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敘述正在朝向其終結飛奔——一切都在促成這個敘述的終結。一切都在湧向和沖向這個終結，世界處在末日來臨的終結氣氛之中——至少對我們德國人而言是這樣，我們的，由於這個結果而遭到顛覆的，被論證為荒謬的，被認為是不幸的錯誤的，被證明是歧路迷途的千年歷史，正在走向虛無，走向絕望，走向史無前例的破產，走上由熊熊烈焰飛舞環繞的地獄之旅。有句德國名言說：只要目的正確，走什麼路都不會錯，所走的每一段路程也都不會錯。如果這句名言所說屬實，那麼也就應該承認，這條通往如此災禍——我是在最嚴格和最宗教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字眼——的道路的每一處，它的每一個點和每一個轉彎，都是不可救藥的，儘管同意這個邏輯可能會令我的那份愛感到苦澀難耐。這種不可救藥是不可避免的，承認這一點並不等於否認我的那份愛。我，一個樸實的德國老頭和學者，熱愛過許許多多德國的東西，是的，曾幾何時，我把自己這渺小的，但卻具有陶醉和奉獻能力的生命全部奉獻給了這份熱愛，這份熱愛常常是驚恐的，這份熱愛始終是膽怯的，然而，這份熱愛卻永遠是忠誠的，永遠是面向非常德意志的人性和藝術家氣質的，即便這種非常德意志的人性和藝術家氣質沾染神秘的罪孽，即便它們不得不恐怖地謝幕，即便如此，我的這份愛也絲毫不會受到影響，這份愛或許，天知道，僅僅就是一種仁慈的餘暉吧。
這場厄運，只要是個人，就不可能不去想到它的實現，不可能不去滿懷對它的期待，我終日貓在我弗萊辛的隱廬里，閉門不出，避免看到外面的慘狀，我們的慕尼黑遭到極度損壞，一座座塑像被砍倒在地，一個個房屋立面從空蕩蕩的眼窩裡向外眺望，擋住那在它們身後裂開的虛空，但它們又通過不斷地加入到已經蓋住鋪石路面的廢墟的行列而給人以似乎很願意將其暴露的印象。我的心臟悲天憫人地隨著我的兒子們的愚蠢的情緒一起抽緊。他們曾經相信過，和這個民族的大眾一樣，曾經相信過，歡呼過，犧牲過和戰鬥過，而現在早就已經和數百萬他們的同類一樣，開始兩眼發獃地品嘗起清醒的滋味，而這種清醒是註定要變為最後的不知所措和全面徹底的絕望的。我，過去沒有能夠相信他們的信仰，分享他們的幸福，現在，他們的精神困境也不會使我和他們走得更近。他們依然還會把他們的這種精神困境歸咎於我——好像如果我當初和他們一起去做他們的那個放蕩邪惡的美夢的話，事情就會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似的。願上帝救助他們。我現在單獨和我的老海倫一起過，她照顧我的生活起居，為我的身體勞心費神，我有時也會從這部書稿里挑出一些她的樸實能夠對付的段落章節來念給她聽，而在覆滅的當口結束這部書稿則是我的全部心思所在。——
那部名為《形象啟示錄》的終結的預言，尖刻而宏大地於1926年2月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響起，這時間約莫是在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之後的一年，而對於這些可怕的事情我先前也已經不得不專門作過報道，另外呢，這部作品的產生部分地也和這些事情遺留給他的沮喪有關，所以，阿德里安並沒有勉強自己一改他平素慣有的矜持去參加這一高度轟動，儘管同時也是伴隨了許多惡毒叫罵和愚蠢狂笑的盛事。這部作品是他酸澀而傲慢的人生當中的兩個主要標誌之一，但他自己卻從未去聽過它——當然，根據他一貫對「聽」所發表的高見，這又不太算得上是什麼值得抱怨的事情。我這邊反正是想辦法抽空去了的，除我之外，我們的熟人圈子裡就只有親愛的讓內特·碩伊爾不顧手頭拮据坐車去法蘭克福觀看了演出，而且看完之後就趕緊跑去普菲弗爾林，用她那極具個性的，混雜著法語和巴伐利亞話的方言，向她的這位朋友講述現場的情況。他那時特別歡迎這個優雅的女農民來拜訪他：此刻對他而言，她的在場令他感到寬慰，她身上有著一股能夠發揮保護作用的力量，而我也確實親眼看見過他，默默地，像是很安全地，和她手拉手地一起坐在那間修道院院長工作室的一個角落裡。這種手拉手並不符合他的一貫作風，這是一種改變，面對這種改變，我是激動的，甚至是喜悅的，但同時也不是一點沒有擔憂的。
在那段時間裡，他也比以前更喜歡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這個和他有著同樣眼睛的傢伙，來看望他。此人雖然仍跟從前一樣惜己如金；不過，只要他，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紳士，一來，他就很樂意陪他到地頭田間走遠路，這是阿德里安所特別喜歡的，尤其是在他無法進行創作的時候，而且，在散步途中，呂迪格爾還會通過給他講些苦澀怪誕的滑稽笑話來增添情趣。一貧如洗的他那時正在為他的一口缺乏照顧且一天不如一天地走向衰敗的牙齒大傷腦筋，所以開口閉口說的全是牙醫如何不誠實，起初裝出一副看在朋友分上優惠為他治療的假象，事後卻突然漫天要價，如何分期付款，預約好的時間如何被一一耽誤，耽誤之後他又如何被迫要另外再找一個幫忙，儘管他心裡清楚得很，這個人也永遠不可能和不準備讓他感到滿意，等等，等等。牙醫把一個肥大的支撐假牙的齒橋壓到他那殘餘的疼痛不止的牙根上，讓他備受折磨，卻不想這些牙根由於負擔太重，還沒過多久就開始鬆動搖晃起來，害得那個人工玩藝兒也跟著變得岌岌可危起來，大有一派陰森恐怖的瓦解之勢，如果真是那樣的話，結果可將是欠下一屁股新的，永遠也償還不清的債務了。「它就要崩塌了，」他毛骨悚然地宣告道，可是，當阿德里安因為他所遭受的所有這些困窘而笑得眼淚都流了出來的時候，他卻絲毫不感到反感，似乎這才是他要達到的目的，甚至於連他自己都會跟個小青年似的笑得前仰後合起來。
他的這種黑色幽默般的陪伴在當時對於這個孤獨的人而言是恰到好處的，而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我天生就不會向他提供幽默，所以，我就盡我所能，為他製造這種陪伴的機會，我的辦法就是鼓動絕大多數情況下是難以說服的呂迪格爾多去普菲弗爾林看他。其實，阿德里安在這一年當中日子過得很是虛空，創作上可謂毫無進展：他沒有任何想法，他的精神停滯不前，從他給我的來信可以看出，這令他感到特別痛苦，特別屈辱，也特別恐懼，這同時也是他拒絕去法蘭克福的一個重要原因，至少他是這樣跟我解釋的。他說，在寫不出更好的東西的情況下去忙活已經寫出來的東西，這是不可能的。過去，只有當你覺得你是超越了它的時候，才是可以忍受的，而不是你明明知道自己當前無能為力，卻還非要傻愣愣地去對它表示驚羨。「荒蕪，近乎呆傻」，在寄往弗萊辛我處的信中他這樣形容他的狀態，稱其是一種「豬狗不如的生活」，一種「具有田園風情的喪失了記憶的植物般的存在」，咒罵這種存在是拯救名譽的唯一的，可憐的辦法，這個辦法可以讓他達到只要能夠擺脫麻木遲鈍，甚至不惜期望爆發戰爭、革命或諸如此類外部喧囂的地步。對於作曲，他確實是一點想像也沒有了，一丁點兒也想不起來該怎麼去做了，而且他堅信，他將再也譜不出一個音符來了。「願地獄憐憫我」，「請你為我可憐的靈魂祈禱吧！」——這樣的措辭在他的來信中反覆出現，這些文獻既令我萬分悲傷，同時又令我感到振奮，因為我告訴自己，現在，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人，就只有我這個青少年時代的遊伴，能夠充當得了這些表白的接收者。
我試圖在我的回信中給予他安慰，我向他指出說，一個人要想超越他當前的狀況去進行思考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總是，從感情上，即便是違背理性地，傾向於把這種狀況當作他的永遠的命運來看待，沒有能力，也就是說，轉過下一個拐角往前看——這也許還更會被認為是惡劣的，而非幸運的情況。他的鬆弛疲乏是再容易解釋不過的了，完全是由於他最近遭遇的一系列殘酷的失望所致。而我也真的是軟弱得很，「詩意」得很，居然把他的這段精神休閑期比作「冬眠的土地」，說新的萌芽正在這片土地的懷抱里孕育，正在偷偷地繼續活動——這，正如我自己也覺得的那樣，雖然是絕對善意的一個比喻，但是，對於他那種極端主義的生存方式，對於他所陷入的那種創造力的釋放與贖罪的癱瘓之間的輪番交替而言，卻也是很不恰當的一個比喻。另外，他的健康狀況出現新一輪低潮也確實同他的創造力的停滯相關，不過，與其說前者是原因，倒不如說它是同時發生的更好：嚴重的偏頭痛的發作使他只能長時間呆在暗處，胃炎、支氣管炎和咽炎輪番上陣折磨他，尤以1926年的冬季為盛，單單這些就足以阻止他的法蘭克福之行了。同樣地，這些疾病也不容分說地、張牙舞爪地阻止了他的另一次從道義上來看應該是更為迫切的行程，這一次病情之嚴重，甚至連他的主治大夫都斷然拒絕了他的成行。
在這年將近年終的時候——說來也怪——同時，幾乎是在同一天，馬克斯·施魏格施迪爾和約拿坦·萊韋屈恩——阿德里安常年客居的那座上巴伐利亞莊園的父親加一家之主和他自己生活在布赫爾農莊那邊的生父，幾乎同時歸天，兩人享年都是七十五歲。母親拍來電報，告訴他說，他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