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車上，他與我對面鋪。車開不久，我們聊了起來。
他是某省某地級市的一名地稅徵收員，50餘歲了，戴眼鏡，健談。若他自己不說是地稅徵收員，我以為他是中學教師，且是教數學的。因他手拿紙筆，聊前在認真演算一本雜誌上的數學題。
他說他從小學起數學就好，中學和高中一向是班裡的數學尖子生，物理化學的成績也不錯，但語文成績卻挺差勁兒，最令他頭疼的是作文。當年若不是語文分數拖了後腿，他說他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學，而非是本省一所普通高校。那麼，現在他就不至於還是一名老地稅徵收員了。
他說當年他們那座城市的人，根本不將稅務徵收員當成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看待。他說當年在他們那兒，市委和市政府緊挨著，各部、委、局、辦，不是和市委在同一座樓里辦公，就是和市政府在同一座樓里辦公。國稅、地稅兩個單位卻另在別處，合用一座很舊的小樓。而前者們才受尊敬，往往被另眼相看。至於出入他們那座小樓的人，被叫做「挎包包收錢的」。有不少人甚至分不清公檢法制服與稅務員制服的區別。某時自己被誤認為是公檢法的人，心裡那份兒感覺怪舒服的。
「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有一種社會現象的變化你也肯定沒太注意。當年和小商小販衝突的還不是城管人員，而是我們收稅員。個體經營合法，我們南方的農民，忽啦一下就湧入了大小城市，賣各種各樣的農副產品。中國農民太迫切地想要掙點兒現錢呀！當年每天能在城裡掙十來元錢，那就足以令他們謝天謝地了。當年城裡人也特歡迎他們，因為可以買到便宜的、新鮮的、以前買不到的東西了。當年我們南方農村並不多麼普遍地使用化肥，因為當年農民負擔重，覺得化肥貴，非萬不得已，那是捨不得花錢買化肥的。所以當年農藥對農產品的污染還不是個大問題。城裡人買的，基本上也是農民們日常吃的，所以城裡人買得放心，吃得放心。不像現在，農民們自己吃的是一小塊地里長的，賣給城裡人吃的是另一大塊地里長的。當年城裡下崗的、待業的，見農民到城裡來擺攤都能掙到點兒錢，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販的大軍。城裡一些人，頭腦自然比農民活絡，有的一兩年就成了萬元戶，騎著摩托背著秤了。當年一些中小城市的官們樂了，有更多的稅可收了呀！至於弄髒了街道，那算什麼呀，雇些人勤掃掃得了唄！官們不太在乎，市民們也不太計較。那時我們比現在忙！哪裡有擺攤的，哪裡有我們。自由市場上更是少不了我們的身影。帶上發票一沓，四面八方收稅。現在的城管是攆小商小販們走，當年我們不攆他們，我們只伸手要錢。領導下達了指標，完不成任務還行？小商小販們掙點兒錢不容易，覺得收多了他們當然不高興。還沒掙幾元錢呢，你還伸手要錢，當然更不高興。衝突常常就是這麼發生的。但我們收稅的很辛苦呀！我們那個區一級稅務所，當年只有兩輛公用自行車，歸領導們騎。我們收稅員，要麼騎家裡的自行車，要麼靠兩條腿匆匆忙忙地從這兒轉移到那兒。當年我們收的是現錢，每人發一個雙層書包，收到了錢就往書包里塞。一層裝發票，一層裝錢。回到所里，財會人員按你撕去了多少發票算你該收回多少錢。錢不夠，那你得補上。你撕發票時不經意，多撕了一兩張，那是你倒霉，要怨怨自己，也得補上。大家將書包里的錢往各自的桌面上一倒時，別人收的都挺多，唯獨你自己收的少，證明工作能力不強啊，臉上不光彩呀！在這種壓力的促使之下，你明天能不掙回點兒面子？這一掙面子，明天和小商小販就可能發生衝突了。他惱火你不體恤他，你還惱火他不體恤你呢！結果呢，可能就都動了手了。甚至，還可能動了刀了。那時收稅員不夠用，各所都擴編。沒有正式名額便招臨時的，臨時的經驗不足，或素質差，經常就和小商小販打起來了。一打起來，市民們向著的是他們。因為在市民眼裡，他們明顯的是弱者。何況，他們是就近滿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的人……」
我問當年收現錢是否容易產生貪污行為。
他說也容易，也不容易。當年也僅是對小商小販們收現錢，總不能指望他們主動把錢交到所里去吧？辛辛苦苦掙5元交1元，掙10元交3元，那得多高的覺悟啊！要求他們有那麼高的覺悟不實際，也不應該呀！我們背著書包走到他們跟前去收，不是也體現著工作的主動性嗎？說貪污不容易，是因為有發票聯數限制著。說也容易，是因為即使規定了一處攤位只收2元，你可以說他賣的是雞鴨魚蛋肉，不同於賣蔬菜的，獲利高，理應多收幾元。如果對方是老實巴交的人，聽你振振有詞地一說，認了，多收那幾元不就是你的了嗎？但也有那較真的，打聽清楚了收稅一律按攤位面積算，於是揭發了你，你的貪污行為不就暴露了么？當年他那個所里，有一名同事就用以上方法，每天貪污十來元，積少成多，兩年多里貪污了六七千元，結果東窗事發，不但被開除了公職，還被判了刑。
「當年我大學畢業後成了收稅員，心裡特鬱悶，我們所長就經常從思想上幫助我。他曾經對我講，當年，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在國外處處摳門得很，誰都不給住地服務員小費，光用英語多說謝謝。聯合國大會還沒結束，中國人的摳門已在住地服務員中出了名，哪兒像現在……」
我猜到了他心裡怎麼想的，明知故問：「哪兒又不像現在了呢？」
他盯著我看了幾秒鐘，狡黠地一笑：「你是北京人，你知道的比我多，別只我自己說起來沒完！聊天嘛，你也說給我聽聽啊！」
我裝糊塗，反問說什麼呀。
他就又滔滔不絕地說起來：「現在咱們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中國人，出國前肯定不只往卡里打兩萬美元吧？他們買一個高級的包兒不是都幾萬美元嗎？和剛改革開放那時候比，只比美元的話，不是可以說富可敵國了嗎？那是人家自己的錢，愛在哪兒花在哪兒花，姑且不論。單說那些公款出國的，大小是個官兒，哪一撥兒不住最高級的地方？更有的，多宰人的外國飯店也非去吃一餐！多貴的外國酒也開幾瓶！反正是公款，不享受白不享受。還都有說詞——不享受丟祖國的臉！真他媽不是人話！不過那麼造也造不了多少錢，是吧？最令干我們這一行的人心疼的是，搞一個什麼偉大建築，就非得請外國佬設計不可！人家有言在先，說那可貴呀！咱們那些出國招標的人卻說，不談錢的問題，錢根本就不是個問題！聽聽，是人話嗎？那花的可都是我們辛辛苦苦收上來的人民的血汗錢！即使表面看問題，我們也收繳了一些大老闆的稅，可說到底，就血汗二字而言，稅錢上沾的還是幹活兒的同胞的血汗。老闆們掙錢只費心機，不流血汗……」
我說標識性建築請不請外國設計師往往也不是政府決定得了的。
他說總而言之，他覺得中國某類人一窮就酸，一富就奢侈。奢侈也是一種淫，淫金錢。某些官員熱衷於搞政績工程，動輒揚言，搞就搞全國最大的、世界一流的，全不顧許許多多百姓的生活水平還處在世界三流四流末流國家的水平，所以說是一富就奢，就淫……
「1986年，我們所長退休前出事了，被一家餐館的老闆舉報有索賄行為。那家餐館不算大，才二十幾套餐桌。我們所長一向對他挺關照，他的稅額是我們所長定的，定得偏低。這一點我們心中有數，但高低也就不過每月差個一兩千元的事兒。我們所長暗中答應他，以後也不會提高他的稅額。可那一年，上邊下達的稅額指標又增加了，全所完成指標太有壓力了，所長就親筆調高了他的納稅額。但事先沒顧上和他打招呼，結果他翻臉了，揭發信寫到了市紀委，說我們所長兒子結婚時，向他借過一萬元錢，三年多了還沒還，分明是企圖賴著不還。幸虧有借據證明是借，法院沒按索賄來判。否則，我們所長就慘了。但那也搞得我們所長名譽掃地，提前幾個月就退休了……」
他說那件事對他影響很深。那一年他們那一座小城市還是縣級市，每到春節，縣委縣政府慰問退休老幹部，正科級的人也在慰問名單上的。在縣城，誰熬到正科級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可所長退休後，像是臭豆腐了，縣委縣政府的團拜車從不在他家門前停。連因為貪污受賄一百多萬判了刑保外就醫的一位副縣長還經常有人背地裡去看望呢，可除了所里的人，所長這個人似乎早死了，不存在了，被一切與他共事過的人徹底忘了。
「知道干我們這行的挺怕什麼嗎？怕老領導退休了或高升了，派來一個新的頭兒。2000年後，全中國的CIP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長著，最高也不過12%、13%，可上級下達的徵稅指標卻一年比一年高，少則15%，多則高到20%，有一年高到30%！老領導沒太大上進心了，也有經驗了，一般不會要求我們超額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可新來的頭兒不同，年輕的必有上進心。新官上任三把火嘛，能力、政績都要通過超額完成指標來證明、來體現嘛！本年度超額了，上邊就會認為還有潛力，於是下一年在超額的基礎上再提高指標。指標得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