的性格所產生的印象，是他對人們發怒而蔑視他們。另外，德·維爾巴里西斯夫人有一道很大的屏障：家庭。而德·夏呂斯先生卻在家庭和他之間增添了許多不和。再說，家庭好像並未使他感到興趣，特別是在老區那邊，即古弗瓦西埃那邊。他與古弗瓦西埃家族相反，對藝術作過十分大膽的嘲諷，但他沒有覺察，一位貝戈特最能使他感到興趣的，是他同所有這個老區的親戚關係，是向他描述他那些堂姐妹從騎子街到波旁宮廣場和茜草田街所過的幾乎像外省一般的生活。
此外，維爾迪蘭夫人持有一種並非居高臨下，即更講求實際的觀點，她假裝認為他不是法國人。「他到底是什麼國籍，他是不是奧地利人？」維爾迪蘭夫人並無惡意地問道。——「不，完全不是。」莫萊伯爵夫人回答道，她本能的反應服從於情理，而不是仇恨。——「不，他是普魯士人。」女主人說。「不過我只是對您說說，我知道這事，他對我們說過好幾次，他曾是普魯士上議院的世襲議員，被稱為Durchlaucht 。」——「然而，那不勒斯王后曾對我說……」——「您知道，她是個可怕的女間諜。」維爾迪蘭夫人大聲說道，她沒有忘記這位退位的王后一天晚上在她家裡所持的態度。「我知道這事，而且十分確切，她就是靠這個生活的。如果我們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這些傢伙都應該關到一個集中營去。就得這樣！不管怎樣，您最好還是別去接待這群漂亮的人，因為我知道內政部長在監視他們，您的公館會受到監視。任何事都不會使我消除這種想法，即夏呂斯在兩年之中不斷在我家進行間諜活動。」維爾迪蘭夫人也許在想，人們可能會產生懷疑，極為詳細地報告這個小圈子的組織，是否會引起德國政府的興趣，但她知道，她如果不提高嗓門，她說話的價值只會顯得更高，所以她帶著溫柔而敏銳的神色說：「我從第一天起就會對您說，我和丈夫說過：這個人被帶到我家的方式，我不滿意。這有點鬼鬼祟祟。我們在一個小海灣裡面，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曾擁有一座花園住宅。德國人一定使那個地方變了樣，在那裡建造一個潛艇基地。有些事在當時曾使我感到驚訝，可現在我都明白了。開始時，他不願同我的其他客人一起乘火車來。我很客氣地請他住在城堡的一個房間里。可他不要，情願住在東錫埃爾，那裡有許多部隊。所有這些都使人清楚地聞到間諜活動的味道。」
對於針對夏呂斯男爵的第一個指責，即指責他已經過時，社交界人士會輕而易舉地認為維爾迪蘭夫人說得對。其實，這些人是忘恩負義之徒，因為德·夏呂斯先生可以說是他們的詩人，曾從周圍的社交活動中提取一種詩意，其中有歷史、美、秀麗、詼諧和淺薄的優雅。但是，社交界人士無法理解這種詩意，所以在生活中也看不到任何詩意，就在別處尋找，並把那些比德·夏呂斯先生差無數倍的人，捧得比他高一千倍，那些人蔑視萬物，卻鼓吹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德·夏呂斯先生十分樂意講述一些在無意中變成典型的詞語，並描寫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優雅得十分巧妙的服飾，把她看成美妙的婦女，這就使社交界的一些婦女把他當作傻瓜，因為這些女人認為蒙莫朗西公爵夫人是個無人注意的蠢女人，認為那些裙子做出來可以穿，但別人一點不會顯出注意它們的樣子，她們認為自己更加聰明，會跑到巴黎大學去聽課，或是到眾議院去聽德沙涅爾 演講。
總之，社交界的人們對德·夏呂斯先生感到厭煩，並非因為對他罕見的智力才能了解過深，而是因為從未對此進行了解。人們認為他是「戰前的」貨色，是過時貨，因為這些最不善於評論長處的人，正是在給長處進行分類時最會採取時興的等級的那些人；他們未曾騷擾，甚至沒有觸動過去一代人中有才能的人們，現在卻要抨擊所有這些人，因為這是新一代的標記，人們不會對這一代人有更多的了解。
至於第二個指責，即指責他日耳曼化，社交界人士的中庸思想會使他們拒絕這種指責，但這種指責找到了莫雷爾這位堅持不懈並特別殘酷的代言人，莫雷爾善於在報界乃至社交界保持自己的地位，而這種地位卻是德·夏呂斯先生兩次費了同樣大的力氣才使他得到的，後來也沒有使他失去這種地位，但莫雷爾一直憎恨男爵，不管他曾和男爵保持過何種關係，由於他知道男爵心地善良卻又向許多人加以隱瞞，他的憎恨就更應受到譴責。德·夏呂斯先生對小提琴師非常慷慨，十分體貼，對他顯示出從不食言的認真態度，所以夏利同他分手時對他的印象，並不是一個有惡習的人（他最多把男爵的惡習看作一種疾病），而是一個他從未見到過的高尚思想最多的人，一個極富有同情心的人，具有一種聖人的風度。莫雷爾對此很少否認，即使在同他鬧翻之後，還由衷地對親戚說：「你們可以把自己的兒子託付給他，他只會對你們的兒子產生最好的影響。」因此，當他竭力用文章來折磨男爵時，他在思想上對男爵嘲諷的對象並不是惡習，而是美德。戰前不久，報上的專欄短文對熟悉內情者來說是一目了然的，這些短文開始對德·夏呂斯先生進行最嚴厲的中傷。有篇短文的標題為：《名字以us結尾、享有亡夫遺產的寡婦的不幸遭遇，男爵夫人過去的時日》，維爾迪蘭夫人買了五十份刊登這篇文章的報紙，以便把文章借給熟悉的人們看，而維爾迪蘭先生則表示，連伏爾泰也沒有寫得這樣好，並大聲朗讀這篇文章。自從戰爭爆發以來，調子發生了變化。抨擊的並非只是男爵的性慾倒錯，而且還有他所謂的德國國籍：「Frau Bosch」，「Frau von den Bosch」 是德·夏呂斯先生通常的綽號。一篇具有詩意的文章從貝多芬的某些舞曲中借用了這個標題：《一個德國女人》。最後是兩條消息：《美洲叔叔和法蘭克福姑媽》和《後方男子漢》，其校樣在小圈子內閱讀時曾使布里肖本人感到高興，他大聲說道：「但願十分高超、權勢很大的阿納斯達齊女士別對我們的文章進行刪節！ 」
莫雷爾的法國血液在血管里沸騰，猶如貢佈雷的葡萄汁發酵起泡一樣，他身在報社的辦公室，卻認為戰爭時期待在辦公室里沒有出息，所以最終投筆從戎，雖然維爾迪蘭夫人竭盡全力說服他留在巴黎。當然，她感到氣憤的是，德·康布爾梅先生在他這樣年紀仍留在參謀部里，她在談到任何不去她家的人時說：「這個人是在什麼地方想出辦法躲起來的？」要是有人斷言這個人從第一天起就在第一線，她會毫無顧忌地回答說撒謊，或者也許是她沒有弄錯的習慣：「完全不是，他沒有離開過巴黎，他正在做一件事，這件事幾乎和陪一位部長散步一樣危險，這話是我對您說的，我對您打包票，我是通過一個看到他的人知道這件事的。」但是，對待那些常客卻並非如此，她不願讓他們上前線，認為戰爭非常「使人煩惱」，會使他們疏遠。因此，她進行一切活動使他們留下來，因為這樣她將會得到雙重的樂趣，一是同他們共進晚餐，二是當他們尚未到達或已經出發之時，使他們對無所事事感到沮喪。不過必須使她的常客同意這種圈套式的安排，她看到莫雷爾硬要這樣做感到遺憾，同他談了很久，但白費力氣：「不，您是在這個辦公室里出力，而且比在前線用處更大。需要的是有用處，真正成為戰爭的一部分，並參加進去。有些人參加了進去，另一些人則是遠離火線工作的軍人。而您呢，您參加了進去，請您放心，大家都知道，沒有人會譴責您。」她在不同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不過男人並非如此罕見，她也不必像現在那樣以女客為主，如果有一個男人失去了母親，她就會毫不猶豫地使他相信，他可以繼續出席她的招待會而不會有任何不便。「悲傷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