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海倫，我親愛的夫人，為我們準備茶飲，窗外，巴伐利亞必有的晨霧逐漸散去，一個清新的秋日隨之開始。與此同時，我從報上得知，我們的潛艇戰重新打響並取得勝利，在24小時之內，至少有12艘船隻成為它的犧牲品，其中包括兩艘載有五百名乘客的客輪，一艘英國的和一艘巴西的。我們把這個戰績歸功於一種由德國技術成功製造的新型魚雷，而對於我們始終活躍的發明精神，對於我們百折不撓的民族才幹，我只覺得，一種無法剋制的滿足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這種才幹始終還在全心全意地為那個政權效力。而正是這個政權把我們引向了戰爭，把一個實實在在的歐洲大陸獻給了我們，用一個德國之歐洲的現實替代了知識分子對於一個歐洲之德國的夢想。然而，這個現實卻是有點令人膽寒的，有點不堪一擊的，也似乎是為世界所不能容忍的。而且，我內心的那種情不自禁的滿足感也再三讓位於另外一種想法，即近期里突然冒出的這些勝利，如不斷有潛艇擊沉新的船隻，或者搞突然襲擊，巧妙劫走義大利被推翻的那位獨裁者 ，諸如此類，其作用應該是相當有限的，充其量也只能喚起一些不切實際的妄想，延長一場在理智的人們看來已經是不再可能打贏的戰爭。這也是我們弗萊辛神學院院長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 的看法，他在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情況下才直言不諱地向我承認這一點，當時我們正在晚飯桌上把酒聊天——這個人當然無法同那位慷慨激昂的學者 相比，人家那可是被血腥扼殺的慕尼黑大學生起義的中心人物，儘管如此，他的世俗理智卻不允許他抱有任何幻想，哪怕是以戰爭的不贏和輸之間的區別作為依據的幻想，也就是向公眾掩蓋這樣的事實，即我們已經孤注一擲，而且，我們征服世界的事業的失敗必然相當於一場最高等級的民族災難的發生。
我把這一切全都說出來的目的，一來是為了提醒讀者，不要忘記我是處在怎樣的歷史時代前提下來寫萊韋屈恩的生平故事的，二來也是為了讓讀者注意，這種因為我的寫作而出現的情緒波動和那種因為時局的動蕩而產生的情緒波動，這兩種波動自始至終又是如何不分彼此地，如何合二為一地交織纏繞在一起的。我說的不是注意力的不集中，因為在我看來，無論外界發生什麼事情，其實都不能分散我用在這部傳記上的精力。儘管如此，儘管有我個人的保證，我恐怕仍然可以說，這樣的時局並不十分有利於促進一種如我所做的工作那樣的工作。而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偏偏就在慕尼黑上演騷亂和處決的節骨眼上，我開始發高燒，打寒戰，被感冒擊倒，十天卧床不起，六十歲的人啊，身心俱損，元氣大傷，花了好長時間才算恢複過來。所以，待我寫下本章最初的幾行文字時，春天和夏天早已過去，秋天只剩下一個尾巴，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這期間，我們經歷了對我們莊嚴的城市從空中所進行的摧毀，如果遭受摧毀的我們不是罪孽深重，那麼，這種摧毀就著實令人髮指，可是，既然我們確實如此，那麼，這種呼天搶地的喊冤就會在空中窒息，並如克勞迪斯國王 的祈禱所說的那樣，「傳不到天上」。不過，這首旨在控訴我們所犯下惡行的文化輓歌，唱響這首輓歌的竟然是那些宣告和製造一場讓世界年輕化的、臭名昭著的野蠻運動的人，竟然是那些以此種身份登上歷史舞台的人，這倒還真是奇特得很呢！這種摧枯拉朽的毀滅多次驚心動魄地靠近我的陋室。丟勒和威利巴爾德·皮爾希海默爾 的城市所遭受的可悲的轟炸已經不再是相隔遙遠的事件；而當末日審判也同樣落到慕尼黑頭上時，我正臉色慘白地坐在我的小屋裡，渾身上下和家裡的牆、門、窗戶玻璃一起震顫，然而，在震顫的同時，我卻依然堅持繼續——用顫抖的手寫著這個生平故事。因為，這隻手在寫作的過程中，出於種種與內容相關的原因，總歸是要抖的，所以，當這種習以為常的現象因為外界的恐怖而有所強化時，我其實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德國的勢力發展壯大激起我們的希望和自豪，要我說呢，我們也已經懷著這樣的希望和自豪去體驗了一把我們的軍隊向俄國的烏合之眾所發起的又一次新的衝鋒，這些烏合之眾正在奮力保衛他們那貧瘠，但顯然又是為他們自己所熱愛著的國家——這一次攻勢發起短短的幾周之後，情況便開始急轉直下，最終反過來變成了俄國的攻勢，僅以土地為例，其損失從此便一發而不可收。美國和加拿大的部隊在西西里島東南岸登陸，希拉庫斯 、卡塔尼亞 、墨西拿 、陶爾米那 的陷落，這些消息讓我們目瞪口呆，我們懷著恐懼和妒忌參半的心情體會到，無論是從好的意義上，還是從壞的意義上來講，我們恐怕都是沒有能力再去做到下面這一點了，即還能夠像一個正常的國家那樣，這個國家的精神狀況尚允許這個國家從一系列駭人聽聞的失敗和損失中得出一個符合理性的普遍結論，從而想辦法擺脫對其實施控制的那個大人物，以便在稍後的時候，當全世界向我們提出要求的時候，我們保證能夠滿足，對於這一點我們恐怕是再也沒有能力去做到的了，這種明確的感覺滲透到我們的每一個毛孔，然而，無條件交出，要我們答應這個要求，這種深重無邊的苦難，這對於我們而言，也未免太深不可測了點吧，這代價也未免太過昂貴了點吧。是的，我們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反對理性和普遍的、具有強烈的悲劇性心靈的民族，我們的愛屬於命運，任何一種命運，如果只有一種的話，哪怕它就是用眾神的晚霞點燃上蒼的毀滅！
莫斯科人在我們的糧倉——烏克蘭境內挺進，我們的部隊靈活地退到第涅伯河一線，與其說是這些重大的事件伴隨著我的工作，倒不如說是我的工作伴隨著這些事件。連日來，這條防線似乎也被證明是難以堅守的，儘管我們的元首匆匆趕來督陣，奮力制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只聽他一語道破天機，呵斥這是「斯大林格勒恐懼症」，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守住第涅伯河一線。這樣的代價，任何的代價，全都付出了，全都是白搭；報紙上所說的這股紅色浪潮，它還將撲向何方，流到哪裡，這個問題就只有留待我們那原本就愛荒誕、喜離奇的想像力去回答了。因為，德國本土可能成為我們所發動的眾多的戰爭中的一個戰場，這的確屬於幻想的範疇，也有悖於所有的安排和預見。二十五年前，我們有意識地在那最後的關頭避免了這種情況的發生，可是現在，我們越來越悲壯和英勇的精神狀態似乎不再允許我們去承認失敗，我們是不撞南牆不回頭。謝天謝地，從東邊蜂擁而來的毀滅要想抵達我們的國家，這中間尚有很長的路程要走，我們可以做好準備，暫時先在這條戰線上忍受一些屈辱，為的是用更加頑強的力量來保衛我們的歐洲生存空間，抗擊德國秩序的西方死敵們。這次對我們美麗的西西里島的入侵根本不能證明敵人也有在義大利全國立足的可能。不幸的是，這一點已經有了成為可能的可能，而上周在那不勒斯爆發的那場呼應盟軍的共產黨起義，使得這座城市似乎不再值得德國軍隊一呆，於是，我們就在徹底搗毀圖書館並在郵政總局放置一枚定時炸彈之後，昂首挺胸地撤離該城。此間，人們議論紛紛，海峽里進行的入侵演練據說是用船隻作掩護的；居民們，雖然不讓這樣做，但他們還是會禁不住在自己心裡犯嘀咕：發生在義大利的事情會不會有可能繼續在這座半島上蔓延，會不會也事與願違地在法國或者別的什麼地方發生，儘管按照規定，我們必須相信歐洲城堡的固若金湯。
不錯，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是對的：我們已經毫無希望可言了。我要說的是：這場戰爭已經是毫無希望可言了，然而，這並不僅僅只是意味著一場毫無希望可言的戰役，它實際上意味著，我們是毫無希望可言的了，毫無希望可言，我們的事業和靈魂，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歷史。德國完了，它就要完了，一場不可名狀的崩潰，經濟的、政治的、道德的和精神的，一句話，無所不包的崩潰，它正在現形——我是多麼願意自己沒有盼望過這種即將來臨的兇險啊，因為那是絕望，是瘋狂。我是多麼願意自己沒有盼望過它的到來啊，因為，我對這個遭受厄運的民族懷有無比深厚的同情，懷有悲痛欲絕的憐憫，而只要一想起他們十年以前的高漲而盲目的熱情，那種抗爭，那種覺醒、爆發和轉變，那個所謂純潔化的新起點，那種種族的再生，這種看似神聖的陶醉，摻雜了大量的野蠻行徑，大量的草菅人命的卑鄙無恥，大量的以褻瀆、折磨、侮辱為樂事的骯髒趣味，其虛偽性昭然若揭，而且，這其中所隱藏著的戰爭的殺機，全部的戰爭的殺機，明眼人一看便知——只要一想到這些，我的心頭便會一陣陣發緊，因為，那時對信仰、熱情和歷史衝動所進行的巨大投資現在即將隨著一場史無前例的破產而煙消雲散。不，我是多麼願意自己沒有盼望過它的到來啊——可是我卻被迫盼望了它的到來——而且我也知道，我過去盼望過，我今天仍在盼望著，並且還將會去歡迎它的到來：因為我仇恨那種對於理性的惡毒鄙視，仇恨那種敵視理性的罪惡的負隅頑抗，仇恨那種對於一個低級神話的鄙俗的肆意崇拜，仇恨那種把墮落和過去不可饒恕地混為