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那些風雅之士告訴我們，雷諾阿是十九世紀的大畫家。可他們說這話時忘記了時間，即使在十九世紀中葉，雷諾阿也是用了很長時間才被尊為偉大藝術家的。一個獨闢蹊徑的畫家，一個獨樹一幟的藝術家，要像這樣受到公認，必須採用眼科醫生的治療方法。用他們的畫或小說進行治療不總是令人愉快的。治療結束後，醫生對我們說：現在請看吧。我們看見的世界（不是被創造一次，而是經常被創造，就像一個獨出心裁的藝術家經常突然降世一樣）同舊世界大相徑庭，但一清二楚。婦女們在街上行走，和昔日的婦女截然不同，因為她們是雷諾阿的婦女，從前，我們是拒絕承認他畫上的婦女的。車子也是雷諾阿的車子，還有大海和天空：我們渴望在雷諾阿的森林裡散步，可是，當我們第一天看見他的森林時，覺得它什麼都像，唯獨不像森林，比如說它像一幅色調細膩，但就是缺少森林特有色調的掛毯。一個新的不持久的世界就這樣創造出來了。它將存在下去，直到另一個新的別出心裁的畫家或作家掀起一場新的地質災難。
在我身上取代貝戈特的那個作家，不是以事物之間的缺乏聯繫，而是以事物關係的新奇和嚴密使我感到不耐煩。我不習慣這種結構，有的地方讀來讀去總感到讀不下去，每次都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此外，如果一千次中能有一次跟上作家的思路，把他的句子讀完，我就能感受到一種詼諧、真實和魅力，跟我從前讀貝戈特的作品產生的感覺一模一樣，但更有滋味。我思忖，不久前是貝戈特讓我看到了煥然一新的世界，現在，我期待著他的繼承者向我展現一個更新的世界。因此，我尋思，我們向來認為藝術仍停留在荷馬時代，而科學卻從沒有停止發展，這種把藝術和科學割裂的看法究竟有沒有道理。也許，在這一點上藝術和科學十分相似。我認為，每一個標新立異的新作家總比他的前輩有所發展。誰能對我說，二十年後，當我能毫不費力地跟上當今這位新作家的思路的時候，不會出現另一個作家，而當今這個作家不會跑去同貝戈特會合呢？
我同貝戈特談了這個新作家。他的話使我對新作家產生了反感，倒不是因為他使我相信這個作家藝術如何粗陋、淺薄和空洞，而是因為他說他看見這個作家和布洛克長得很像，簡直難分真假。從此，這個作家的書頁上都映著這個形象，我不再認為應該強迫自己去努力理解他的句子了。貝戈特在我面前說他的壞話，我認為與其說是出於對他的成功的妒忌，毋寧說是因為對他的作品一無所知。貝戈特幾乎什麼書也不讀。他的思想大部分已從他的大腦轉入他的書中。他消瘦了，彷彿動過手術，把他那些書割掉了似的。他的創作已本能地枯竭了，因為他所想的幾乎全部創作出來了。他和康復中的病人及產婦一樣，過著單調乏味的生活。他那雙漂亮的眸子變得凝滯，微微有些眼花，就像一個躺在海邊的人，在朦朧的幻想中，凝望著每一個細小的波紋。況且，如果說我不再像過去那樣樂意同他交談，我也並不覺得內疚。他是一個安於習慣的人，無論是簡樸的，還是奢侈的，只要一養成，在一段時間內就成為他的必需。我不知道他第一次到我家來是為了什麼，可以後他每天來是因為他頭天來了。他來我家，如同他去咖啡館一樣，是為了別人不同他說話，為了他能夠——偶爾一次——同別人說話，因此，如果有人想推斷他每天到我家來的原因，怎麼也不會看到他對我們的憂慮有同情心，或對同我交談感興趣。但是，他常來我家對我母親卻不是無關緊要的，我母親對任何可能被看作對她的病人表示敬意的行為都要感動一番。她天天對我說：「可別忘了好好謝謝他呀。」
戈達爾太太也來看望我們了。這是女人特有的關懷，是對她丈夫來我家出診的無償補充，就像一個畫家的妻子在擺姿勢的間隙給我們端來點心一樣。她來向我們推薦她的「侍女」；要是我們喜歡請男人護理，她就去「四處奔波」；看到我們拒絕，她對我們說，她希望這至少不是我們的「推託」。推託一詞在她那個圈子裡是指不接受邀請的借口。她向我們保證，教授在家從不說他的病人，可他憂心忡忡，滿面愁容，就好像是她生了病。以後我們會知道，即使戈達爾大夫為妻子生病擔憂是真的，但作為一個對妻子最不忠實，但最感恩戴德的丈夫，這樣做既嫌不夠，又嫌過分。
盧森堡大公的法定繼承人也給了我同樣有用的幫助，而且方式更令人感動（是最傑出的智慧、最高尚的心靈和最罕見的表達能力的混合物）。我是在巴爾貝克同他相識的，他來看望他的一個嬸嬸盧森堡親王夫人。那時候他只不過是納索伯爵。幾個月後他和另一個盧森堡親王夫人的女兒，一位迷人而且十分富有的小姐結了婚，因為她是一位經營大麵粉企業的親王的獨生女。緊接著，那位膝下無子女，對納索侄兒不勝寵愛的盧森堡大公提請下議院認可納索伯爵為大公的法定繼承人。就像所有這一類婚姻一樣，財產既是障礙，又是動因。在我的記憶中，納索伯爵是我遇見的年輕人中最引人矚目的一個，他和未婚妻的愛情既暗淡又燦爛，那時候，他被他對未婚妻的愛折磨得心緒不寧。在我外祖母生病期間，他不斷給我寫信，我深受感動，媽媽也很激動，她悲傷地用了她母親的一句話：連塞維尼夫人也沒有他說得好。
第六天，媽媽實在拗不過外祖母，只好離開她一會兒，假裝去休息。為了使我外祖母能睡著，我要弗朗索瓦絲待著別動。她不顧我的哀求，還是離開了房間。她愛我的外祖母；她有敏銳的洞察力，悲觀地認為我外祖母沒救了。因此，她想儘可能把她照顧好。但是，剛才她聽說電工來了。這位電工在他那家店裡算得上老資格了，是老闆的連襟，多年來，一直給我們這幢房子修電燈，大家都很尊重他，尤其是絮比安。在外祖母生病前，弗朗索瓦絲就同他約好了。要是我，我就讓他回去，或叫他等一等。可是弗朗索瓦絲的禮節不允許她這樣做，她認為這樣做不禮貌，對不起這個好人。因此，她就只好撂開外祖母了。一刻鐘後，當我怒氣沖沖地到廚房去找她時，看見她正在側梯的「平台」上和那個電工聊天。樓梯上的門敞開著，這樣做有利也有弊，如果我們家的人來了，他們可以裝作正要分手的樣子，可是從敞開的門裡進來的穿堂風可是夠人受的。於是，弗朗索瓦絲趕緊離開電工，一面還大聲問候他的妻子和內兄，剛才她忘記說了。講禮貌是貢佈雷的一大特點，弗朗索瓦絲甚至把它用進外交中了。那些傻瓜認為，豐富多彩的社會現象為人們提供了深入研究人類靈魂的好機會，其實他們應該懂得，只有深入研究一個人，才有可能了解這些現象。弗朗索瓦絲曾不厭其煩地對貢佈雷的園丁說，戰爭是最瘋狂的罪惡，什麼也比不上生存的重要。然而，當俄日戰爭爆發後，她看見法國沒有參戰，沒有幫助「可憐的俄國人」（「既然同他們是盟友」，她說），就覺得對俄國沙皇過意不去。她認為我們這樣做，是對尼古拉二世的失禮，因為他「對我們從來只說好話」。遵照同一個禮儀準則，絮比安請她喝酒時，她從不拒絕，雖然她知道這杯酒會「引起消化不良」；同樣，在我外祖母垂危時刻，她認為她不能不去向那個白跑了一趟的心地善良的電工道歉，否則，就像法國對日本保持中立那樣，會落個不誠實、不守信的罪名。
弗朗索瓦絲的女兒要離開好幾個星期，這樣快就擺脫了她，這對我們是件大好事。在貢佈雷，如果有人生病，人們總要給病人親屬一番勸告：「你們也不設法帶病人出去走一走，換換空氣，恢複一下食慾」等等，弗朗索瓦絲的女兒不僅重複這些陳詞濫調，而且還憑空想出了一個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見解，她每次看見我們，總是不厭其煩地重複，好像要強迫別人相信似的：「她應當一開始就徹底治一治。」她主張什麼樣的治療方法都可以採用，只要能徹底治病就行。至於弗朗索瓦絲，她看見我們給外祖母用藥很少，一方面感到很高興，因為她認為藥物對胃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更覺得丟臉。她有一個遠房親戚住在南方，比較富裕。他們的女兒青春年少就病魔纏身，二十三歲便玉殞香消。在她生病的那幾年中，她父母幾乎傾家蕩產為她買葯，給她請各種醫生，把她送往一個又一個溫泉「治療地」，直到她最後死去。然而，弗朗索瓦絲認為，這對她的親戚猶如一種奢侈品，就好像他們有過幾匹賽馬和一座城堡。他們雖然為失去愛女而心痛欲裂，但他們也為給她治病不惜錢財而感到光榮。他們現在囊空如洗，尤其是失去了最寶貴的財富——他們的掌上明珠，但他們總愛在人前誇耀說，他們為她做了一切，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也只能做到這樣，甚至不如他們。最使他們得意的是，他們可憐的女兒一連幾個月，每天照好幾次紫外線。父親在悲痛中感到幾分光榮和自豪，有時竟然把他的愛女比做巴黎歌劇院的一顆明星，為她傾盡了全部家產。弗朗索瓦絲對這些盡心儘力的表演不會無動於衷。她覺得，我們為外祖母治病不大盡心，只適合在外省一個小舞台上表演。
有一段時間，尿毒症使我外祖母出現了視覺障礙，連續幾天什麼也看不見。她的眼睛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