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這就是我要在我這位已經作古的朋友的傳記中對他那部令我萬般厭惡、反感和迴避，卻又百般愛戴和仰慕的作品所說的全部嗎？不，還不是。我的心裡對它還有一些話要說，但我旋即又決定，那些性質和特徵，它們令我——當然是以一種令人嘆為觀止的方式——感到壓抑和恐懼，更好的說法是：以一種令人害怕的方式激起人的興趣。我說了，我旋即又決定，在對這一切進行刻畫描述時結合那些抽象的苛求，這些苛求是我在西克斯圖斯·克利德威斯先生家裡所舉行的那些討論會上所遭遇到的，關於這些討論會我在前面的章節里就已經有所提及。正是我在這些晚間聚會上的新奇經歷，連同我同時對阿德里安那部孤獨作品的參與一道，使得我的精神感到過度緊張，我那時就生活在這種過度緊張的氣氛中，而這些新奇經歷還真是讓我的體重減輕了整整十四磅。
克利德威斯，版畫家，書籍裝幀藝術家，東亞彩色木刻和陶瓷收藏家，對於這個領域，他也應這個或那個文化團體之邀，在帝國的各個城市，甚至在國外，作些內行和聰明的報告，他是一位矮個的、不顯老的男士，他的說話方式表現出強烈的萊茵黑森地區風格，他的思想異常活躍，他不受傳統僵化的思想意識約束，而是以純粹好奇的方式去窺探時代的種種運動，並聲稱其中一些傳到他耳朵里的東西是「極其重要的」。在他的操勞之下，他那位於施瓦賓區馬爾提烏斯大街的、其接待大廳掛有迷人的中國（出自宋代的）水墨彩畫的居所，便成為舉足輕重的或是消息靈通的以及參與精神生活的頭頭腦腦們的聚集之地，而這其中也囊括了全慕尼黑城所有的頭面人物，而且，他另外還在那裡安排富有哲理的紳士晚會，一種不超過八到九個知名人士的私密圓桌會議，這些會議在晚餐之後大約九點的時候開始，由於這些會議純粹是以自願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為目的的，所以東道主亦無須另外再為招待來客而破費頗多。當然，話又說回來了，這種思想交流也不會將其富有才智的高度緊張保持到底；又鑒於克利德威斯的社會傾向和局限，故而參加者的思想水平仍然顯得有些參差不齊，所以，僅僅出於這個原因，這種思想交流就常常會偏離正題，淪落為舒適愜意的日常閑聊。這不，參加這些會議的就有黑森拿騷大公世家的成員，是兩個正在慕尼黑念大學的友善的年輕人，他們被主人不無羨慕地喚作「美王子」，由於有他們在場，即使只是因為他們的年齡比我們大家要小太多，交談的時候肯定就會有所顧及。我不想說，他們干擾了我們。實際上我們常常會無憂無慮地進行一些內容較為高深的談話，根本不問他們能否聽懂，每當這個時候，他們都會做個謙虛的面帶微笑的或是認真的掛滿一臉驚異的聽眾。對我個人而言，更敗興的卻是那個已經為諸位讀者所熟悉的荒謬騎士的在場，這個叫做哈依姆·布賴薩赫爾博士的傢伙，我早就承認我對他難以容忍，但他的敏銳和覺察能力在這樣的場合似乎又是不可或缺的。而同樣讓我感到生氣的是，工業家布林格爾也屬被邀之列，受邀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稅率等級高，他跟著一起湊熱鬧，對最重大的文化問題大放厥詞。
我只想繼續往下說，當然我也承認，我其實對參加這個圓桌會議的每一個人都鼓不起勇氣來，都不能報以不打折扣的信任——但在這裡，我卻要把也在這個圈子裡旁聽的赫爾穆特·英斯提托利斯作為一個例外，的確，友誼的紐帶通過他的妻子把我和他聯結起來——只是他個人現在又開始讓人產生別樣的憂心忡忡的聯想了。此外還必須問及的是我對溫魯俄 博士，埃貢·溫魯俄的反感，此人是個富有哲學思想的古動物學家，他在他的著述中很有見地地把深海地層及化石知識同那種對古老神話財富的辯護與科學實證結合起來，以至於在他的學說中，只要願意，萬事皆可成真，其實就是一種理想化的達爾文主義，而對於這樣一種達爾文主義，先進發達的人類其實早就不再對其信以為真了。是啊，我對這個有學問、思想上又高度進取的男人的不信任又是從何而來的呢？而我對格奧爾格·福格勒教授的那種不信任又是從何而來的呢？這個文學史家用宗族的視角寫了一部備受關注的《德語文學文獻史》，在這本書里，作家不是被直截了當地當作作家和受過全面教育的特殊人才來對待，而是被當作受到血緣和地域束縛的典型產物來對待，他被認為是源自真實的、具體的、特別的、為他作證的、也為他所證的一隅，他是這個角落的典型產物。這一切確實都非常誠實、勇敢、不摻雜質、具有批判性並值得感謝。藝術學者和丟勒研究專家吉爾根·霍爾茨舒赫爾也是一位讓我同樣莫名其妙地感到不舒服的受邀來賓；另外，完全適用於這一點的還有那個經常到場的詩人丹尼爾·楚赫，此人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瘦子，穿著高領的黑色制服，跟個教士似的，側面看很像猛禽，說起話來猶如放連珠炮一般，讓人聽起來大致是這樣的：「是呀，是呀，沒那麼糟，哦當然嘍，可以這樣說！」嘴裡一邊這樣說，一邊還不斷神經質地、急切地動用大腳趾去敲擊地面。他很愛把雙臂交叉於胸前，或像拿破崙那樣把一隻手藏在懷裡，而他的詩人夢想則是指向這樣一個世界的，這個世界首先是由純粹精神通過血腥戰役來征服的，其次，這個世界永遠是通過白色恐怖和高級的繁育品種來維持的，這就是他在他的，我想，也是唯一的一部作品，即戰前就已經在手工紙上發表的那本《宣言書》里所描繪的藍圖，這部作品可以說是一種縱情享樂的恐怖主義的抒情加雄辯的總爆發，其語言力量之強大，由不得你不承認。這些宣言的落款是一個名叫「救世主皇帝至高無上」的實體，這個實體幹勁沖天地發號施令，它鼓噪軍隊去赴湯蹈火，去征服地球，它發布一天內有效的日令類公告，定下享受兼無情的條件，呼喚貧窮和貞潔，無休無止地連珠炮般揮拳提出絕對服從的要求。「戰士們！」該詩作這樣結尾道：「這個世界——我把它交與你們去搶劫！」
凡此種種，它們都是「美的」，它們也都強烈地自我感覺是「美的」；它們是「美的」，以一種殘酷和絕對美麗的方式，本著那種無恥地東扯西拉、嘻嘻哈哈和不負責任的精神，只有詩人才會允許自己具有這樣的精神——我覺得這是一種極其放肆的美學的胡鬧。赫爾穆特·英斯提托利斯對此自然是偏愛有加，不過，除此之外，作者和作品所享有的聲譽還真是卓著，而且，我對兩者的厭惡本身也不是特別堅決，因為我的這種厭惡同時也是取決於克利德威斯圈子及其苛刻的文化批判性質的診斷結果給我帶來的普遍刺激，而一種思想上的義務感卻又督促著我去認識和了解這些診斷結果。
我現在要嘗試著用儘可能短的篇幅來簡要介紹一下這些診斷結果，我們的東道主認為這些結果是「極為重要的」，他的這種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而丹尼爾·楚赫那公式化的「哦當然嘍，沒那麼糟，是呀，是呀，可以這樣說！」則和這些結果如影隨形，即便它們的目的並不像高呼「救世主皇帝至高無上」口號的誓死效忠的士兵們去搶劫世界那樣直接。這顯然只是象徵性的詩歌，而圓桌會議所涉及的則是對社會學意義上的現實的展望，是對現存的和未來的確定，這些倒是和丹尼爾想像的那些既禁慾又美的恐怖情形有幾分關係。我本人在本書的很前面就已經主動點明：通過戰爭動搖和摧毀看似穩固的生命價值，這一點尤其是在那些因此而在精神上一定程度地領先於別的國家的戰敗國里能夠十分活躍地被感受到。人們非常強烈地感受到，也客觀地認定：個體作為個體已經通過戰爭事件遭受了巨大的價值損失，今天生命正在漫不經心地跨過單個人的頭頂，這種漫不經心其實過去就已經作為普遍的面對個體的痛苦和沉淪的麻木而積澱在人們的心靈深處。這種漫不經心，這種對個人命運的漠不關心，似乎可以視作是剛剛過去的為期四年的血腥教堂落成典禮紀念節日所培育的結果；但是，人們啊，可千萬別被迷惑了雙眼：在這裡也正如在其他有些方面一樣，這場戰爭也就只是完成了以前早就蠢蠢欲動著的、建立在一種新的生命感受基礎之上的東西，它使這種東西變得清晰並使之成為一種戲劇性的體驗，僅此而已。可是，既然這不是一件可以簡單表揚或譴責的事情，而是一件實際感知和確定的事情；而且，既然在對真實的不帶激情的認識之中，正是出於認識的樂趣，總是存在著某種贊同，那麼，一個多方面的、甚至是全面的對資產階級階級傳統，我這裡指的是：對文化教育的價值、啟蒙、博愛，對諸如通過科學教化提升民眾之類的夢想所作的批評，怎麼就不該和這樣一些觀點相結合呢？而居然就是一群搞文化、搞教育、搞科學的男人在進行這種批評——而且在進行這種批評的時候心情還愉快得很，不時發出自鳴得意和興高采烈的哄堂大笑，從而還使得這件事情具有了一種特別的、讓人癢得難受的、抑或也是略顯反常的刺激；而在這種情況下說，這場失敗分配給我們德國人的國體，這種投進我們的懷抱的自由，一句話：這個民主共和國，作為要認真對待的那個被瞄準的新事物的框架，一刻也沒有得到過承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