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說，以克雷齊馬爾的報告為內容的那一章，原本就已經長得叫人深感不安了，而前面這一節的篇幅可更是了得，所用的頁數甚至大大超過了前者，不過，令我聊以自慰的是，我能夠對自己說，讀者不可以因此而怪罪於我。他們因此而提出的過分要求超出我這個作者所能擔負的責任，我可以置之不理。把阿德里安的這份記錄圖省事地隨便甩給某個編輯；把這個「對話」（請注意我給這個詞加上了一對表示抗議的引號，當然我也承認，這樣做只能部分地消除其自身所固有的陰森恐怖）——也就是把這個談話化整為零地分散到各個編了號的章節中去，任何的擔心讀者的接受能力可能會減弱的顧慮，都不會對我有所觸動。我必須用滿懷悲痛的虔敬去再現一件現存的事物，把它從阿德里安的五線譜譜紙上轉抄到我的手稿里來；真的，我不僅是一個詞一個詞地，而且我甚至可以說：也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抄錄下來的——其間常常放下手裡的筆，常常為了恢複而中斷，不是思緒紛繁地在書房裡來回踱步，便是一屁股坐進沙發，雙手合十於額頭之上，故而，我本來只需照抄照搬的一章完成起來竟然不比自己此前所寫的任何一章要快，這聽起來也許很奇怪，但卻真的是事實，因為我的手在這個過程中時不時地就會抖上幾抖。
同記錄自己的思想一樣，意味深長而又思前想後的抄寫其實也是（至少對我而言；不過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在這一點上也贊成我的意見）一項費力而又費時的工作，而讀者早在前面的一些地方就有可能已經低估了我在我這已故朋友的生平故事上所用過的天數和星期數，那麼他現在同樣也有可能在他的想像中是落後於我寫下當前這幾行的這個時刻的，姑且讓他去嘲笑我的迂腐吧。不管怎樣，我認為自己這樣做是正確的，我要讓他知道，自打我開始這些生平記錄以來，時間幾乎已經過去了又一年，而1944年4月也隨著最新一章的撰寫而來臨了。
當然，我的這個日期指的並不是我自己所做的這項工作所處的那個日期——不是我的小說已經寫到的那一個，即1912年的秋季，上一次戰爭爆發的二十個月前，那時阿德里安和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一起返回慕尼黑，他首先在施瓦賓給自己找到一家提供膳宿的小旅店（吉澤娜旅館）住了下來。我不知道這種雙重的紀元為何會如此強烈地吸引我的注意力，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如此迫切地要把它指點出來：這個個人的和事實的紀元，這個敘述者穿行於其中的時間，以及那個被敘述的事物發生於其中的時間。這是兩個時間的運行軌道的一種非常奇特的交叉，另外也是為了再和第三個相結合：即那個時間，讀者有一天將會因為想要接受這被告知的一切而抽出的那個時間，這樣一來，讀者也就和一個三重的時間秩序發生著關聯：他自己的時間、編年史作者的和歷史的時間。
這些苦思冥想在我看來已經漸露疲態，我無意於繼續沉迷其中，我這裡只想補充的是，「歷史的」這個詞有著那麼一股子強烈的陰森氣，用它來指我的寫作所處的那個時代，遠比用它來指我所寫的那個時代要合適得多。最近這幾天對奧德薩所進行的激烈爭奪是一場損失慘重的戰役，結果以黑海之濱的這座名城落入俄國人之手而告終，不過，這個對手沒有能夠擾亂我軍的換防行動。同樣，他肯定也不會在塞瓦斯托波爾 ，我們的另一張王牌，得逞，這個顯然佔優勢的對手似乎現在就想把它從我們手裡奪走。與此同時，隨著我們固若金湯的歐洲堡壘幾乎每天遭受空襲，巨大的恐慌開始四處蔓延開來。這些巨獸投下的炸彈造成了越來越大的毀滅，儘管它們當中也有不少成為我們英勇抵抗的犧牲品，但這又於事何補呢？成千上萬的怪獸讓這個被膽大妄為統一起來的大陸變得暗無天日，我們的城市越來越多地淪為一片廢墟。萊比錫，這座在萊韋屈恩的成長，在他的人生悲劇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城市，不久以前也被狠狠地擊中了：正如我不得不有所耳聞的那樣，它的著名的出版社區只剩下一堆瓦礫，難以數計的寶貴的文獻資料和文獻人才培訓場所被毀於一旦——一個不僅令我們德國人，而且根本就是令全世界熱心文化教育事業的人都會感到萬分沉重的損失，然而，後者似乎願意以盲目的或正確的方式——我不敢對此妄加判定——去容忍這樣的損失。
是的，我擔心，事情會朝著毀滅我們的方向發展，一種被賦以致命靈感的政治讓我們同時和人口最多並有革命威望的大國以及生產能力最大的大國發生衝突——美國這架生產機器看上去甚至不需要開足馬力便能源源不斷地製造出一大堆銳不可當的戰爭工具。而那些神經緊張的民主國家甚至也懂得利用這些可怕的工具，這倒是一個叫人震驚、也叫人清醒的體會，有了這樣的體會之後，我們不再天天去犯下述的習慣性錯誤，以為戰爭就是德意志的一個特權，以為別人在暴力藝術領域肯定都是淺薄的半吊子。我們已經開始，（在這個方面，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和我均不再是例外）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戰爭技術作最壞準備，擔心敵人入侵的緊張與日俱增：佔優勢的武器裝備和數以百萬計的士兵從四面八方向我們的歐洲城堡所展開的進攻——或者我應該說：我們的監獄，我應該說：我們的瘋人院？——正在被期待，而只有對似乎是真正偉大的阻止敵人著陸的預防措施——對這些專門用來保護我們和這個大陸不至於失去我們現在的元首的預防措施——進行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描述，方能夠從思想上去抗衡那種對於未來的普遍恐懼。
顯然，我的寫作所處的時代具有比我所寫的時代，阿德里安的時代，那個只把他引領到我們難以置信的時代門口的時代，強大得多的歷史動力，而我現在的心情則是，我真恨不得去沖著他，真恨不得去沖著所有現在不再和我們一道，過去，當這個開始時，也不再和我們一道的人，去沖著他們大喊一聲「您是有福的！」，大喊一聲發自內心的「願您永遠安息！」。阿德里安在我們的有生之年面前是安全的，這個安全性於我是寶貴的，我對它十分珍視，我可以意識到它，為此我樂於去容忍我繼續置身於其中的這個時代的恐怖。我覺得，我好像是在代表他，是在為他而活，好像不是他，而是我在承擔他肩頭一直沒有能夠承擔的重擔，簡言之，好像我在通過替他而活的方式向他表示一份愛意；這種想像，它儘管虛無縹緲，甚至無異於痴人說夢，但卻令我感到愉快，它迎合了我一直以來所懷有的那種為他服務、幫助他、保護他的願望——這個需要不幸得很，在我朋友活著的時候只得到過非常微小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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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值得注意的是，阿德里安在施瓦賓的那家小旅店只住了兩三天，而他根本也沒有打算在城裡找一套合適的長租房。席爾德克納普在義大利的時候就寫信給他原先在阿瑪利恩大街的房客，從而保證了自己可以重新住回以前的老窩。阿德里安不想再去市政議員夫人羅德家住，也根本無意繼續呆在慕尼黑。他的決定似乎是長時間以來悄然形成的——而且情況還是這樣的，他也沒有事先臨時坐車去瓦爾茨胡特附近的普菲弗爾林考察和商談，而就只是打了一個電話過去，而且還是一個非常簡短的電話。他從吉澤娜旅館打電話給施魏格施迪爾家——接他電話的正好是艾爾澤大媽本人。他首先向人家自我介紹，說他就是以前有幸來莊園考察過的那兩個騎車人之一，緊接著就問人家是否願意，同時可以以什麼樣的價錢把二樓的一間睡房和底層的那間修道院院長工作室作為白天逗留的場所讓與他用。不過，施魏格施迪爾太太並未急著講價，儘管那包括伙食和服務在內的價錢後來證明是非常適中的；她首先要弄清楚對方是當初那兩位來訪者中的哪一位，是作家還是音樂家，在對自己當初的印象進行了一番核實之後，她了解到對方是那位音樂家，於是就本著完全是為他好、為他著想的立場對他的請求提出異議——而她提出異議的方式也只不過如此，即她說，他肯定很清楚什麼對他最有好處。她說，一般出租都是為了賺錢，但他們，施魏格施迪爾家，卻不是這樣的，他們僅僅只會偶爾地，也就是說根據具體情況，接納房客和食客；這一點兩位先生應該是能夠從她上次的介紹中立馬了解到的，而他這個打電話的人是否就構成這樣的偶爾和這樣的情況，這可不是她的事情，這個結論必須由他自己來下。他在他們那裡將會過得很安靜，很單調，另外，生活設施也會很簡陋：沒有浴室，沒有抽水馬桶，取而代之的只有屋外的農家茅廁，而叫她感到吃驚的是，一個年齡，如果她沒有弄錯的話，還不到三十的先生，一個搞藝術的人，竟然不在有文化表演的地方呆著，卻甘願跑到偏僻的農村來安營紮寨。其實，用「吃驚」這個詞是不準確的，她和她丈夫天生就不會吃驚，如果這或許正好就是他在尋找的東西，那他只管來好了，因為太愛大驚小怪的人真的是佔了絕大多數。不過，這樣的一種關係可不能只是心血來潮，住幾天就走，而是從一開始就要有一點長期打算的，因為馬克斯，她的丈夫，還有她本人，都很看重這一點，所以這一條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